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盟与北约的关系是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联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冷战结束以来,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突出的表现为欧盟与北约在安全与防务方面出现了功能上的重叠,以及双方的联系和制度性协调的增加和深化。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组织关系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并探索其对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欧盟 北约 跨大西洋联盟 美欧关系
冷战时期,欧盟(当时的欧共体)和北约依据自身性质和特点,活动于不同的领域,形成了迥异的制度分工。一般而言,北约主要负责欧洲军事方面的安全,而欧盟则主要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因此,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很少,更遑论制度化的合作。冷战结束之后,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迅速发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两者在2002年签署的《柏林补充协议》(Berlin Plus Agreement),该协议使欧盟获得了借用北约装备执行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危机管理活动的权利。此外,双方在反对恐怖主义、巴尔干西部地区、军事能力建设、民事危机应对等方面也不断加强合作。[1]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欧盟与北约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这种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前景如何?意义又何在?这一系列问题十分需要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和探析。
一、冷战时期欧共体与北约的分工与合作
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欧盟(冷战时期的欧共体)和北约是代表西方利益的两大组织,欧盟与北约的关系是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是二战后西欧开展一体化实践并经逐渐发展、深化、扩大而形成的一个欧洲标志性法律结构,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是影响巨大的区域一体化国际政府间组织。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得欧共体成员国的批准,欧洲共同体发展为欧洲联盟,并开始积极谋求和发挥其在政治、军事、外交与安全等方面的组织功能,作为联盟第二支柱的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的开展就是明显的例证。虽然,欧盟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政治一体化,甚至尚不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完全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其深入发展及东扩进程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由于欧洲一体化极大地提高了欧盟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并促使其在现实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欧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至关重要的行为体之一。
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跨大西洋西欧盟国以及加拿大等一道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据此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北约的建立有其明显的安全逻辑,即大西洋两岸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因此出于自身安全上的强烈需要,加之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西欧各国在民主、自由、法治等基础价值上的一致认同,大西洋联盟就此形成。北约实质上是大西洋两岸为了应对共同的苏联威胁而组成的防务互助组织,其建立的基础及基本运作原则就是大西洋两岸各成员国在安全上的不可分割性。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公约第五条,即对联盟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就是对整个联盟的攻击。通过这种方式,西欧的安全就和北美的安全紧密捆绑在一起。作为跨大西洋盟国范围内开展集体安全防御的国家间军事集团,北约组织诞生并服务于两极国际体系条件下美苏争霸的需要,无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明显反映在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上。从北约成立伊始,美国就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信心牢牢把握着北约的领导权,而欧洲诸国则基于实力和地位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以及自身安全上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领导。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冷战期间,北约的作用主要集中于与战略对手华约的安全竞争,北约组织在冷战不同时期所执行的具体的军事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战略,而冷战结束之后,北约战略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也都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反映;第二,尽管伴随美欧之间实力的相对变化,北约组织也发生过如法国闹独立危机、南欧司令部职务之争以及欧洲独立防务之争等问题,但美国从未放弃过对北约的领导权。
冷战期间,欧共体与北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分工,即北约负责军事意义上的欧洲安全。而欧共体,作为一个“民用制度”[2],负责经济上的发展繁荣 [3] 。随着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东西方的两个超级大国,两极国际格局得以确立,而欧洲则处于分裂的状态,形成从属于美国的西欧与从属于苏联的东欧。战后初期的西欧整体上处于衰落状态,根本没有实力对抗迫在眼前的苏联威胁,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美国确信欧洲(这里指西欧,下同)安全就是其核心安全利益所在。为了自身安全和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美国必须对欧洲提供援助以遏制苏联。在两极国际格局的环境中,大西洋两岸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但是当时欧美双方在实力上,尤其是军事实力上存在巨大差距,这就导致了欧美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即美国领导、欧洲跟从。冷战时期,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军事安全问题,而在这一领域里美国始终是领导者,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并在大西洋联盟中占有结构上的优势。[4] 在欧洲内部,欧洲各国为了迅速从二战的废墟中复兴并增加自身抵抗苏联威胁的实力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形成了欧洲共同体,这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5] 但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并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展开的,其重心也在于欧洲内部的经济和民事领域,而不是在于军事领域。由此,欧共体和北约各自的战略定位、组织结构和活动领域得以按照两极格局条件下美欧双方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实力和地位而清晰地确立和区分开来。
虽然北约和欧共体两大组织之间在冷战时期的功能泾渭分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相互联系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安全逻辑,即两者都是两极体系下西方应对东方苏联集团安全威胁的工具。冷战期间,北约和欧共体都是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组织,在对付东方的安全威胁方面,两者的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即主要集中于防务的北约为欧洲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提供安全的保障,而欧共体则通过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来稳固北约的基础,使北约能从中受益,因为“相对于防务能力的建立和维持而言,经济合作是一种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合力的方式”。[6] 这也就意味着,欧共体虽然开展的是纯经济性的一体化实践,但是一体化背后的逻辑却是增强自身实力和预防欧洲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个协助北约的“优秀的安全工具” [7]。这种制度分工在两极格局条件下有效地保证了欧洲安全并给欧洲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段,使得美国的欧洲盟国得以从二战的废墟中快速恢复。但是,北约和欧盟的这种制度分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两大组织的性质和活动领域,阻碍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导致两大组织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交集。
二、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的新变化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苏联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不复存在,美国则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化和发展导致当代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的相互依赖程度日深,更兼有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等的崛起,因此21世纪的国际格局并不明朗,争议颇多。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导致了维系北约和欧盟之间分工的基础——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一致认同——开始改变,同时,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因为德国的统一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给大西洋两岸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致使美欧双方对在大西洋联盟中的自身定位、欧洲安全、双边关系、传统组织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判断和理解,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冷战终结后欧盟和北约对各自的性质、定位及功能有重大的变化。
欧洲一体化的原初动因既是为了消除西欧国家内部冲突也是为了对付苏联东欧集团,但在冷战的环境中,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欧共体这样一个“民用制度”来发展和繁荣经济,从非军事的层面来防止欧洲战争。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地深入发展,由欧共体发展而来的欧盟,它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地超越了欧洲一体化原初的动因及本意。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开始在经济领域之外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乃至军事领域中扮演新角色。1992年,《马约》获得批准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成为欧盟的第二支柱。1997年,在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欧盟又进一步推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加强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联盟的重要支柱,这既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逻辑上发展的必然,[8] 同样也是与很多欧洲人的普遍期望保持一致的。[9] 1998年,欧盟的两个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成员国——英国和法国联合提出了“圣马洛倡议”,要求建立独立于大西洋联盟之外的欧洲独立防务。这一系列举动不仅仅意味着欧盟在经济职能之外的政治、军事一体化功能的扩大,也意味着欧盟事实上踏入了传统意义上的北约活动范围。总之,冷战终结之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欧盟不再仅仅为一个“民用制度”,在功能扩大、深化的基础上,欧盟开始强调要“发挥一个坚决与所有暴力、所有恐怖、所有狂热主义做斗争的力量的角色”,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 [10] 。
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就本质而言是为了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而建立的美欧军事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其共同对付苏联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基于后冷战时代的新安全环境,加之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对北约作用的新设想,北约组织开始了新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突出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 突破传统意义上的“集体防御”,北约开始寻求在成员国领土范围之外发挥作用。在历经了罗马、华盛顿和布拉格峰会之后,北约扩大了原有的任务范围,将自身的任务设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于成员国安全的域外行动和集体防御。2. 为了更好地应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安全环境,北约开始积极谋求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西欧联盟以及欧洲联盟的合作与交流。3. 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内部开展“欧洲支柱”建设,让北约内部的欧洲盟国扮演更为重要得角色,从而分担日益沉重的军事负担,但同时又对欧洲独立防务建设持警惕、保留的态度。4. 积极推进北约东扩,接纳原苏联东欧集团的成员国为北约成员国,将北约成员国的范围扩展至东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从而使北约能更好地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利益服务。显而易见,北约的这一系列新的战略转型就表现为北约的功能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北约与其欧洲盟友之间联系的增加。
综合欧盟和北约在冷战终结后的发展及其变化趋势,不难看出:两大组织的功能和权限领域在扩大的同时开始趋同和重叠。冷战时期的角色分工开始渐渐地消失。这就意味着欧盟和北约在后冷战时期都在追求发挥军事安全功能。[11] 同时,两大组织在成员国资格上的重叠更是使得这种联系愈益紧密与复杂。
第二,冷战终结后欧盟与北约建立起了制度化的双边直接联系。
冷战时期,尽管欧共体与北约均为西方阵营的国际组织,但是双方却基本没有直接的联系。冷战结束之后这样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盟与北约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迄今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状态。欧盟和北约的联系与合作的最初桥梁是西欧联盟,欧盟和西欧联盟在1993年开始协调彼此的活动,1996年西欧联盟和北约之间在行政和事务层面也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联系。1996年西欧联盟发表声明,许可欧盟使用其参谋方面的资源。同年欧盟开始接手西欧联盟的彼得斯贝格任务[12] ,进而获得了一定的军事能力,这样就给欧盟与北约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可能。面对1998年英法提出的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圣马洛倡议,美国的反应体现在奥尔布赖特的“3D”声明中,即不减弱欧洲和北约的共同决策、不重复本已稀少的防务资源、不歧视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13] 北约在1999年成员国峰会上认可了圣马洛倡议并声称愿意为欧盟提供资源用于那些联盟整体上没有介入的行动。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为此提出“基于我们共享价值基础上的欧洲防务能力的改进、盟友之间的团结和透明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不可分割”三原则 [14] 。
从1997年开始,欧盟和北约两大组织的首脑和高官之间发展出某种固定的非正式会晤,这些接触在原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就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期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开启了双边非正式的制度化联系。在2000年6月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建议与北约建立4个联合工作小组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2001年1月24日北约秘书长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之间的信件互换最终确定:每隔半年,北约与欧盟之间在北大西洋理事会(NAC)与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SC)大使级层面至少会见3次,部长级层面至少1次。2002年欧盟与北约达成军事资源共享协议,同意欧盟在维和与危机管理及加强欧洲防务方面需要时,可动用北约的军事资源,以弥补欧洲诸国在远程运输工具、情报信息及后勤军需等方面的不足。2003年双方签署了有关的安全公约和信息安全协定,进一步推动了共同防务上的双边合作。
第三,冷战终结后欧盟与北约制度化双边协调主要集中于军事防务领域。
1998年英国和法国在圣马洛会议上达成《欧洲防务合作宣言》,倡议欧盟应该建立起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主防务力量。1999年欧洲理事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在2003年之前组建一支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撤侨、维持和平、处理危机和恢复和平。这一行动显然是着眼于加强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虽然国内相当部分的舆论认为欧盟此举是与美国分庭抗,在军事上与美国“并驾齐驱”, [15] 但是,实际上在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乃至在建成之后的行动中,都得到了北约的直接帮助,2000年7月欧盟-北约联合“专门工作组”就集体能力问题展开了工作。[16] 就如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组建过程中所指出的那样,欧盟应保持独立的防务决策权,但需要避免出现重复的防务机制并充分利用北约的专业资源和经验。[17]
在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组建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于2002年提出,北约也应该建立起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应该包括陆、海、空三军共计21000人,训练完好,能够在5天之内部署到世界各地,执行7-30天的全球行动。[18] 其首要目标是利用其敏捷的军事力量打击类似恐怖主义一类的非对称威胁。2003年10月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建立,并于当月20日在土耳其西南部多安贝伊军事基地举行了首次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宣告其已具备初步行动能力。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北约此举显然是要证明自己仍是掌管欧洲安全的“老大”, [19] 但是索拉纳在欧盟和北约双方的快速反应部队建成之后,再三强调欧盟应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欧盟和北约各自的快速反应部队应本着加强双方合作关系的原则进行互补,欧盟防务能力的加强对欧盟和北约都是有利的。
其实,欧盟和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都是建立在两大组织成员国的政治承诺基础之上的。由于北约和欧盟两组织成员国资格的大部分重合,很多成员国对两支快速反应部队所贡献的部队是同一支队伍,即既是北约快反部队又是欧盟快反部队。这一方面导致两组织之间在意见不统一时,会对同一种军事资源展开政治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也促使欧盟和北约在快速反应部队的行动上进行协调与合作。鉴于双方在军事能力上的差距,欧盟的快速反应部队尚不足以单独完成彼得斯贝格任务中的高层任务,因此欧盟和北约在国际危机管理领域中渐渐地形成一种功能性的分工:欧盟集中关注处理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和冲突后的稳定工作,而北约则主要关注那些针对诸如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之类的、涉及到快速部署、高烈度战斗的行动。
另一方面,在有关军事行动的组织、指挥、策划能力方面欧盟与北约也有很好的协调。2000年欧盟尼斯首脑会议决定在布鲁塞尔建立欧盟最高防务安全机构,包括一个常设政治与安全委员会(PSC)和一个由各成员国武装力量参谋长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EUMC)和军事参谋部(EUMS);建立非军事行为的危机处理机制,以获得更多有效而多样的民事行为能力。上述机构与北约对应机构之间开展定期的交流和协商,共同讨论彼此关心的安全问题,互通信息,协调立场,制定共同努力的目标。虽然,随着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发展,部分欧盟成员国希望建立常备的欧洲军事指挥部,[20] 但是,由于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内部另一些成员国的坚持,欧盟军事指挥部问题最终的结果是,欧盟将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层面建立欧盟指挥组织,在欧盟军事参谋部层面建立欧盟民事/军事策划组织,但是其人数将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中,其有限的行动能力也将只作为“最后的选择”,北约支持的行动将获得明显的优先考虑。这就意味着,在具体军事行动的组织、指挥和策划方面欧盟和北约必须保持合作和协调,尽管欧盟已经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
冷战终结后欧盟与北约在国际维和行动的执行选择方面也有大量的协调。在2003年12月达成的文件《欧洲防务:北约/欧盟协商、组织和行动》中,北约和欧盟之间就执行维和行动建立了四个选择。第一,北约主导下的行动,欧洲盟友可以参加并做出贡献,但不存在独立的欧盟因素;第二,欧盟主导的行动,处于欧盟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政治控制和战略引导之下,通过2002年柏林补充协议适用北约的组织资源和其他军事硬件以及情报;第三,欧盟自主发起的行动,不需要北约资源的支持,以某一成员国为“框架国”,通过其多国军事指挥部进行组织、策划和执行;第四,与第三选择类似,但是通过未来欧盟军事参谋部层面上的欧盟民事/军事策划组织进行组织、策划和执行,为维持行动可以增加欧盟军事参谋部和成员国的其他人员。从这四个选择的顺序看,在后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在国际维和方面首先的选择是北约,其次只有当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不介入的情况下,欧盟才作依次的其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北约作为自然选择被排除,欧盟首先考虑的是第二个选择,即优先考虑使用北约的资源开展行动。如果经过两次考虑后,欧盟选择自主行动,那么将会采取第三种选择,即在“框架国”概念下使用成员国指挥部完成行动。只有在作为最后手段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第四种选择,即通过欧盟军事参谋部中的欧盟民事/军事指挥组织开展行动。[21]不言而喻,后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在维和问题上的协调是十分明显的。
从以上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依旧是大西洋安全的基础,但是欧盟却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的独立行为体,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双边制度化协调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军事上看,北约和欧盟之间依然保留着一种垂直的上下关系,但从政治空间和意愿上讲,两者在后冷战时期日趋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冷战时期北约与欧盟之间简单的“军事-经济”分工就必然被扬弃,双方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制度化协调机制是应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最有效方法。
三、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与美欧关系及国际格局的演变
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不仅是跨大西洋联盟中这两大组织之间加强交往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还与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关系的发展,跨大西洋联盟的演进乃至国际格局的演变相互关联和相互促进。由于迄今为止北约的领导权依然属于美国,而欧盟则基本由美国的欧洲盟国所组成。[22] 因此欧盟—北约关系与美欧关系息息相关,而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欧盟—北约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变化主要反映了欧美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和地位的重大变化。冷战时期,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是两极国际格局中的一极;美国的欧洲盟国则是跨大西洋联盟中的小伙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携冷战取胜之威,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成为国际体系中无可置疑的头号大国,但是,美国的欧洲盟国则是在经历了一体化的成功实践之后得以发展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欧洲联盟在经济领域中,开始具备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不仅如此,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虽然美欧在相对实力对比上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从绝对实力的增长上看,欧洲毫无疑问获得了足以打破传统美欧关系模式的力量。[23]
其次,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的发展变化与欧美双方针对大西洋联盟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相互关联,其中尤其是与欧洲安全问题的变化直接相关。冷战期间,跨大西洋联盟中欧美双方外交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应对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外交政策都服从并服务于两极对抗的国际大环境。冷战终结之后,大西洋联盟中美欧双方的外交政策的重合度开始发生变化,欧洲发现其全球利益并非总是与美国相一致,这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24] 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由于失去了共同的苏联威胁,欧美双方战略思考和外交关注的重合度开始下降,出现了某种互不相同的取向,这种不同取向最直接的反映就在于对北约组织战略转型的不同态度上。美国希望后冷战时期的北约能在维护其跨大西洋联盟中领导地位的同时,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政治与保障全球安全的工具,而欧盟则一方面希望北约能继续发挥保障欧洲地区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身防务力量,以期在欧洲防务方面不再完全依赖于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再次,欧盟—北约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受欧美安全关注重大变化的影响。冷战时期,受制于两极格局的大环境,欧美安全关注比较单一,即针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加强欧洲的防务力量。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欧安全关注的议程不断地变得复杂,虽然美国依旧青睐传统的军事防务意义上的安全,并倾向于利用超强的军事实力推行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但是欧洲则依据自身经验提出了“软安全”的概念,将民族主义、移民运动、宗教极端主义、环境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主题也纳入了对安全的理解。[25] 于是,军事防务问题虽然依然重要,但是却并不一定总是占据欧美安全的核心议程,相反,诸如全球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疫病控制等议题则一度成为首要,而美欧双方在如何看待和解决此类安全议程上的意见往往并不相同。[26]
最后,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在冷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也对欧盟—北约关系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毋庸置疑后冷战时期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发展完全是在美欧跨大西洋联盟的框架下展开的。因冷战而建立的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既是对抗苏联的联盟组织,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 [27]。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作为对抗苏联的跨大西洋联盟开始发生变化,大西洋两岸的美国与欧洲对于安全及联盟的作用产生了某种不同的理解。美国认为,欧洲已经不再是战略关注的核心,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需要美国介入的重大冲突,安全的重点区域应该转向东北亚、波斯湾等地区,主要的问题应该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无赖国家”等。而欧洲的战略关注则主要集中于其自身的一体化问题,同时对环境问题,人道主义灾难及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但是,与美国不同,欧洲认为国际冲突或威胁大部分是可以通过对话、磋商和妥协来解决,因此主张采用增强法制的手段、通过使用“软权力”和欧盟的“规范”外交来解决这些国际新问题。美国与欧洲的不同战略思想使得跨大西洋联盟不再如冷战时期那么坚实,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欧的分歧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然而,冷战时期跨大西洋联盟所建立起的“价值共同体”却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终结而改变。跨大西洋“价值共同体”也是一种“大西洋政治秩序”,这种秩序为那些对于二战及美国在其中的角色记忆深刻的成员国精英和那些致力于自由、民主、经济增长和人权等基本原则的人们所共享。[28] 由共同价值观所构成的“大西洋秩序”是一种能够弥合联盟裂痕的粘合剂,因此,只要美欧在安全问题上的差异仅为确定重点及解决方式上的不同,而不是在于基本价值观上的不同,那么跨大西洋联盟再怎么变也不会解体乃至消亡。另一方面,由于作为苏联遗产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仍有能力构成潜在的地缘政治威胁,而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需要大西洋联盟各国加强合作,因此大西洋两岸在安全上依然迫切需要合作,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核心机构的地位事实上也没有动摇,双边的合作即便是在最为分歧明显的反恐怖斗争领域也得到了积极开展。
实际上,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联盟中美欧关系的发展演变在对欧盟与北约关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被后者的发展演变所影响。不仅如此,欧盟—北约关系的发展变化还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起着巨大的作用。毫无疑问,随着欧盟在后冷战时期改变了自身仅作为“民用制度”的身份,积极地通过与北约的协调而参与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事务,欧洲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跨大西洋联盟中的独立地位,也更加进一步地摆脱了冷战时期美欧伙伴关系中所处的小伙伴地位,以致美欧关系不可能再回到美国领导、欧洲跟从的架构之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欧盟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必须在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协助下才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在安全和防务等高政治领域虽已具备独立性,但却无法完全否认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如此,随着欧盟与北约在安全防务领域中机制性协调的加深,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愈益加深,这就无疑在客观上对美国维持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是有利的,尽管在主观意识上欧盟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由此可见,欧盟—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反过来促使美欧关系向着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一定程度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又完全改变了欧洲跟从地位的新型关系方向发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北约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对当代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冷战终结之初,美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们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究竟是否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克劳萨默,沃尔弗斯等人坚持认为美国独霸的单极时代已到[29],而基辛格则指出:“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的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 [30] 。 欧盟—北约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新变化相当程度上证明了基辛格的看法,因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成为限制美国建构单极世界的重要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欧盟由此而成为能与美国全面分庭抗礼的另外一极(尽管在经济上欧盟已经能做到这一点)。欧盟虽然在后冷战时期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加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体化,并且渐渐地踏入了传统意义上北约的活动范围,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但在安全和防务领域,欧盟却并不能够摆脱北约而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一个有效力量。不仅如此,在欧盟与北约进行制度化协调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领导的北约却依旧占据首要地位。尽管欧盟在冷战终结之后渐渐地打破了北约在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大西洋安全方面的垄断地位,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比至今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维持跨大西洋安全的基础迄今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至少从军事层面看,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地位也依然由美国占据。很显然,欧盟在跨大西洋联盟中既有很大的独立性,却又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传统安全领域)与北约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上下关系,并且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美国领导地位,尽管他们已非冷战时期的小伙伴。所有的这一切导致欧盟在限制美国建构单极世界的同时,自身也无法在后冷战时期自我建构成为与美国等量齐观的另一个极。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从一个侧面推动形成某种新型的,既非单极也非多级的国际格局,而这一过程似可被视为“无极化”的过程。这或许是对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演变作探析的价值所在。
注释:
[1] Martin Reichard, The EU-NATO Relationship: a leg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1.
[2] A. Deighton,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2002, pp.719-724.
[3] H. Ojanen, “Theories at a loss? EU-NATO fusion and the ‘low-politicisation’ of security and defence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orking Paper 35, 2002, p.4.
[4] 叶江:《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5页。
[5] 冷战时期美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具体可参见,叶江《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5-145页。
[6] M. Weller, The European Union within the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M. Koskenniemi ed., 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tinus Nijhoff, 1998, pp.57-69.
[7] D. Smith, “Europe’s peace building hour?—Past failures, future challeng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pp.441-449.
[8] R. de Wijk, “The Reform of ESDP and EU-NATO Cooperation” ,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9, 1/2004, pp.71-72.
[9] F.S. Larrabee, “ESDP and NATO: Assuring Complementary”,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9, 1/ 2004, pp.51-53.
[10] Laeken Declaration, (EUROPEAN COUNCIL MEETING IN LAEKEN, 14 &15 DECEMBER 2001),p.21.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68827.pdf
[11] A. Deighton, “The Military Pool: Toward a New Security Regime for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5, 4/2002, pp.41-51.
[12] 1992年6月19日,西欧联盟在波恩附近的彼得斯贝格(也翻译为彼德斯堡)古堡召开的会议,提出著名的“彼得斯贝格任务”(Petersberg tasks),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人道主义和救援任务;维和任务;危机处理过程中的战斗部队的任务,其中包括缔造和平的任务。除此之外,目前它还包括联合裁军行动、军事建议和援助任务、冲突预防任务和冲突后的稳定任务。1998年欧盟成员国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西欧联盟确定的“彼得斯贝格任务”任务被转交欧盟。
[13] M.K. Albright referred to her "three Ds" in this article, ‘The Right Balance Will Secure NATO’s Future’, (Financial Times, 7 December 1998, p.22)She mentioned, "the triple dangers of decoupling (of European and NATO decision making), duplication (of defense resource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non-EU’s NATO members). 国内学者一般将奥尔布赖特这一表述称之为欧盟加强军事能力须谨守的“三不”原则,即:不脱离北约,不重复建立军事结构,及不歧视非欧盟之北约成员盟国。
[14] Speech by G. Robertson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Amsterdam, 15 November 1999, NATO Speeches, http://www.nato.int/docu/speech/1999/s991115a.htm
[15] 高华:“欧盟独立防务的进展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http://www.cass.net.cn/file/2004092120486.html.
[16] Jolyon Howorth,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defence: the ultimate challenge?, EU-IS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Chaillot Paper - n°43, November 2000, p.39.
[17] “欧洲独立防务进入实施阶段”,http://www.jczs.com.cn ,转引自http://mil.news.sina.com.cn/2000-11-21/8541.html
[18] Press Conference by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D. Rumsfeld, Warsaw, 25 September 2002, http://www.nato.int/docu/speech/2002/s020925c.htm.
[19] “欧盟独立防务迈出艰难一步”,http://news.sina.com.cn/w/2004-04-07/09232249931s.shtml
[20] 2003年比利时总理维霍夫斯达召集法、德和卢森堡政府和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峰会,要求建立一个常备的欧洲军事指挥部用来为那些欧盟主导的、不需要北约装备资源和组织能力的行动提供一些独立的组织和指挥能力。但是很多欧洲国家对此持拒绝和批评的态度。英、法、德三国9月在柏林达成内部妥协,认为欧盟“应该被赋予一种联合能力来组织和执行那些不需要依赖北约资源的行动”参见B. Benoit / B. Hall / W.Proissl, Blair backs EU plans for joint defense project, Financial Times, 22 September 2003, p.1.
[21] Martin Reichard, The EU-NATO Relationship: a leg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88-90.
[22] 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除了奥地利、塞浦路斯、爱尔兰、马耳他、芬兰、瑞典之外,其余21个均为北约成员国。
[23] 虽然欧盟在防务预算上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从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和军队数量上,都超过美国。从综合实力而言,目前欧盟仅次于美国,具体可参见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5-2006, pp.13-150.
[24] S. Blockmans, “A New Crisis Manager at the Horizon—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pp. 255-259.
[25] S. Duke, The Elusive Quest for European Security: From EDC to CFSP, Palgrave, 2000, pp.3-4.
[26] 美欧对新安全议程的看法不同主要表现在双方安全观的不同上,具体可参见冯仲平:“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载《欧洲研究》2003年5期;蔡华堂:“‘9•11’后美欧安全观的碰撞与大西洋联盟的走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2期。
[27] W. Hopkinson, “New Relationships”, The World Today, July 2003, p. 16.
[28] Preamble and Art.2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The official text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can be found from: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29] C.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91; W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 1 (Summer 1999), pp 5-41.
[30]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