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和完善国际战略、维护并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核心因素之一。国际战略之谋划，应从基本国情和国家战略资源出发，明确本国的基本定位，在此基础上，确立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以战略目标为基轴，确定国家战略利益；以战略目标与战略利益的结合，制定具体的战术方案。概言之，中国国际战略应以中国为中心，完全从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谋划。

崛起战略与国际战略目标

一个国家的世界定位往往源自其综合国力，[1]与其所追求的国际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有直接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尽管不时出现“中国风险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的悲观论调和“中国威胁论”的危言耸听，但大多数战略分析家所持的预测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诸多场合宣布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关于中国世界定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属于何种程度的大国上，目前主要有地区大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地区大国、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世界大国等几种判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指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大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2]时殷弘认为，大国在某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抵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大国的联合力量，一般来说被别国认为有权利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通常与本区域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视为大国共同体的一员。大国具有参与处理本区域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公认的权利，拥有实力、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并在这些事务上同其他大国有足够协调与协作。[3]对照这些参照条件，我们认为，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洲的大国；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大国之一，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某些基本条件——如战略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等，但是，中国尚缺乏足够的国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我们将中国定位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20多年来，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幅度为诸大国之最，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出了成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意愿。鉴于此，中国如何成功崛起，成为世界性、世纪性的重大问题。

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其中，15-19世纪的列强争霸基本上采取了军事对抗的铁血战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日本力图通过军事战略获得霸权地位的实例，该战略的代价和破坏性有目共睹；二战结束后日本、德国采取搭便车战略得以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但其负面影响（特别是日本）迄今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并获得世界霸权，采取了以经济利益优先的积极参与战略。当前，军事战略早已被废弃，而就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中国采取挑战国的姿态也是不可取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充当挑战国的经历证明，采取只斗争而不合作的战略得不偿失。国际结构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挑战国。同样，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搭便车战略也是不可行的：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目标都决定了中国绝对不会选择单方面让渡国家主权的战略；也没有国家能够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便车”。对中国来说，选择消极参与的方式也是困难的。首先，现有国际游戏规则多反映了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需求，其本身就存在种种局限和缺陷，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利益存在严重制约，中国可以正视这些机制安排仍将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必然有意愿和实力要求这些机制安排趋向合理性和民主化；其次，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多是既得利益者，不会让中国自动享有机制权益，必然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利益安排之外，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为复关、入世所做出的10多年努力均可佐证之；再次，冷战结束后，重新进行国际制度安排已是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决策的可能，选择消极参与的战略岂非错失良机？最后，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历证明，消极参与并不真正符合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4]实践证明，中国只能采取积极参与的综合战略，即在军事方面，不挑战但必须稳步加强军事实力，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步伐；经济方面，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并参与竞争；政治方面，坚守立场而策略不失灵活；文化方面，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其他文明精髓的吸收。中国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承担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实力的局限，避免国际孤立和被包围局面的出现，以建设性的心态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有所作为。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中短期国际战略目标主要是：

1.维护和营造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避免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对抗、遏制和冷战的循环圈；避免周边结成旨在对付中国的同盟；避免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如印巴冲突、朝鲜半岛等失控。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欧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避免国际孤立或陷入美国包围圈而谋划；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扩大经济深化空间；建立正常的中美关系，巩固和拓展双边共同利益的范围与空间，理智应对美国的“接触+遏制”（Congagement ）战略。

2.维护和扩展国家战略利益的范围和空间。维护和扩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份额，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和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利益；拓展国家文化利益。

3.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机制并适时促进其完善，使之为我所用；积极参与主导或（和）主导创建区域性国际机制，通过亚太地区的主导大国地位影响全球并获得全球影响力。

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国家战略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依据和根本原则。国家战略利益兼具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两个层面，即国家战略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认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趋向的反应，形式上表现为主观意识存在。国家战略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判断不同，必然导致战略资源配置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大差异。国家战略利益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要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做相应的调整。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有国内、国际两种因素之分，有既定变量（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自然禀赋等）和流动变量（如国民素质、经济绩效、国际影响力等）之别。其中，国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际因素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影响大为提高。

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国家战略利益的基本核心。其中，国家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战略利益的物质基础，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安全利益则是政治经济利益在国家关系中的延伸。三者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内化相互作用，国家战略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演变、在拓展，[5]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客观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外在限制范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优先的理性主义，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观念开始转向国家战略利益至上。但勿庸置疑，中国同其他大国在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地缘战略等方面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限制性因素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是攻防并举的。冷战结束以来，关于国家利益的探讨不绝于耳，而美国著名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对美国国家战略利益进行了争论和探讨，就如何促进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6]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进行分析，探讨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之道益发具有了必要性。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等五个方面，从资源与机遇、威胁与挑战、政策建议等三个层面分析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经济利益

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首先要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着眼于以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速度，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稳定器。客观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与国际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时机更为成熟。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利益面临的挑战与威胁。首先，加入WTO 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但因起点低、基础差，中国将首先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又以各种方式设置壁垒，保护自己的市场。它们出于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对中国拓展西方市场、获得资金和先进技术进行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必然面临入世后的科技革命挑战；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的、试点性的，入世后必然面临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WTO 规则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转轨必然伴随着阵痛。其次，低迷、紧缩、市场和总量增幅有限等持续困扰世界经济，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再爆发经济危机或动荡的可能，竞争和发展环境依然更多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三，中国的周边地区依旧陷在经济低迷的泥潭中，日本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东亚其他国家受到美日经济的影响，仍然无法走出衰退。其四，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上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安达信公司等的商业丑闻，美国经济陷入不确定性怪圈，对世界经济形成负面冲击。其五，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剧，中国的实际金融状况堪忧，出现金融振荡的危险随时存在。其六，中国对海外油气能源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近30%，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环保压力的加大，必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中国面临的能源挑战主要是：大国竞争国际能源的态势将更为剧烈；西方散布中国油气威胁论，鼓动对中国进行能源的战略遏制；由于重要产油地区——中东、中亚、南中国海等——局势不稳，中国的油气供应严重受制。

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是经济贸易，竞争的核心是科技。21世纪初，我国要继续发挥成本和人才优势，大力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重点是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拓世界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进口多元化。把军事安全战略与对外经贸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我国战略性物资进口安全和我国在国外的经济利益。

首先，牢牢树立经济安全的思想。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使一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是保证经济安全的外在途径。其次，改革外贸体制，积极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挑战。放弃不惜代价追求出口的政策趋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7]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其三，确保并拓展中国获得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渠道，只有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顺利流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健康发展，中国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其四，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和各种原材料的途径和能力。能否从国际市场顺利获得能源和原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利益。

其五，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纵深地带（不仅成为世界加工中心，还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从而建立本国经济的战略缓冲区。应该说，中国积极参与“10+3”（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积极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加强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战略考虑。我们强调，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周边地区的经贸交流和资源开发合作，形成自己的经济战略带，为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总之，中国的经济战略利益不仅需要维护，更关键的是需要进一步拓展到全球，中国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重压力和难得机遇之下，拓展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渠道，确保全球性的经济战略利益获得，为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中国应继续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并熟练利用相关国际规则为本国的经济战略利益服务。

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的首要问题是防止外敌入侵，预防、制止和击退对本国领土的军事进攻。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大规模外敌入侵威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卷入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从军事力量对比看，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对中国不会构成直接军事威胁，更不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更重要的是，随着安全概念的多元化，安全的综合性上升，传统军事安全的系数随之上升，中国的睦邻安全战略是基本成功的。冷战结束后，中国竭力追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将周边安全作为睦邻外交的首要目标，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但长远观之，中国安全态势并不趋于良性，反而增加了诸多变数。

首先，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美国加快国防转型和全球军事部署，加强用军事手段维护霸权的正当性。鉴于战略力量失衡，诸大国没有公开反对之。俄罗斯对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俄美关系迅速升温，对美国单独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反应“相当克制”，其战略调整进一步凸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其次，美国从东西两面对中国安全构成挤压之势，并通过加强南亚和东南亚的“软存在”（SoftExistence ），构成三面战略威慑的态势。通过扩展战略空间来寻求霸权一直是美国的战略理念。美国一手操纵北约新概念，使北约可以抛开联合国而对外干预，北约的地理触角已经伸展到中亚和蒙古，对中国的西部战略安全构成压力。“9·11事件”后，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扩大了在南亚的战略空间。在中国东部，美日联盟与北约遥相呼应；同时，美国谋求重返东南亚，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概言之，美国从东西两翼对中国安全形成挤压之势，给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增加了新的变数。美国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首要战略对手的思想不会变更，受地缘政治思维逻辑的支配，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华的遏制、防范，这将是未来的常态。其三，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变数最大的时期。中国与15个国家接壤，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些国家千差万别，但领土争夺、宗教冲突、毒品走私、恐怖主义却频频爆发。放眼中国周边，核武器拥有国比比皆是。特别是，日本借助“9·11事件”实现了对外派兵的突破，军事态势由守转攻；印度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由于美国的积极接入，南亚战略力量对比失衡。概括起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基本状况是：北部相对稳定，东南忧患增多，东北、西南暗藏危机，南部变数加大。其四，台湾问题上的变数加大，台独势力益发猖獗。大陆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两岸力量对比进一步有利于大陆，经济和社会交往日益深化，台湾难以突破国际上的孤立状态，目前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致公开支持“台独”。但是，台独势力的扩展使得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台湾当局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De-sinicization ）策略，和平走向分裂的危险增大。其五，“藏独”、“疆独”同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对我边境地区领土安全构成威胁。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某些敌对势力相勾结，打着自治的旗号，图谋国土分离。其六，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近年来，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恐怖主义、走私、贩毒、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呈现增大之势。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中国面临的局面复杂、任务繁多，与国际上的合作机制尚处于完善之中。

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亚太地区及全球安全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在亚太地缘战略中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认识有所变化，世界对中国安全角色的认识也有所变化。随着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中国的安全战略思想也在悄然变更。思想上的新发展和实践上的新举措，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表现形态。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推行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新模式，主导创立上海合作组织。应该说，中国在安全利益的思考和安全战略的谋划方面是与时代潮流同步的。

中国的安全利益的核心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国的安全利益，应首先以陆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包括与俄罗斯、中亚诸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为战略依托；其次，在海域疆界上，与主要大国合作，确保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稳定中日关系，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性合作，以经济合作入手，积极促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

其次，军事手段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为国家安全计，中国必须参与军事革命的行列，推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坚持质量建军，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8]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因为核武器是保卫国家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和反击利剑，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

其三，反独促统，维护国土完整。祖国统一问题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战略利益。台湾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既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后任务，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中国应坚持以政治经济、文化手段促共识，以军事手段反台独，力争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国家统一。应首先定位为促进两岸认同交流、维护和促进一个中国的共识，不惜代价地大力培育扶持岛内“统派”力量，抑制台独势力发展，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为统一创造条件；同时整军经武，不放弃军事手段。提高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疆独”、“藏独”，特别是对其暴乱行为应坚决镇压，防止新疆、西藏等地区任何形式的分裂。目前，中国只是同少数国家存在边界争议，这些边界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同时，应防止某些大国利用边界问题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插手中国边界事务。

其四，推动多边安全合作，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及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密度，而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必然是经济利益扩张的逻辑延伸。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国的安全利益必然扩展。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亚太安全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合作，参与并在一定情势下主导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营造国际安全体系。

政治利益

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取决于能否保持国内政治稳定，能否保持稳定又取决于能否维持经济繁荣、及时应对各种危机事件、承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冲击。

中国的政治利益首先是中国的独立和自主。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大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西方国家全面主导和支配国际事务、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争取国家独立和政治自主就成了中国第一位的政治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独立。但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左右中国国际战略的图谋，维护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平等主权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利益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国际问题中的作用下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仍然对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耿耿于怀，始终对中国采取“西化”、“分化”战略，不断以“人权”、“民主”等西方价值观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工人、农民负担、腐败、民族和宗教纠纷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内外、境内外敌对分子、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特别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相互勾结，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越来越成为威胁我国政治利益的新因素。

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竞争具有长期性。软权力（SoftPower ）即文化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亮点，我们必须针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做出反应，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维护和促进中国现代政治文化。

社会利益

保证社会稳定，避免和制止可能出现的社会动乱，是国家战略利益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发展，社会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过去20多年，中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当前，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之一；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调查表明，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结构性的不稳定因素。2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并没有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反倒愈来愈强化。[9]

鉴于社会利益在国家战略利益中的上升地位，我们应该对此加以充分的重视，并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和拓展社会利益。社会分配不公是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个伦理问题，它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此外，中国应该着重于提高人民生活的总体质量，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意识，使中国趋向良性而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利益

中国应着眼于提高全球意识和国际影响，进一步开发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21世纪客观上要求中国主动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特别是国际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或协调。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主动、积极地参与，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确保自己的国际利益，中国的经济利益具有全球性，战略利益向全球扩展是大势所趋。中国应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赢得的在经济领域成为比较主动、锐意改革和贸易稳定大国，继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负责任的领导大国的声誉，树立公共利益参与者与维护者的形象，促使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更为顺畅，为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契约化和稳定化开辟国际通道。

为此，中国应首先树立起维护国际道义的世界大国形象。在国际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基本道义原则的价值不是在泯灭，而是在提高。加强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维护国际道义，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树立道义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国家利益扩展到全球的前提条件。中国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并在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应该进一步塑造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现在，美国越来越趋向于单边主义战略，变成一个跋扈的霸权，甚至拒绝提供某些全球性公共物品。这为中国塑造国际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并为中国完善其战略谋划、加强与世界诸大国的合作提供了实践机遇。

其次，中国应履行亚太地区大国的国际义务。在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赢得了亚洲诸国乃至世界的尊敬。实践证明，中国付出一定代价承担国际义务是必要的，也是有长远回报的。中国应首先承担起亚太地区的国际义务，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建立亚太地区相关区域经济、安全机制，以此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际利益，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国在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应该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战略谋划，积极提供区域共同安全、经济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地区性公共物品，为经济战略带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合作基础。

其三，中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必然是了解、遵守、利用、修改、完善和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机制。首先，中国必须认识与国际接轨的完整含义，了解在什么程度上与国际接轨最符合国家利益、接轨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主权的关系等，深化对国际规则的认识；其次，要充分利用国际机制中有利于中国的部分，以国际通行规范开展活动；第三，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和更大范围国际利益的需要，中国应根据客观需要，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定，使中国的国际利益更具有国际合法性。其四，支援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其发展也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密切。发展中国家只有团结起来，相互合作、协调，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中国应继续遵循“不当头”战略，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

国家战略利益是一个整体，其中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国际利益都是根本性的国家战略利益，它们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有不同的作用。对达成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而言，以上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相加关系，也存在着某种乘积关系。当然，不同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在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统筹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和影响，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利益出发，灵活处置。国家利益的维护，重在根本战略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不应着眼于一时、一事，对不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事态要密切注视，并适时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必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应该体现出大国眼光、大国气魄、大国风度。

（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

注释：

[1]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评估，可参见胡鞍钢、门洪华：“中美印日俄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国强民的中国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第26-42页。

[2]LeopoldvonRanke，“TheGreatPowers”，inGeorgIggersetal （eds.），TheTheoryandPracticeofHistory，Indianapolis，1973，p.86.

[3]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9-10期，第43-44页。

[4]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78-187页。

[5]SusanShirk ，“InternationalizationandChina＇sEconomicReforms”，inRobertKoehaneandHelen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andDomesticPolitics ，New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86-206.

[6]SamuelHuntington ，“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77，Sept./Oct.，1998；CondoleezzaRice ，“PromotingAmericanNationalInterest ”，ForeignAffairs，Vol.77，Sept./Oct.，1999；JosephNye ，“Redefining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78，June/July1999，pp.22-35；TheCommissionofAmerica＇sNationalInterest，America ＇sNationalInterest ，July，2000；JosephNye ，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WhytheWorld ＇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Chapter5，pp.137-171；etc.

[7]左大培：“中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40-45页。

[8]《解放军报·社论》，1997年4月1日。

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