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进入后冷战时期，现代国际体系始终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进入新千年之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本文为此较为全面地考察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解析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西方学者对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国际格局“多元无极化”的客观发展特征。
关键词： 国际体系;国际格局;权力;极;多元无极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至今，现代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始终处于转型之中，而权力的扩散与转移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推手。本文将就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与转移，西方学者对由此引起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在后冷战时期发展走向的不同看法与学术争论，以及当前国际格局客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作考察和分析，以求教于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的各路方家学者。
一、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的两层含义
人类进入新千年之后，整个世界在20世纪末冷战终结以后10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演变。毫无疑问，在新千年，全球范围内迄今所发生的最为令人眩目的变化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power)的扩散(diffusion)和转移(transformation)。这里所谓的“权力”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概念，它也经常被称为“力量”(比如我们常将military power称为军事力量，political power称为政治力量，economic power则称为经济力量等)、“强权”(比如将power politics称为强权政治)、“势力”(比如将balance of power称为均势或势力均衡)等。在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研究中，不论将“权力”称为“力量”还是“强权”，或是“势力”，它都是指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actor)[1]所具备的影响他者(其他行为体)及体系本身的能力。在现代国际体系形成(1648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影响他者和体系本身的能力主要集中在现代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手中，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政治学中常常将具有影响力的大国称为“power”或“great powers”(过去中文曾将此语翻译为“列强”)。毫无疑问，地处欧美的西方大国(英语称为“west powers”，中文过去翻译为“西方列强”)则长时间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维持着控制权力的主导地位。由此，冷战终结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所产生的权力扩散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在国家之间扩散，其主要的表现在于非西方大国和中等国家的权力不断上升；另一则为现代国际体系中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层面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在过去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西方列强或西方大国把持着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权力，然而，冷战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之后，这一状况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非西方国家的权力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中明显地不断增加并且依然还在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成为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与中国一样被美国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O'Neill)在21世纪初确认的所谓“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等非西方新兴大国也发展迅速。据统计，金砖四国(中、巴、俄、印)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26％，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左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总量的20％，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以上，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约50％。[2]在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同时，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国家其中包括传统从属于西方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非西方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埃及等，以及介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它们的权力显然也在持续地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在2005年高盛集团又提出了“新钻十一国(Next－11，简称N－11)”概念，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认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潜力仅次于“金砖国家”。
十分明显，非西方大国及中等国家权力的不断增强，不仅导致当前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强国能够扮演超级霸权国的角色，即使美国依然被称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促使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不可能仅由几个大国的互动来决定。另一方面，传统的西方大国如美国和西欧诸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地处东方但从属西方的日本等，它们的权力虽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过程中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却并没有由此而被非西方的新兴大国以及中等国家所取代。美国迄今仍然保持着世界主要强国的地位，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依然独占鳌头，西欧诸大国的综合国力虽然与它们最为强盛的时期相比已经下降不少，但是依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先的地位，比如以单个国家计算，德国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四，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力量虽然比德国稍差，但是它们的军事力量迄今仍位于世界的前列。同时日本的经济力量也并没有因为被中国超越而骤然下降，它依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以国家为单位的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
总之，从国家层面权力扩散的客观实际来看，第一，传统上处于现代国际体系核心地位的西方欧美大国和日本等再也不能运用所掌握的权力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事务；第二，原先处于国际体系边缘或半边缘的新兴大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但是却并没有因此而取代传统上的西方大国，而是与现存的西方大国一起共同运用自己的权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第三，由于中等国家的权力也在同时不断地增强，因此不仅单个大国或超级大国运用自身超强的力量左右世界已经成为不可能，而且仅仅依赖几个大国运用自身力量来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走向也十分困难。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当前国际体系中国家层面的权力扩散仅仅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分析当前国际体系中另一层面的权力扩散与转移，即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与转移。在很大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非政府组织，从地方到跨国的公民社会网络及公民社会运动，私营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以及遍及全球的大都市乃至跻身于所谓中产阶级的个人都在不断地扩展自己对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即不断地增强他、她或他们自身的权力和扮演更为显著的国际角色。
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国际政府间组织都是参与其中的国家扩展自己权力的载体，同时又都具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其中作为区域主义(regionalism)[3]载体的区域一体化国际政府间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乃至非洲联盟等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影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权力。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非国家行为体如私人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化大都市等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上升日益明显，并且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权力的上升并非都能对人类的安全、发展和福利做出积极的贡献。比如全球金融跨国公司的贪婪行为会导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发生剧烈的震荡，而极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并且可能会进一步对人类社会的安全和福祉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样，世界各地富裕和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已经并将继续为很多新地区的繁荣提供强大驱动力，但是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加剧了社会排斥和对公共服务的压力，在世界性大都市维护人性化的生活条件也已同时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诸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倡议网络、国际化大都市等非国家行为体权力不断上升紧密关联的是个人影响国际体系的权力也不断增强。首先、全球人口的寿命已经而且将不断地提高，这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全球卫生网络系统的不断完善，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不断下降。其次、全世界的脱贫人口已经获得极大地提高，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UNMDG)计划的不断推动下，21世纪头五年的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使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从1990年的18亿减少到2005年的14亿。与此同时，相应的贫困率从46％下降至27％。[4]未来大部分的世界人口将不再贫困，虽然在撒哈拉以南的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很小部分的亚洲国家依然将存在相当部分处于赤贫的人口。再次，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不断加强，城市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就以中国为例，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而据统计，按照目前全球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到60％。[5]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信息革命不断覆盖整个地球的过程中，中产阶级人群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也即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形成了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全球中产阶级。全球中产阶级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个人价值观的改变，作为中产阶级的个人在对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变革和全球事务的发展更为敏感。而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互联网则不断地赋权于作为中产阶级一份子的个体公民。与前几代人相比，全球中产阶级公民们在有关他们未来的事情上正在寻求更大的发言权。他们已经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共同面临的威胁，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高度联系的世界上的单一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他们的个体权力的增长也对现代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本身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也一定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期望，作为中产阶级个体的公民们希望从他们的政府得到的物品与这些政府所能提供的物品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会成为摩擦、冲突甚至反抗之源。[6]
二、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等概念的考辨
冷战终结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所发生的上述两个层面的权力扩散和转移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直接的影响，导致其发生重大的转型。从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所谓国际体系是指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层面由结构(structure)和相互作用着的单元(units)所构成的整体，其中的“结构是全系统范围的组件，它使得将系统(体系)看作一个整体成为可能。”[7]因此，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是决定国际体系形态和走向的关键因素，而通常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将国际体系中系统层面的结构称为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structure)。由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也就是国际格局产生了新的发展、变化和走向。也正因为如此，自冷战终结以来，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对现实的国际格局演变问题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以至国内有学者认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认识，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以及国家领导人制定国家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都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是做研究和制定政策的起点。”[8]
毫无疑问，当前的国际体系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9]所确立起来的现代国际体系，而现代国际体系自其从欧洲形成开始，就在其结构层面确定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单元的国际格局。随着之后欧洲列强的向全世界扩张，全球性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格局逐渐形成，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主导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由此，迄今国内大部分国际关系学学者都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构成中，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集合的基础上，以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等战略力量角色及其组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和局面。”[10]这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在国内国际关系学术界，认为国际格局是指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结构状态，反映出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政治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看法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就如前文已经分析和指出过的那样，自上个世纪末冷战终结之后，特别是自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已经不断地在国家之间扩散，并且持续地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因此，当前的国际格局是否依然由国家和国家集团所构成，就需要我们做进一步考察和研究，而这恰恰是当前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大问题，因为只有厘清了这一有关当前国际格局构成的理论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辨析当前国际格局的新发展和走向，认清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大方向。
由于长期以来现代国际体系的结构——国际格局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因此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通常运用“极”(pole)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发展，而所谓的“极”就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权力中心或曰大国，即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里具有支配能力的大国或国家集团。现代国际体系自17世纪产生之后，其结构层面的国际格局直到20世纪中叶始终维持着“多极”(multipolar)状态，虽然多极国际格局本身时常随着大国的兴起而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极国际格局为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格局所取代。但是，两极国际格局仅持续了40余年便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终结。随着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两极”后的国际格局走向展开了全面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并就何种国际格局构成的国际体系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展开讨论。
三、西方学者有关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走向的学术争论
早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际，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就在《外交》(Foreign Affairs)[11]上发表《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文章，提出：随着苏东集团的瓦解，两极世界将为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所取代。他还宣称，认为两极后的世界将是权力在数个强国中分散的多极世界的观念是错误的。[12]克劳萨默的观点与美国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决策者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的观点十分相左。基辛格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五大力量中心的命题，为国际格局多极化理论奠定了基础。冷战后他在其名著《大外交》(Diplomacy)中指出：“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的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13]布热津斯基也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 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中认为：虽然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14]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也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反复论证两极格局后的世界将会回复到类似19世纪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多极体系。
然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政策决策者们则坚持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是美国称霸的单极格局，1999年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杂志上发表《单极世界的稳定性》("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更全面地论证后冷战时期美国将领导建立单极世界，并提出这样的单极世界是稳定和和平的。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著名的鹰派人物，美国国防部军事策划人之一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则更是早在1992年就在他与副手斯库特?利比(Scooterlibby)共同撰写的《1994－1999财年防务计划指针》(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for the 1994-1999 Fiscal Years)中提倡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实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15]他还成功促使第一届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的单极化外交政策。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也在2003年提出“多极世界不能促进和平”的观点并且十分推崇美国独霸的单极国际格局。[16]此外，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珊?卡普斯坦(Ethan B.Kapstein)和米切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以及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也在他们所编的论文集《单极政治：现实主义和冷战后的国家战略》(Unipolar Politics :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America Unrivaled: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中强调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一个单极的国际格局。伊肯伯里非常明确地提出：“取代冷战时期两极世界的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且，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遭到其他大国联合抵制。”[17]
应当指出，随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作用下持续地发生深刻的转型，相当部分的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用超然于单极和多极观的眼光来探讨和分析国际格局的新发展。早在1995年，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R.Barber)就在其迄今已经再版多次并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的《圣战对抗巨无霸世界——全球主义与部落主义如何正在重塑世界》(Jihad vs.Mc World:How Globalismand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提出了全球化和部落化正重塑世界以致产生既非单极也非多极的世界。[18]之后，美国著名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立者之一小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Nye,Jr.)则在世纪之交推出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一书中指出：今天权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度空间的国际象棋。其中第一度即军事力量这一维度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但是第二度也就是经济力量这一维度则是多极的，而第三度作为国际格局大棋盘的底部更是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如果将三度空间统合在一起观察，眼前的世界就很难用“极”的概念来做界定了。[19]2003年，尽管当时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认为当前的世界应该而且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但是，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Institut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es et Stratégiques)所长帕斯卡尔?波尼法斯(Pasca lBoniface)却同时提出了“我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既非多极亦非单极”的观点。[20]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重量级学者开始谈论“无极世界”(Nonpolar World)的理念，尽管有关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无极化”或“无极世界”的观点早已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产生了。[21]2007年1月31日，英国著名智库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IISS)所长约翰?齐普曼(John Chipman)在该所重点出版物《2007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 2007)报告发布会上提出了世界走向“无极化”的论说。他指出：“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极世界之中。美国的权力既强大到能设定国际行动日程，但又软弱得无法有效地在全球执行这样的议程。其它强权无论是国家还是次国家都有力量足以对抗美国的日程，但是却又无力塑造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或推行一不受外界影响而能持久的地区日程。”[22]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杂志主编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在2008年《外交》5/6月号上发表了《无极时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一文，全面探讨了当前国际格局的无极化。他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是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23]很明显，哈斯的“无极世界”论说不仅超越了大国中心论，而且强调构成当前国际格局的单元不仅仅为国家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哈斯还认为：“无极世界将充满困难与危险，但通过促进全球更为深入的一体化则可以在无极世界中寻求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由几个(大国)政府建立起一个核心集团，而其他国家则承诺推进合作性的多边主义。这可被称为‘协调的无极(格局)’。”[24]由此可见，哈斯虽然在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认知上超越了大国中心论，但是却在提供解决无极世界所带来危险的方案上则又回到了大国中心观。
四、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转移导致多元无极国际格局的显现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简单讨论，也就是通过对冷战终结至今现代国际体系中权力扩散与转移，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极”的相互关系，以及西方学者有关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判断等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系统范围组件的国际格局在后冷战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随着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与转移，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形成直接影响的单元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而单元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由单元所建构的国际格局也发生剧烈的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现代国际体系的客观发展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国家被视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单元，而决定国际格局走向的则是这唯一单元中的大国，并且这样的大国被称为“极”或“力量中心(power center)”。于是，由数个大国形成均势的国际格局被称为“多极格局”，两个大国(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的国际格局则是“两极格局”，而单个超级大国操控的国际格局就为“单极格局”。当前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转移从两个方面对体系中的单元形成影响。
第一，对国际体系发展演变具有作用力的国家已经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如金砖国家目前实际上已经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央，新兴的中等国家如新钻十一国也雄心勃勃地参与和影响着当今各项国际事务，而其中被称为“薄荷糖国家”的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因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合并起来为“MINT”，其意思为“薄荷糖”)四国的影响力则更为明显一点。同时，发达国家中的中等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挪威等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明显。更有甚者，在当今相当部分的全球事务中，比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小国(小岛国)的作用与影响着实不可小觑。这也就是说，新兴大国、中等国家乃至小国已经能与传统大国一起共同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发展演变产生影响。这一切意味着仅从国家层面看，国际格局的单元已经远非数个，而是十数乃至数十甚至上百个。
第二，当下对国际体系发展演变具有作用力的不仅有大小不等的国家行为体，而且还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国家尤其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并且诸如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政府间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尚未能比肩国家，特别是未能比肩大国，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国际事务，比如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高政治领域，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替代的，在国际经济事务领域跨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而在诸如应对世界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甚至不敢忽视的。所有这一切无疑雄辩地说明，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构成当前国际体系的单元已然从单一走向多元，并且排除非国家行为体而仅仅将国家(大国)作为建构国际格局的单元已经很难解释现实国际体系的特征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
正是因为当前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单元在后冷战时期的权力扩散和转移过程中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变化，所以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的走向及其特征展开了前文已经考察过的学术争论，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随着现代国际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数量因权力的扩散而倍增，同时具有影响力的单元随着权力的转移而从单一的国家向多元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发展，比较传统的依然强调单个、两个或多个大国决定国际格局走向的西方“单极”、“两极”或“多极”论说与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既非“单极”也非“多极”而是“无极”的论说相比较，显然比较缺乏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以大国为中心的“极”化国际格局已经在当前国际体系的权力扩散与转移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具有影响力的力量中心(power center也即权力中心)——国家远远超过10个以上，构成国际体系系统组件的国际格局就难以形成所谓“极”的格局了，因为正如常言所云：多中心等于无中心，多不胜数的“极”实际就是“无极”。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当现实的国际体系中非国家行为体随着权力的转移而在全球化世界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过去以大国为基础的“极”的国际格局就更加不可避免地要被以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为基础的“多元无极”国际格局所取代。由于非国家行为体本身与国家是性质相异的单元，因此，只要承认当前国际体系中除了国家之外非国家行为体也具有形塑国际体系的能力，那么就难以再用“单极”、“两极”或“多极”来描述现实的国际格局，因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所谓的“极”指的就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当然，如果坚持认为当今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依然只是单一的单元，即认为只有国家并且从根本上而言只有大国才是决定当前国际体系走向的行为体，那么继续使用“单极”、“两极”或“多极”概念来描述国际格局在当前全球化世界的发展演变似乎也依然能自圆其说。然而，当前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客观现实却颇为明确地展示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正共同影响着现实的国际政治，因为“民族国家的作用在更为复杂的格局中正被其他角色如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所补充。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舞台上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它并不是惟一的主要角色”[25]。由此，当前国际体系单元的多元化以及当前国际格局的无极化似已成为大势，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冷战后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理论阐释之高下也因此而立现。这似乎应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有关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注释：
[1]英文国际政治术语“actor”既可翻译为“行为体”，也可翻译为“行为者”，笔者过去常用“行为者”来表述，但是由于近年来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时专业杂志的编辑认为“行为体”表述更好一些，因此本文用“行为体”一词来表述英文术语“actor”。
[2]统计数字参见新华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领导人会晤》，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9-03/30/content_11100074.htm。
[3]“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可表述为“地区主义”，笔者因将英文“region”一词表述为“区域”而用“区域主义”来表述“regionalism”。
[4]《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1年报告》，引自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mdg/report2011/pdf/1.pdf#page=1。
[5]中国新闻网：《中科院报告：中国内地城市化率已突破5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10-31/4290659.shtml。
[6]The ESPAS Report, Global trends 2030—Citizens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Polycentric World, http://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detail/article/espas-report-global-trends-2030-citizens-in-an-interconnected-and-polycentric-world/.
[7]［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8]梁守德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9]《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phalia Peace or Peace of Westphalia)也可翻译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从1645年6月起，参与三十年战争的各方在德国威斯特法利(Westphalia)境内的闵斯特(Münster)和奥斯纳布鲁克(Osnabrück)两个城市进行停战谈判。1648年1月30日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王国签订闵斯特和平约定(Peace of Münster)，当年5月15日该约定在闵斯特被正式批准。同年10月24日，各方同时签订《奥斯纳布鲁克条约》(The treaty of Osnabrück)和《闵斯特条约》(The treaty of Münster)，前者处理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以及它们的盟邦之间的关系，后者解决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以及它们的盟邦之间的问题。所有的这一系列条约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0]梁守德主编：《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习出版社，2001年，第104－108页。
[11]Foreign Affairs过去为季刊，因此以前中文翻译为《外交季刊》，目前该刊已为改为双月刊，故笔者将它翻译为《外交》。
[12]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1991, pp. 23-33.
[13]［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14]［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
[15]Paul Wolfowitz, Scooter libby, 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 for the 1994-1999 fiscal years, New York Times, 23 May 1992. http://www.btinternet.com/～nlpwessex/Documents/Wolfowitz92memo.htm.
[16]C Rice, Address to IISS, 26 June 2003-Address to IISS by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Dr Condoleezza Rice, http://www.iiss.ors/recent-key-addresses/condoleezza-rice-address/?locale=en.
[17]［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8]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How Globalism and tribalism Are Reshaping the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5, Introduction.
[19]［美］小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第一章)，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20]参见郑若麟：《欧美关系：为何渐行渐远？》，《文汇报》2003年12月16日。
[21]本文作者在其第一本国际关系学术专著《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中就已经讨论过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无极化发展。
[22]John Chipman,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7 Press Statement, http://www.iiss.org/EasySiteWeb/Gatewaylink.aspx?alid=2251.
[23]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08, Vol. 87, Issue 3.
[24]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08, Vol. 87, Issue 3.
[25]［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导言》，［美］约瑟夫?奈和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