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提出的处理大国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相互为敌，不相互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近年来中国不仅与传统的大国而且与新兴的大国建立起一系列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与超级大国美国也建立起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切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各大国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大国关系 多极化 全球化
*这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一书第四章“变化中的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中的一部分。
自从3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前提是肯定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主题和主流，而对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新认识则是这一转变的基础。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主流的讨论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如俞新天就曾经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后，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过渡，至冷战结束完全确立，更加彰显。它作为大趋势，具有客观性。同时，认识这一趋势的国家和人民，又以自己的努力促进世界朝这一方向发展，因此又具有主观性。在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下，不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而且大国之间不互相为敌，进入了又合作又竞争的新状态。”[1]然而，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大国关系认识的发展演变却讨论得似乎还不是非常深入，为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些辨析工作，以促进在学界同道之间进一步开展讨论。
一、国际格局多极化观对大国关系新认识的影响
对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分析是与对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认识相互关联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大国关系的认识轨迹就是发端于对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新认识。毋庸置疑，在认识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方面，各大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同时，这也是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内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在冷战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就有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家乃至实践者们，提出了国际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转变的观点，比如基辛格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全球五大中心（美、苏、日、欧洲和中国）的理念，为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之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虽然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两极之后的国际格局或世界格局的走向有不同的看法，如基辛格等认为应该是多极的格局，而新制度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约瑟夫·奈则认为国际格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但是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们则认为，冷战后美国可以凭借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全面推行单极世界。但是，包括法国、俄罗斯在内相当多的大国则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极世界，尽管它们并不否认美国的力量在后冷战时期确实超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提出了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理念。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实践者们的主流观点认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多极化。而多极化发展的表现主要在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世界出现了西欧、中国和日本等新的力量中心，再加上第三世界力量的增长和发生的各种动荡所造成的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再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世界，于是全球的多种力量中心即多极出现了。这就意味着，在美苏冷战从缓和与紧张并存走向冷战结束的过程中，世界多极化趋势就在不断地发展。还在东欧剧变、苏联尚未解体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动趋势。他在1990年3月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但是他预料到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即将瓦解，世界格局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他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
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2]在此之后，多极化是国际格局发展趋势这一判断成为中国党和国家对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主导性认识。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沿着邓小平对国际格局认识的路径继续进行理论探索，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多极化论述。在1992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3]到了1997年十五大时，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4]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提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并且“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5]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6]
上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总体看法与中国对大国关系的认识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首先，提出国际格局走向多极化就意味着将大国关系视为主导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的“极”即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力量中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国。由此可见，国际格局由两极转换为多极的这一过程，也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事务转向由数个大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过程。很显然，强调多极化也就是强调大国关系的发展演变决定着当代国际关系的走向。毫无疑问，这超越了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认为阶级斗争是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决定性因素的观念。其次，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论述承认了国际体系由大国主导的合法性。国际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来源在于其自身的传统以及体系中各行为体（主要为国家）对之的赞同。毋庸置疑，当代的国际体系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展而来，其传统就是以大国为中心的多极制衡。同时长期以来，绝大部分的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国家也都承认大国力量的消长是决定国际格局走向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随着提出当代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理念实际也就是承认大国主导国际关系的合法性。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国际格局多极化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角色的转变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国际体系中的革命性角色，对大国关系中的权力制衡持否定的态度。随着多极化观念的形成，中国转换为一个在国际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的角色，并且因此而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
然而，由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其军事力量不断膨胀，以致于美国在政治、外交、安全、经济上对各强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各强国对美国的影响，因此多极化面临巨大的挑战。目前美国的GDP仍约占世界的30﹪，军费开支约占世界的41﹪，美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对其他大国的优势有所扩大。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布什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谋求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推出“先发制人”战略，强化单边主义，以期实现由美国支配的单极世界秩序。于是美国以强大的军力作后盾，打着反恐旗号，扩大在海外驻军。迄今为止，美国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保持着程度不同的军事存在，在一些地区扩大了地缘政治版图和势力范围。美国的独超强势给多极化进程带来新的困难和曲折。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前世界格局却又带有某些单极色彩，美国的世界主角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作用有所强化。
尽管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实力超群，但是，中国坚持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理念来指导对现实大国关系的认识，因为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应做恰如其分的估计，不应夸大，更不应该将其神话。就经济力量而言，当今世界存在三个中心，即美国、欧盟和东亚，并不只有美国一个中心；就军事力量而言，不能笼统地说美国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世界战略力量仍然基本保持均势。据统计，仅俄罗斯一个核大国就拥有同美国大体相等的战略核力量，即使根据俄美新的削减战略核力量条约，到2012年双方都将保有1700-2200枚战略核弹头，在战略核力量上双方基本仍是势均力敌。总而言之，俄美都保有摧毁对方多次的核打击能力，大国之间特别是俄美之间“核恐怖平衡”并没有被完全打破。就外交而言，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全球战略攻势并非处处旗开得胜，事实上，恰恰在不少问题上连连受挫。比如搞反恐扩大化和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受到包括其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非议和反对，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连年失败、并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未能得逞，等等。这些表明美国并不能主宰世界的命运。虽然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宣扬当今世界已经成为美国独家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已能建立“君临城下”的“世界新帝国”，但这显然是在夸大事实的真相。美国固然可以凭借其独超强势给多极化进程带来干扰和冲击，但其单极图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和牵制。同时，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也在发展。欧盟加快政治、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1999年初开始启用欧元之后，欧盟不断东扩、同时又不断地促使一体化的深化，欧盟深化自身建设和加速一体化进程已经在实质上推进了多极化进程。日本虽然继续追随美国，但同时却积极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争当政治和军事大国，其成为“一极”的意图十分明显。由此可见，美国不能扭转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方向，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仍在曲折中向前推进。
总之，对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的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认识是中国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认识乃至处理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对美国单极独霸的霸权主义的制衡。
二、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对认识大国关系的作用
无庸置疑，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对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则也对中国认识当代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作用。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为依托的经济外交正在拆除各种围墙藩篱，跨越各国国界，编织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无国界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7]应当承认，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就论述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消失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8]然而，人类社会跨越国界编织统一的世界经济却是随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今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程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说的相互依赖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全球化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把世界各地和各种群体连成一片，把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连成一气，把整个人类的利益连成一道。“空间和时间对人类相互关系的限制已经被彻底压缩，形成一张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网，这张网以前所未有的有效方式将世界整合在一起。”[9]不仅如此，全球化还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并正在对当前的大国关系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面对当代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迅速地主动融入，积极地参与。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党和全国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性更加加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加深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其中尤其是认识到全球化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的影响。
首先，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在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全球化是一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上升，共同利益增加，各国尤其是大国更加愿意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弱化国际关系中文明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促使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进而促进大国关系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方面，从而较少关注文明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另一方面，全球化极大地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同文明和文化有了更深入、客观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减少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的大国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
再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乃至更为广阔的舞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经济上同国际社会更加连成一体，为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积极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促进欧亚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依托下，争取到更多有利的国际环境。与之相关联的是，中国在高科技和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虽然在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具有规模经济和高新技术所要求的资金、人才和市场。而且，中国历来重视教育，“科教兴国”战略将会进一步发挥中国在科技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总之，积极参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国外资金、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扩大对外贸易、发挥比较优势等，最终发挥“后发优势”。不仅如此，也正是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才使得中国成为当代大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经济全球化在促使中国对当代的大国关系发生影响的同时，还导致一系列新兴大国影响力的增加。当前亚洲的印度、拉丁美洲的巴西、非洲的南非乃至尼日利亚等新兴大国也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印度的经济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保持在7－8％，有几个季度甚至超过10％。同样，巴西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出现不断增长的势头，虽然不及中国和印度那么快。2006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巴西央行预测2007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4.7％。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显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
三、确立大国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观念
正是在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认识及倡导和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的前提下，中国对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特征有了独特并相当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看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表现为大国间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上升，大国之间已不互为敌手，以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零和”规则日益为既合作又竞争的“非零和”模式所取代。各大国在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更加注重合作。换句话说，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在减少而合作协调的因素则有所增加。大国之间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
虽然上述强调大国关系合作因素增强的看法是建立在中国努力倡导多极化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因此这样的观念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期，尤其是在后“9·11”时期美国对大国关系的某些看法却与之有部分的重合。这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就在“9·11”之后的第二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个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10]同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在所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11]这些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也认识到后冷战乃至后“9·11”时期的大国关系偏重于协调和合作是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趋势。
当然美国布什政府在力图建立单极世界，维持美国霸权的同时提出愿意推动大国合作主要是为了本国的反恐，即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配合与协助。然而令人瞩目的是，就在美国布什政府因此而调整对俄罗斯和中国乃至印度等的政策之后，俄罗斯、中国、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也都抓住这一机遇，调整了同美国的关系。这恰恰证明在多极化和全球化作用下，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导的客观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大国也大都认识到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任何同美国迎头相撞的政策，都会直接损害其自身的重大利益乃至根本利益。因此，大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时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最终还是采取妥协合作而非对抗争斗的手段。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大国关系以协调和合作为主导，也是各大国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作出的明智选择。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大国一般都采取对抗和战争的手段作为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最终手段，从而导致人类蒙受一次又一次浩劫。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汲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斗则两伤、和则两利”的道理，于是，各主要大国之间通过一系列高层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关系”，使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立了有别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家关系，虽然这并不意味大国之间从此就不存在竞争和冲突。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依然充满着竞争，这一方面是因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引起了各大国的不安，另一方面也因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在总体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而由于最高权威的缺失，因此即便国际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也依然无法避免大国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
然而，尽管当代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依然不能避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大国之间的合作确实已经成为主流。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了处理大国的基本原则：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发展合作，不相互为敌，不相互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指导下，近年来中国不仅与传统的大国而且与新兴的大国建立起一系列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与超级大国美国也建立起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一切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各大国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简单结论。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认识的发展轨迹既反映出中国超越革命的意识形态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也显示出中国从国际体系内革命性角色转变为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的历程。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中国对大国关系的新认识是与倡导多极化和参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国际格局多极化理念是后冷战时期中国认识和处理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而积极参与全球化对认识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合作性特征有直接的影响。三、中国强调后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为既合作又竞争与大国关系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这样的认识既与坚持国际格局多极化理念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相关联，又对中国积极主动地与传统和新兴大国建立各种战略伙伴或合作伙伴关系产生直接的推动。总而言之，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大国关系发展认识的轨迹，可见整个中国外交战略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演变之一斑。
注释：
[1]俞新天主编：《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下——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对外战略纵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3-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3]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刘光溪：《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255页。
[9]（澳）约瑟夫·A.凯米来里等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10]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New York Time, September 12, 2002.
[11]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0,2002,www.Whitehouse.gov/n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