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登场是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之间的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分水岭，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学人的思想探索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也引来了一系列的质疑与诘难。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时过境迁的学术研究对象，它既不时髦、也不前卫，更不代表当今西方的学术前沿。这种主张没有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现象：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它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义，在“文革”期间听到过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上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所以，一切诘难自由主义的人士请不要忘记，自己与自由主义者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拥护或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只要人们还需要自由，只要自由主义制度平台还有理由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就不会过时。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有种种弊端，既然自由主义在其西方的大本营都已受到了万般的抨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伸张自由主义？
的确，当今，西方的社会充斥着种种危机和社会问题，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也难免带来经济萧条。然而，自由主义的功能不是要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哪一种主义能够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呢？只要是由凡人构成的社会就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别不是在于自由主义能造就一个完全没有危机的社会，而是危机程度大小的差别。像文革式的“十年浩劫”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东南亚的危机表明，如果自由主义的原则不能彻底地贯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类似的经济危机以及相应的政治危机就不能避免。
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与政治不自由化的程度、金权勾结的程度与该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程度成正比。所以，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解决办法是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体制，颁布使金权脱钩的新措施，甚至包括民主化突破。这些无疑都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原理的重大让步。当然，作出这些让步并不是惟一的选择，前提是统治者愿意承担不让步所造成的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货币的贬值，经济的滑坡，也可能是政局的动荡，就像最近在印尼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多余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在没有自由主义的状态下度过的。不错，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资源，而且往往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过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到监狱里面去？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当市场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的时候，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原刊《南方周末》1998年5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