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公民权与国家》一书中，张英洪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土地制度和农民身份的变迁为主线，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发展公民权的进度，为我们反省历史和迈步未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并且，作者行文精警有力，其中多有发人深省的语句，现撷录一二。

——回首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我们发现，社会进步的车轮往往是那些有志于献身人类共同利益的勇士们的双手最先推动的。

——一个正义的社会，既不是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社会，也不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发展成果的社会。

——毫无疑问，知识的局限与学科的分离，往往限制了学者的思维空间。任何伟大的学者也只仅仅对宇宙和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不把任何学说当教条而停止思考的脚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前贤与今人已有知识的阶梯上继续往上攀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自负地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于人，从而重蹈历史上常见的暴力打倒他人旧权威却强制树立自己新权威之故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如海纳百川之胸襟，在学术的融合中升华自我，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出火花。

——这个政权远远不满足于做一个历朝历代都扮演过的“征税者”的角色——征税显然对这个新政权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它还要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想路线图，最坚决最彻底地与旧世界决裂，然后雄心勃勃地去建设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换言之，一个怀抱远大革命理想而将政治权力“用于建构和维持彻底意识形态化世界”的全能主义积极国家出现了。

——不管农民愿意与否，高兴与否，接受与否，欢迎与否，新政权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空前地深入和控制乡村社会。每家每户都切身感受到了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已经出现在家门口。从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可以躲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双重干预的“世外桃源”。

——在常规状况下，屈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要时刻忍受权势阶层不受制约的掠夺。儒家伦理为这种不平等社会的延续输送着强大的精神抚慰。但一旦强者掠夺弱者突破了生存底线，社会不平等突破了社会稳定的临界点时，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就要发生了。这是中国两千多年王朝政治的运行逻辑。传统中国不能有效地消除社会两极分化状态，它既不能有力抑制强者的掠夺欲望，又不能有效保障弱者的生存权利。这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和扩张提供了最有利的社会土壤。

——阶级斗争的理论传入中国后，社会弱者找到了反抗强者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武器。当这种武器被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政党所掌握，且掌握这种理论武器的政党充分动员底层群众并激起底层群众对强者和社会的深刻仇恨时，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就会如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挡。

——追求特权而不珍视人权，是中国传统皇权社会无可规避的最大陷阱。

——令人迷惑的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其国民的基本要求不是“法律下的自由”与“道德上的诚实”，而是要其在权势面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至今在农村，“为人老实”仍然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正面评价。人们由此或许能理解为什么“忠厚老实”四字能成为形容中国农民最普遍的经典词汇。

——中国人开始陶醉在对革命的绝对崇拜之中。“反革命罪”是革命岁月里最罪大恶极的罪名。即使在中国进入改革年代后，改革的旗帜也要打上革命的标签才能在众人心中获得正当性和权威性，如众所周知的流行话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假以革命的声威来为改革颁发出生证和通行证。

——人是一个充满各种强烈欲望的神奇动物，欲望既驱动人类创造文明，又诱导人类制造邪恶。如果没有理性的启示、道德的规范、法律的制约和正义的引导，邪恶将伴随着放纵的欲望泛滥成灾。

——土改实质上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地主富农等农村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

——人除了是一个欲望的动物外，也是一个观念的动物。观念之对于人脑犹如软件之对于电脑。某种神圣的观念一旦注入人的大脑并被大脑接收时，这种观念就将强烈地牵引着整个肉体为之运转。

——经过暴力革命洗礼的社会，就像经过洪水肆虐的大地一样，必然要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浩劫之后，才能缓慢重现生机。

——在双重两极社会结构中，必然催生多重的暴力，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暴力社会。富者为富不仁，欺压穷人，对穷人滥用暴力；贫者共同仇富，杀富济贫，对富人滥用暴力；官吏民脂民膏，对百姓滥用暴力；民众逼上梁山，痛杀贪官污吏，对官吏滥用暴力。这是传统中国不能解决的暴力社会结构图。

——一个国家，如果它不能保障穷人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富人的权利；如果它不能保障民众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官吏的权利；如果它不能保障弱者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强者的权利。反之亦然，即如果富人的权利不保，穷人的权利也难保；官吏的权利不保，民众的权利也难保；如果强者的权利不保，弱者的权利也难保。如果一个国家只保障某个阶层或部分人的权利，那就是一个特权的社会，特权社会必然潜伏不可化解的治理危机——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

——在两极社会中，当国家丧失了和平解决贫富对立和官民对立的机制和能力时，野蛮的暴力就会成为社会各方的共同选择。

——土改以极端的暴力方式解决了中国农村绵延下来的贫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它只是暂时解决了“双重两极社会”矛盾中的一重矛盾，即贫富对立的矛盾，而官民对立的矛盾并未予以解决。同时，在以后的社会重建中，如果国家缺乏新的再分配能力，两极分化导致贫富对立的矛盾又将重新出现。这正是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个新表征。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将“老实”作为对其国民的一项基本政治要求。在权力面前“老老实实”而不是在法律面前“自由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传统政治家看来，似乎只有国民个个“老老实实”，政权才能“坚如磐石”。

——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国民不能驯服权力，反而被权力所驯服，日积月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老实政治文化”，每个人都被戴上了“权力的枷锁”，成为“老实的政治动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被规训为“忠厚老实”的共同性格。在权势面前，普通百姓只有“老实低头”才能生存下去，而阴谋家也只有先披上“老实”的外衣才能寻找到政治投机的缝隙。“老实政治学”既使民族丧失了创造活力与勃勃生机，也使政治生活充斥着阴险和残忍。人们常常看到，“老实”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而“诚实”却从人的心灵深处消遁。

——革命专政必然排斥民主法治秩序。在实行革命专政中，专政的对象往往被扣上阶级敌人或人民敌人的政治帽子。一方面，一旦某一类人被扣上阶级敌人或人民敌人的帽子，这一类人中不管是守法的还是不守法的，不管是在传统价值观念中被视为好人或坏人，都将一律受到残酷无情地镇压和批斗。像地富阶级中，既有作恶多端者，也有守法为善者；既有为富不仁的，也有急公好义的。而在贫苦农民中，既有忠厚老实守法者，也有行凶作奸犯科者。但在专政理论中，地主富农阶级则一律列为革命专政的对象。国家不再保护守法的阶级敌人，也不再惩罚犯法的革命群众。专政必然是人治的而非法治的。专政环境中此起彼伏的狂热政治运动，会使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都无法建立。

——革命专政已专政到了连施行专政的人都被置于专政的恐怖之中。

——现代国家的构建是一个权力不断集中化的过程，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将造就无与伦比的权力“巨无霸”。如果没有相应的现代立宪规则的约束和传统道德秩序的引导，走向疯狂的“巨无霸”式的国家权力足以毁灭人类自身。

——那些不懂得以及无力控制国家权力的民族，即不能建立有效立宪政体的国家，都将饱尝那高高在上而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的恣意蹂躏之苦。

——土改中的地主阶级，只不过是排斥人权法治而一路高歌猛进的革命政权全面开动专政机器的第一批对象物和牺牲品

——在土改运动中，一大批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阶级敌人，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他们却对自己那双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双手感到心安理得，进而引以为荣。缺乏基本的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交集。

——排除利益攸关方的民主参与和对话协商，是中国传统政治运行中的一个严重弊端。地主、富农只不过是规则单边主义政治运行逻辑的第一批牺牲品。

——毫无疑问，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社会是非正义性的，但对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说，多数人暴力剥夺少数人的社会同样是非正义的。

——新政权取代以至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权力，一双不受控制的“权力之手”时刻在农民面前左右挥舞。翻了身的贫苦农民被置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支配之下。被新政权指定要为“万恶的旧社会”承担全部责任的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被彻底消灭，地主富农的幸存者及其子女则长期处于被改造被歧视的地位，他们一瞬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在日后的蹉跎岁月里沦落为新的“贫苦农民”。

——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崇拜和对苏联模式实践的盲目崇拜，紧紧地纠缠着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头脑。他们不仅自己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而且还要强制他们的同胞像他们一样地服膺苏联模式。

——长期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人头脑所造成的深刻禁锢，将成为日后中国启动和推进改革的重大思维障碍。在未来的改革年代，改革者只有首先祭起“解放思想”的旗帜，才有可能为改革开辟新的道路。

——农村基层干部在集体化运动中盛行的对农民“强迫命令”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至今仍是农村基层工作的一项重要遗产，成为国家推行依法行政的主要障碍。

——共产党革命摧毁了族权、神权、绅权和夫权对农民的“束缚”，但却将被摧毁的所有旧的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到新政权手中。农民面对集政权、族权、神权、绅权和夫权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于一身的全能主义的新政权，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的“利维坦”。

——国家强制组织的农村集体单位，只不过为一个个分散的“马铃薯”提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袋子”。社队干部就成为根据上级政策要求不断“扎紧马铃薯口袋”的代理人。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最大难题，不在于如何治民，而在于如何治吏。

——向干部彻底地低头表示服从，是社员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有时，甚至简单的服从也不能完全确保社员的安全无虞。基层干部在土改中普遍采取的针对地主富农这些阶级敌人的暴力专政的斗争方式，开始用来对付自己的革命同志——普通社员了。

——在人支配人的等级结构中，几乎每个人既是支配人的支配者，又是被人支配的服从者。这种看似稳固的人对人的支配与服从的政治社会结构，排斥了正义与法律对人的心灵的征服，势必蕴涵着不可预期的各种风险，最终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一同吞噬。

——饥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种粮人反而无粮，饿死的常常是种田的农夫。

——这是一个以权力的中心兼并真理的中心、以权力的等级决定真理的等级的时代。

——饥荒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生产粮食的农民饥肠辘辘，而支配粮食的干部则脑满肠肥。

——中国灾难性的大饥荒，一方面缘于国家强制剥夺农民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换权利，另一方面国家又没有建立涵盖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无异于捆绑起农民的手脚而又拒不给农民送饭，其悲惨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连私下的言论都要遭到无情的批斗，那么在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指望还有什么诚实正直的新闻报道。官方媒体在连篇累牍地重复吹嘘假大空的“巨大成就”时不知疲惫，而对任何被认为可能会“损害社会主义光辉形象”的现实问题则讳莫如深。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肆意摧毁了作为良知守护者和社会批判者的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必将在无知、盲从、野蛮、虚伪和丑恶泛滥中忍受长期的煎熬。

——从此，浮夸和谎言像瘟疫一样更加大肆泛滥开来。在以后的社会重建中，这个伟大的民族必将长期承受谎言的折磨，“讲真话”将成为他们热切渴望却难以寻觅到的稀缺之物。

——干部浮夸说谎易，农民无米下锅难。为谎言政治付出惨重代价的，是百姓的无数性命和国家的巨大创伤。

——历史与现实已充分揭示，不少在当时看似“大逆不道”的不同意见或反对声音，事后证明其常常与真理靠得更近，对人类文明的昭示与推动的贡献往往更大。

——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如未能建立容纳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的体制，言论自由不能确立为一种基本的信仰，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将不断地承受将其民族的先知和良心当着“罪犯”惩处后的心灵伤痛。

——在表达自由得不到法律保障的传统专制体制中，人们今天或许为历史上的一桩文字狱平反，而明天却又可能造一桩新的文字狱。

——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标杆在于，民众对政府及政治领导人的公开或私下批评，不再是一种政治错误和刑事犯罪，而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公共责任。

——党为农民设计了天堂般的“乌托邦”理想，并不容置疑地驱赶着农民朝向“乌托邦”的目标奔跑。这是中国农村集体化的基本意蕴。

——农业集体化运动使农民成了政治精英追求社会理想而驾驭的工具。在这里，国家的职能不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是驱赶着农民朝向政治精英设计的乌托邦目标迈进。只要国家热衷于某一高尚的目标而驾驭农民，农民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意志自主，国家也不会有真正构筑在民心基础上的繁荣富强。

——在消灭农村第一批阶级敌人——地主富农阶级之后，阶级敌人的涵义和对象在不断地刷新，只要当局愿意，谁都可能是阶级敌人当之无误的候选人。

——国家给每一个农民及其子孙后代人人都系上一条“户籍之绳”，将其牢牢捆绑在农村这个天地间。农民向往城市生活的欲望被扼杀，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就像被截断了水源流进又流出的水塘，静止、腐臭以及丧失生机后的死亡就会悄悄降临。

——没有宪法和法律，放纵的权力横行势必泛滥成灾，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将被野蛮地打翻在地，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将任由专横权力的百般蹂躏。

——几千年来，中国人不能驯服权力，却反被权力所驯服，这是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倍受磨难的主要因素。

——因为抽象的权力掌握在领导手中，所以中国人特别害怕官、特别恭维官、特别想当官。整个政治社会实质上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在领导面前，每个人都自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每一个领导也都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在上级面前则卑躬屈膝。谁夺得最高权力，谁就是最大的主子。在权力的阶梯上拼命往上爬，以成为地位更高的主子，就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在对权力的疯狂争夺中，谁最卑鄙无耻，谁就可能夺得权力并抓住权力。

——左倾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践踏人权，极左则是极端滥用权力极端践踏人权。

——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建立的全能主义国家，将一切社会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为却又无所负责。整个社会的舞台上就只上演政治权力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称赞的“权力独角戏”。

——全能主义国家好似一颗削砍了所有枝叶而独留主干的光杆大树，虽主干独秀而貌似雄伟，但没有枝叶的大树终因无法进行天然的光合作用而将逐渐丧失生机。经过全能主义统治的国家，犹如遭受一场特大火灾肆虐后的山头，面对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只有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才能使一切重获生机。

——谁想暴力垄断权力，谁就可能被暴力夺走权力。国民党就饱尝了这一政治定律的全部滋味。一方面，国民党品尝了暴力推翻垄断权力的满清王朝的个中滋味；另一方面，夺得国家权力而又试图垄断权力的国民党，又尝到了被共产党夺走权力的一杯苦酒。国民党虽然是以现代政党的身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但它却遵循着传统专制政治的运行逻辑，其不幸的结果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与1949年在大陆失去执政地位导致无数人头落地完全不同，国民党这一次的下台，不仅没有因下台而掉下一颗脑袋，而且从此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再生，从一个奉行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党，和平转型为具有竞争性的民主政党。国民党主动的民主转型，既规避了因下台而被政敌残酷清算的历史宿命，又为中国人探索民主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可资经验。

——一党独裁遍地灾，践行民主天地宽。今日国民党在台湾的和平下台上台，与其曾在大陆血腥的暴力上台下台已不可同日而语。台湾的民主化，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民主并非与中国“水土不服”。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民主化的台湾，是中国人最难能可贵的民主政治试验“特区”。如果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在宪政民主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那必定是中华民族之福。

——事实表明，陷入苏联模式思维圈套之中的 毛泽东 及其开国元勋们，不可能为自己的国家构建一个建基于本国传统而又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民主政治架构，这给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制造了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命运。

——痴迷于极左思维范式的极左人士或许没有认识到，极左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将“阶级敌人”肆意“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极左的可怕之处还在于那些热衷于极左的人也大都成为极左政治的牺牲品。中国许多极左人士的命运轨迹，无非是以残暴践踏同胞的人权开始，以自己的人权被同样践踏而结束。

——黄河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龙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说来也真巧，中国政策的变动调整也正象黄河与舞龙灯一样，呈现出某种屡试不爽的两个“规律性”。一个是，凡是不利于国民利益的政策出台，如果中央开了一寸的口子，到基层就会被撕裂到一丈宽，政策的执行就象黄河一样，清澈的源头到了下游就会骤然变得浑浊不堪进而泛滥成灾。假如中央开口每个县可以杀掉100个地主，那么各县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深受其害；如果中央开口向每个农民征收10元的税费，农民就将付出成百上千元的代价。另一个是，凡是有利于国民利益的政策出台，从中央传达到农村基层，犹如挥舞的龙头经过龙身再波动到龙尾一样，一种可称之为“舞龙幅度递减律”将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龙头在高高挥舞，到龙尾就只剩下轻轻的一摆。假如中央决心给农民减负5%，农民能实际减负1%，就谢天谢地了；如果中央决心补贴农民100元，农民能实际拿到10元，那还称得上龙尾仍在跟着龙头摆。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中国，政治的运行就像推磨，上面不推，下面不动。全国各地都在紧盯着从北京中南海伸出的权力之手，然后随其左右挥舞而起伏波动。没有中央的统一决定和部署，地方就不会主动去平反辖区内的冤假错案——哪怕其辖区内已冤案如山。

——平反是人治社会一种特殊的恢复社会正义的政治纠错机制，其实质是以政治方式实现权利的事后救济。

——在专制社会，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运行，如同开动了一台巨型绞肉机，它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打上“专制制造”商标的各种品牌的冤假错案产品，向历史与现实批发和零售。

——平反作为一种能够带来“迟到正义”的政治机制，是中国几千专制政治的副产品，一个相对而言难能可贵的副产品，一个专制和人治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无可替代的权利救济机制。英国谚语云“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人治社会中，不是没有任何权利，而是一切权利都可能被践踏；同理，在人治社会中，也不是没有权利救济，而是救济常常迟到或者归于无效。

——极左思想路线的实质在于放纵专横的权力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摧残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人治社会中，冤案常有而平反不常有。只要存在不受约束的权力，只要人的尊严和价值还没有成为执政者新的共同信念，只要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现代国家法治体系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起来，那么，任何平反冤假错案的努力就都追赶不上制造冤假错案的步伐。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现代法治国家，它就不可能杜绝权力滥用症——冤假错案的不断发生。

——长期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固定的话语范式：“以前打倒你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为你平反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左右逢源的思维方式和政治逻辑，深深扎根于当权者的头脑之中，其实质就是轻轻地抹去了权力所有者滥用权力的任何责任，甚至连良心的反省与自责都不必要了。在非法治的社会中，公权力无论怎样随心所欲，它似乎都能找到“高尚”的借口。以此方式面对国家罪错，不可能充分反思历史的伤痛，而缺乏制度反省与心灵忏悔的民族，就可能再犯历史的错误。

——平反与摘帽的区别在于，平反是执政者承认革命专政中的过错，并对被错误专政的对象予以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而摘帽只是对幸存下来的阶级敌人专政的终止而不是对专政过错的认可。

——毋庸置疑，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聪明的中国人却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了束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全能体制。苏联体制不仅不能容纳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自主选择和自由发展，相反它却压抑和摧残一切进步的新生力量，它欢迎投机取巧和奸诈残忍之辈，却把忠厚正直和良善人士打入监牢。中国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中却因苏联模式的输入而倍经挫折和磨难。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中间自然蕴藏着追求社会正义和进步的力量，犹如大地自然富有生机一样。传统的压制型政治体制如同一部不知疲惫的时刻守候在旁的除草机，一旦发现新草长出地面，就立即开足马力予以铲除。但令人惊奇的是，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然现象一样，人类社会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地追求正义的社会现象。无论多么残暴的统治砍掉了多少颗正义的脑袋，新的正义的力量总会在新生的人的头脑中重新成长起来。

——给农民“松绑”，让农民自由选择，农民就会利用获得的自由之手，编织起自己的生活梦想。历史和现实似乎都提供了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

——被强行塞进麻袋的“马铃薯”，没有阳光雨露和土壤，自然丧失了生机。一旦遭遇潮湿的天气，就会发生大量的“霉烂”。大饥荒正是麻袋中的“马铃薯”遭遇“政治潮湿气候”的一次“大霉烂”。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犹如打开了被扎紧几十年的麻袋的口子，并将一只只麻袋推倒在地，从而使“马铃薯”得以滚出麻袋，散满大地。接触到土壤、呼吸到空气、沐浴到阳光雨露的马铃薯自然而然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就是去集体化后中国农民分化流动的最初图景。

——对中国几千年政治结构来说，最困难的不在于如何“治民”而在于如何“治吏”。吏治的腐败从来就是中国难以有效解决的政治难题。

——乡镇官员似乎愿意放下“文官”的架子，乐于以“武官”的面目在农民的家门口登场。

——在日常工作中动辄对农民滥施暴力的基层干部，他们虽然在填报相关表格时均不忘注明自己远高于农民的学历身份，但他们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个虽揣有高等教育文凭却还没有文明进化的“两足兽”。

——中国几千年来的苛捐杂税再伴以权力的专横，将极具创造力的农民驯化和折磨成举世皆知的“贫困”和“忠厚老实”的身份形象。

——权利观念的输入和生长，使中国农民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面对官吏的掠夺和压榨，农民从长期扮演的传统社会的“造反者”和“夺权者”，转变为当代社会的“维权者”。农民的这个历史性转型，或许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

——农民“维权”对于国家的价值迥异于“夺权”的地方在于，它以和平的方式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权”是对现存体制的认同与维护。而“夺权”则是对现存体制的颠覆与否决，其方式是以暴力手段实现“夺权者”自身地位的急剧变化，即政治精英的非规范化更替。不过，即使是成功的“夺权者”，也面临着被他人以同样方式“夺权”的巨大风险。

——当贫困的村民们一旦知道了乡村干部残暴地将从自己身上强行搜刮去的“血汗钱”用于“呷花酒”进行“性消费”的勾当时，即使是半身不遂的人都要气愤地站起来。

——在地方官僚腐败网络中，腐败者无罪，而揭露和批评腐败分子的人却身陷囹圄。

——地方官吏与农民的对立关系，或者说，地方官吏对农民肆无忌惮的欺压和掠夺，始终是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话语下中，形成了关心“稳定结果”的上级政权与关心“纯粹利益”的社会黑恶势力共同增援乡镇政权的政治态势。这样求得“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压倒”了社会正义。而“压倒”社会正义的“稳定”，犹如建筑在沙滩上的阁楼而摇摇欲坠——只有那些自鸣得意的“政治近视眼”才看不到“稳定”表面掩盖下的深刻危机。

——在传统专制社会，官员将那些据理争辩、讨个说法的农民蔑称为“刁民”。其实，所谓“刁民”，就是非法治社会中的权利觉醒者与权益捍卫者。

——在当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喜欢将捍卫个人正当权利的公民蔑称为“钉子户”。所谓“钉子户”，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地方公权力在运行中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阻力者”，这个“阻力者”是具备了权利意识的公民。“钉子户”的概念最准确地反映了公权力的专横和傲慢。面对所谓阻挡公权力横行的“钉子户”，政府无不欲一举拔除而后快。很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大张旗鼓“拔除钉子户”的过程，实质上是公然践踏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过程。

——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来说，中央空前地授予农民“尚方宝剑”以抵抗地方政府非法收缴税费的行为，但中央却没有建立农民具体使用这把“宝剑”的相应制度，就是说，它没有将“尚方宝剑”的使用“秘诀”告诉农民。当农民们连连赞叹“尚方宝剑”如何了得之时，地方政权却对农民举起了“专政铁拳”。“天高皇帝远”，农民敬奉的“尚方宝剑”在地方政权的“专政铁拳”面前立即呈现“法宝”失灵的尴尬局面。结果，双方一对阵，“尚方宝剑”和农民自身都被收进了地方政权的“锦囊”之中。这似乎应验了一句古语：“好龙斗不过地头蛇”。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十分奇怪的社会现象是，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往往与监狱结有不解之缘。放眼古今中外，那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车轮的，不知有多少出自坐过监狱的人的双手，又不知有多少推动社会进步车轮的双手却被禁闭在监狱的铁窗里。

——在经历了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后的中国，整个民族都在承受“假话”和“谎言”的长期折磨。在那个讲真话有罪而讲假话却受到嘉奖的制度中，“讲假话”就成为这个国家连年大获丰收的社会“主产品”，而“讲真话”则显得比黄金还要稀缺。

——对于一个长期经受谎言肆虐和折磨的国家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首先从讲真话开始。

——人类的政治经验表明，最糟糕的可能并不是一个“政府强加于人民的宪法”，而是即使是政府强加于人民的宪法也得不到政府自身遵守的宪法。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化、勤劳智慧的民族，如要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并非难事，难的是构建尊重和保障人权、确保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制度结构。

——在中国国运衰败之际，俄国成为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者中既趁机掠夺中国大片领土又大举入侵中国头脑的唯一国家。近代以来的俄国不仅贪得无厌地蚕食鲸吞大片中国领土，而且还野心勃勃地支配了中国精英分子的头脑，并通过支配精英分子而支配整个中国。

——被俄国思想洗脑的人，不仅完全丧失自我思考的能力，而且连反思这种思想的能力也几乎丧失殆尽。

——中国照搬苏联模式犹如开凿一条思想观念的“北水南调”工程，滚滚引进俄国的思想洪流（主要是列宁 斯大林 主义）来浇灌中华的大地，使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社会土壤严重盐碱化。这块饱经沧桑而严重盐碱化的社会土壤，注定要承受几代人的痛苦磨难后才可能缓慢趋于改良。

——作为欲望无穷的人类，却生活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面对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的矛盾，争做皇帝以满足和放纵欲望几乎是传统中国人的普遍梦想。

——权力无论集中在中央，抑或集中在地方或部门，都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并孳生邪恶。

——在权力不受制约而又暗箱操作中，谁的权力越大，谁搞腐败的几率就越大。对于腐败问题，有民谣称：“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反腐败常常上演一出“腐败分子反腐败”的政治滑稽戏。大的腐败分子端坐在主席台上装腔作势、声色俱厉地作反腐败工作报告，小的腐败分子坐在台下严肃认真、道貌岸然地听反腐败工作报告，这构成了制度性腐败社会的一幅反讽图景。

——如果国家未能为全体国民创建统一的公民身份，那么，国民名义上为国家所统治，实则被彼此分割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基层单位所控制。

——如果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不断解放思想，实现思想自由，完全摆脱俄国人对其民族头脑的长期支配，彻底革除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重新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理性回归人类主流文明，主动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民众的普遍意愿，将传统中国的仁政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宪政文明结合起来，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与保障农民认同于现代国家的公民身份，使每个农民在职业上享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在身份上拥有完全的公民权利，那么，中国也许就只有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的农民，而不再有恼人的农民问题。

来源： 凤凰网读书 ， http://book.ifeng.com/shuzhai/detail_2013_09/30/30030006_0.shtml

刊发时间：2013年09月30日 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