老金就是金岳霖，身边的朋友这样叫他。说起老金这个称谓，我的几个同事兼哥们也一度这样叫我，学生不明就里，但又僭越不得也称老金，便一口一个 金老师地跟着叫起来：拿名作姓了。

老金是哲学家，而且是少有的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另一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冯友兰，在其晚年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界够得上“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只有四个人，第一个人就是金岳霖，其他三人则是梁漱溟、熊十力，及冯氏自己。关于哲学，老金说自己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谈到哲学，我是门外汉，也曾经拿起《论道》来翻看，虽然字都认识，但说些啥，真是不知道。对于金岳霖的哲学本事，冯友兰曾与自己有一个比较，说老金的本事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冯自己则恰恰相反，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对老金的本事，诗人出身的徐志摩体味得到位，徐诗人用他那感性的语言极尽诙谐地调侃老友：“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这就是老金的本事。

“好玩的老金”之“好玩”，用更文的话说，叫雅人深致，这样说更好听些。可我用“好玩”，也有我的道理。“好玩”，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好（hào）玩，说的是老金的天性；一层是好（hǎo）玩，说的是旁观者看老金。

先说老金的好（hào）玩。逻辑是多么枯燥的一门学问，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陈蕴珍（后来的巴金夫人萧珊）就问金老师：“您为什么要搞逻辑？”言外之意是多枯燥无聊呀！没想到金老师乐呵呵地说：“我觉得它好玩。”大家都认为枯燥，他却认为好玩，关键在于老金有天生的逻辑思维。还是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对流行的一句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提出质疑，说这个谚语自相矛盾。如果以“金钱如粪土”为前提，那么“朋友如千金”就会导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朋友如粪土，而且还是一大堆的粪土。说到朋友是一大堆的粪土时，当时的小金为自己的发现，不无得意地大笑起来。正是因为有这个天分，赵元任离开清华时，推荐老金接替自己讲逻辑。老金虽然是大牌的“海龟”，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这个博士是政治学博士，无论是在哥大，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他都几乎没学过逻辑。虽然赶鸭子上架，但也是“趣”高人胆大，老金愣是应承下来了。五年后，老金得到机会到美国进修一年，正式拜哈佛大学谢非教授为师，精研逻辑学，他向老师坦诚相告：“我教过逻辑，可是从来没有学过”。谢非从没听过这等滑稽的事情，不由拊掌大笑。

老金觉得逻辑好玩，讲起来也有趣，学生听起来才有味。比如一次在课堂上，老金讲并不是任何命题都可以证实。道理一般，例子有趣。他说，比如义和团的信条是，诚心则刀枪不入。与洋鬼子交战，大师兄首先冲上去，被洋枪打死了。大家以为一定是大师兄心不诚，才死于枪下。我的心是诚的，死不了，接着二师兄、三师兄……前赴后继地往前冲，也都被打死了。即使人都死光了，“诚心则刀枪不入”的命题依然无法证实。这样好玩、有趣的学问，有时还有用。西南联大时跑警报成了日常功课，老金的一个研究生把跑警报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的人肯定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上，最方便随身携带又最值钱的东西要算是金子了。有人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失金子；有人丢失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跑警报的人，所以完全有可能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每次跑警报结束后，他都会留心巡视众人经过和聚集过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他先后捡到了两个金戒指！这个逻辑的实用性，老金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就是活学活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老金玩逻辑，逻辑成了他的立身之本，成了他玩的主打。同时，还有其他的玩法，则使老金玩法万花筒的色彩益加丰富。据杨步伟回忆，她与赵元任在巴黎时，一次打算到饭馆吃饭站在街边等车，碰巧看见老金在街对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还在做手势，也在等车，就把他叫过来问要不要一同去吃饭，老金当然不客气，说为什么不要。三人就叫了的士到一个不错的馆子，老金一看赵氏夫妇出手阔绰，就更不客气地向他们借钱。因为先前有张奚若的警告，知道老金正谈一个女朋友，出手随意，杨便说没钱，不过有点东西可以拿出去卖。第一天叫老金拿两个戒指出去，没有卖掉，第二天又让他拿去一件貂皮大衣卖，卖了一周也没卖出去，只好借给他30元钱暂用。没想到，三天后老金从意大利来了封信，说30元钱够到意大利玩一趟了，打算在那玩几天，而且如果把皮大衣卖掉了，还可以再多玩几天。碰到玩心如此之重的老金，令杨步伟哭笑不得。

老金也玩蛐蛐，玩的第一只蛐蛐是红牙黑蛐蛐，在试斗的第一天就打败了一个比他大的蛐蛐。但对于动物，他最喜欢的还是鸡。老金曾经养过一对黑狼山鸡，没多长时间，公鸡养到了九斤四两，母鸡也九斤多。由于没有给这对鸡过夜的房子，冬天来时，老金怕冻着它们，就赶紧找书查，说可以喂鱼肝油，老金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对鸡公鸡母被灌得呜呼哀哉、寿终正寝了。这是老金第一次玩鸡，没玩好。后来再玩鸡时，老金还继续喂鱼肝油，不知是再看书，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喂不死了，却喂得母鸡“难产”、下不来蛋了。还是杨步伟回忆，当时赵元任和老金都在清华任教，老金不住清华园内，带着他那个试婚的美国女朋友在城里住。一天，忽然给赵家打了个电话，说有急事，问赵太太能不能进城来一趟。杨步伟问他到底什么事，老金回不能说出来，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杨是妇科医生，料想一定是老金的美国女朋友出了什么事，就回他犯法的事可不能做，老金想了想说，大概不犯法的吧。杨知道老金说话、做事离谱得很，就和赵元任两人进城到他家，美国小姐出来开门，杨步伟使劲看她的肚子，没见凸起的样子，老金迎出来，说赵太太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杨问什么事，老金一本正经地说，我家养的母鸡生不下蛋来，已经三天了，请你动手术给它取出来。杨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叫老金赶紧把鸡抓来，一看鸡大而肥，快有鹅大了，老金说是天天喂鱼肝油吃的。杨看鸡蛋已经有一半在外面，用手一掏就出来了，可是蛋的形状已经像一个葫芦了。老金大叹一声，还是医生呀，不用工具，手一来蛋就出来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匾。杨说你就别胡闹了，赶紧请我们吃烤鸭去，老金就又约了张奚若、丁西林到便易坊大吃了一顿。

老金玩动物外，也爱“玩”人，而且玩的都是老朋友。老金的朋友吴宓苦恋毛彦文，不知什么原因，毛对风流才子吴宓却爱不起来，原因当事人及后人多有猜度，我觉得更多原因还是在吴才子的那副尊容上：“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这一切，都高踞在比常人长半倍的脖颈之上。”温源宁这如椽妙笔惹得吴宓大光其火，且把账误记在了温源宁高足钱钟书头上，为此钱才子赶紧作诗撇清：“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沥难得笔如椽。”这副尊容可能让毛女士“想说爱你不容易”，竟以33岁的妙龄，嫁给了66岁的老名士熊希龄。可当年吴宓追得昏天黑地，不仅抛弃了发妻，而且在报纸上大发其爱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闻！”朋友见了觉得不像话，就要老金去劝劝。不愧为政治学出身，老金一上来就给吴宓谈起公域、私域的区分，说“老吴呀，你的诗如何我不懂，但是内容是爱情，而且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的事情，而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说得有板有眼，且有理，但接下来却说得没节了：“就比如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拿到报纸上去宣传。”气得吴宓那跟烧了小煤块一样的两眼直盯着老金，深陷双腮中的两片嘴唇快速触碰了十余回，才迸出了一句话：“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老金过后回忆说，把爱情和上厕所归到一块，确实不伦不类，玩笑有点玩大了。

还有一个玩笑也与厕所有关。清华当年有“三荪”，即陈岱荪、叶企荪、金龙荪（老金的字），都是终身未娶的单身汉。老金尤佩服陈岱荪，称他很能办事。清华有文理法三个学院，陈岱荪就是法学院院长，一次校长梅贻琦南下，委托陈代理校事。就是在此期间，老金让这位他认为很能办事的代校长，替他办一件事：拿入厕的手纸，还煞有介事地给陈代校长写了个条子：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这是老金“玩”人中的官了，但他不玩官。原因是官不好玩，且感觉做官“很亏”，还有他的一套逻辑：“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其实主要的逻辑就是维护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用老金的话就是“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可是，老金后来还是“被”当官了。1952年老金被调整到北大，老朋友周培源要他当哲学系主任，老金直接说，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都是朋友，老金不好再推，就当起官来了。上任伊始，就有人对老金当面大骂一通。老金说，在旧社会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可是新社会世道变了，结果是骂人者不走，挨骂者不辞。什么事情都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了。后来到社科院哲学所，又被任命为副所长。另一副所长对他说，应该坐办公室办公。老金不知道“公”是如何办的，但是到办公室坐是可以办到的。就恭而敬之地来到办公室，而且还坐起来。可坐了整个上午，不但无“公”事可办，而且连个人也见不到来，白白地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惹得老金就再也不来了。后来哲学所做出决议，解除了他的行政职务，封他为一级研究员。老金想，这也不错，一级研究员肯定是高级干部。他这个想法马上被打破，老金在首都医院住院，医院把他安排在一间前后都是玻璃通明透亮的大房间，老金眼睛有病，怕光，要求医院给他调成单间，医院不给调，原因是他不是高级干部，老金才知道一级研究员原来不是高级干部。看来，只有官才能是高级干部。老金不但被当官，而且经过思想改造，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老金认为“没有能够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者所能既敬且爱公而忘私的共产党人”。至于为什么？老金还是用他擅长的形式逻辑来推导。他说，如果从自然法则的因果关系来说，应该是可能的；然而从事态因缘与结局来看，则大概不会。简单地说，老金这样的人虽然可以成为好的共产党员，然而大概不会。

下面再说好（hǎo）玩的老金。在旁观者看来，最好玩的，可能就是老金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一次，老金给陶孟和打电话，陶的服务员接的电话，问：“您哪位？”老金一怔，我是谁呀，记不得了，答不出来，就说请陶先生说话就行。可老陶的服务员是一个拗相公，请求再三还是不行，非得让老金说出尊姓大名来。老金回头瞥见自己的车伕，就问王喜，真是乃主乃仆，王喜直接回：“我不知道。”老金不愧是逻辑高手，再次追问：“你没有听见人说过？”王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语惊醒梦中人，由姓把名字也想起来了。对于老金，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说得既有趣又到位：“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无独有偶，怪事成双。据说潘梓年在一个签名场合上，忽然不记得自己的姓名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他还是想不起来：“阿里个潘呀？”老金谈起这个掌故时，不无得意地说：“说一个字还不够。”意思是，还不如我呢。

老金为人童朴，不事琢饰，一生如此，至老尤是。一次，社科院哲学所所长和党组书记到家看望老金，一见面，老金就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登时弄得来访者一头雾水。老金接着说，大学《逻辑》那本书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可是《知识论》那本书我要钱。所长听后，才释然，解释说，是要稿费。老金不买账，说，稿费两个字好听一些，其实还是钱那个东西。

老金为人“糊涂”，为学较真。当年在清华忝列教授会成员，一次张奚若约他次日参加教授会议，老金满口应承。第二天张来叫他，老金正碰到一个逻辑难题，百思不得其解，对张挥挥手，说你自己去罢。虽然是老朋友，张还是面带悻色，老金则浑然不觉，仍低头深思在他的逻辑王国中。当时在哥大做博士论文时，他反对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做中国题目，虽然好做，但是外国导师无法指导。因此，老金做的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格林（T.H.Green）的政治思想，而胡适、冯友兰做的都是中国题目。所以，老金有点看轻胡适。说是看轻，其实老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在言行中都表露出来。一是言，对于胡适，老金说：“我不大懂他。”至于为什么不大懂，则来自一次对话。两人谈到necessary时，胡说：“根本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老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老金还要再“必然”下去，就被胡博士“必然”地打断了。因此，老金认为这个名满天下的胡博士一定有毛病，原因就是“他是搞哲学的呀”！一是行，其实还是言，是由言而引起的行。这个由言而引起的行，被老朋友们认为老金好远、有趣。那是1944年，老金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以及饶毓泰在纽约的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讲学的事。赵元任主张胡适租住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房子，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这时，老金开始打趣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老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老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老金摊开两手，作难说态，赵不明就里追问“太”什么，老金回：“太伊于胡底了呀！”四人顿时大笑，赵笑得尤其厉害，可是胡适没有笑。拿名满天下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开涮，老金的“动作”大了点，惹得胡博士非常地不高兴。还有一次朋友聚会时，胡适大谈特谈自己的一篇文章，甚为得意，见到老金便问看到这篇文章了吗，老金回看到了。胡再问：“如何？”老金答道：“非常好！”接着老金又对胡适说：“如果在开头加上一句话，就堪称完美了。”胡适讨教：“加上哪句话？”老金严肃地说：“我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闻者听后，无不暴笑。原来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哲学是什么”，又搞得胡博士“伊于胡底”地尴尬。

多年之后，胡适才对老金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个多年，是两人已经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的时候了。在那头的胡适，听说老友老金成为这头思想改造成功的一个范例，认为在外力下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正转变是不可能的，并在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英译本写序言时，特别举了老金的例子，说新政权“已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从语气上来看，胡适倾向于后一判断，这也是事隔多年后胡博士对老友反幽了一默。对于老金这一逻辑的头脑，能够被成功地改造，后来诠释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我倒认为，老金的一个行为艺术，其实是对他改造过程及其结果的一个有趣展示。

由于是湖南同乡的缘故，老金清晰地记得同毛泽东吃过四次饭，其中一次并蒙主席厚爱，餐间给了老金几只辣椒。老金也不含糊，受之辣椒，还以对联，毛泽东七十岁时，为其拟了一副寿联：“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马屁拍得也够可以。当年毛泽东的《实践论》发表后，老金写了一篇学习文章。毛泽东知道后，托人告诉他这位老乡，学习《实践论》关键在于实践，要老金应该多多地接触群众。怎么接触群众呢，老金想了好久，终于想出来了，租了一个三轮车把自己拉到王府井去转。原因是王府井人多，群众多，便于接触。你再看奔赴王府井的大街上，老金“两只手紧紧抓住门拉手，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向前方，端坐在平板车上”，惹得满街的人都当他是怪物。还有人叫住他，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老金说没办法，因为特别怕冷，所以必须穿这个玩意儿。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搞得这么热闹的行为艺术，我觉得是老金童心泛起，却又玩得有深意存焉，同其老友陈寅恪晚年“著书惟剩颂红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年思想被阉的知识分子争颂从马到毛等大小新圣之时，陈氏却独撰《柳如是别传》，为“婊子”立传，其因由可有多端，但其中讽喻之义定当存焉。

要收束了，但一时不知如何收，只有再抄《金岳霖回忆录》的头，权为本文的尾了。其实，从下面短短的字行中，我们即可看到老金的思维模式，乃至人生况味。

老朋友姜丕之要我写回忆录，说过几次，我都没有同意。理由是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忆的。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同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