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却很难说。

如果从1861年“祺祥政变”开始算起，到1886年，慈禧太后在大清王朝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已经呆了25年了，尽管这个位置只是“垂帘听政”，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独子早丧的寡妇，不论她对权力是怎样地充满兴趣，25年的漫长岁月都会消磨掉这单调乏味的权力欲望。

更何况，过去的25年，慈禧太后使大清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准确地说，应该变的都变了：向西方学习，踏上近代化轨道，中国的发展大致上说来已经进入正轨；而不该变的都没变：大清王朝还是满洲人统治，不管汉人官僚拥有怎样的权力，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动摇。一个时代就这样在历史上确立下来了，不管谁是名义上的皇帝，谁能不承认这其实是“慈禧太后时代”呢？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太后的想法

1886年7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51岁的慈禧太后似乎失去了对权力的兴致。这一天，她在宫中召见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还有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满洲贵族中的当家人；陪同慈禧太后召见的有年仅15岁的小皇帝光绪。会议主旨就是商量慈禧太后不再垂帘听政，将大清国日常事务处置权还给小皇帝。

根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当天会议之后发布的懿旨说，当年小皇帝即位时只有3岁，实在太小，无法亲政，大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所以那时不得已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郑重约定一旦小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现在12年过去了，小皇帝德业日新，长大成人了，这当然是国家之福，所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表示，有意借此机会卸任息肩，颐养天年。她郑重且高兴地宣布，她将遵守当年的约定，于明年某时举行皇帝亲政典礼。

如果我们不用“恶的历史观”去延续一百年来的史学话语，如果我们从日常情理层面去体察慈禧太后此时的心情，我们应该相信太后的真诚，应该相信，她的“退位”并不存在什么“微言大义”或矫情，更非虚情假意，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那时，正是大清国的鼎盛时代，近30年的洋务新政带来了新气象，先前经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所消耗的国力，大致恢复，大清王朝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个新的盛世时期。

慈禧太后在这个时候提出由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功成身退，就是要在青史上留名，要用事实正告那些一直诋毁她政治人格的反对派：我那拉氏虽为女流，但绝不是权力贪婪者。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刻意替慈禧太后翻案，因为历史事实俱在，当时大清王朝内部并没有谁对太后的权力提出过挑战，担负执政政治责任的满洲贵族集团，对太后过去若干年的操劳，大致还是满意的，所以也没有人对太后的权威提出异议。

众臣吁请继续垂帘

从太后的立场分析，她之所以提出让小皇帝亲政，主要还是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希望小皇帝在实际历练中提高能力，树立威望，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底或团队。

然而，从小皇帝的立场看，不论已经学到了多少知识，15岁就担负起大清王朝的政治责任，委实有点早，何况这个位置迟早都是自己的，有“亲爸爸”老佛爷在前面罩着，帝国一切用人行政，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

所以当太后的决定一宣布，小皇帝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奕譞及礼亲王世铎等亦以时事多艰，万几繁钜，恳请皇太后从缓归政，将小皇帝扶上马再送一程。

奕譞是道光帝第七子，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奕譞和他的大福晋的第二子载湉，也就是现在的光绪帝。从亲情上说，奕譞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当今皇上光绪帝的亲爹，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着想。何况，奕譞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和谨慎。

至于礼亲王世铎，虽然长期位居军机处领办大臣等显赫地位，但也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甚至无能的人，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亦不必怀疑，所以在慈禧太后当政期间，世铎的政治待遇一直保持不变，以满洲贵族掌门人的身份协助皇太后处理朝政。

慈禧主意已定

醇亲王、礼亲王再三恳请，慈禧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她说：12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懿旨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她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龢日记》等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揣测太后归政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不过是臆想罢了。

根据翁同龢日记，奕譞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龢等人商量对策，奕譞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的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龢说：此事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求皇太后接见讨论。奕譞对翁同龢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龢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龢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龢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龢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僚同仁。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一切如常，翁同龢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讨论，各位阅读后大致同意翁同龢的建议，遂定议联衔上奏，并以此请示奕譞，奕譞以为然。

众臣再作吁请

7月15日（六月十四），奕譞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20岁时；后半段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务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这个折子似乎已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龢对这个折子的评价并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世铎等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

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奕譞等人继续训政的建议，不愿就这个事情再作任何讨论。

至于奕譞在奏折中提出的，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宫中事宜仍请太后裁决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被接到宫中，由她自己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决定，不必赋予文献本身所没有的含义。

这一天，钦天监选择的黄道吉日提交上来了，小皇帝的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皇太后稍作让步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龢也觉得自己的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皇上颇为之感动。

这一天，翁同龢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内外重要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向皇太后请示汇报。对于翁同龢的这个建议，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缓步子，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7月17日（十六），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然是大清过去几十年的权宜之计（权），但并没有违背大清规矩（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各种事务及战守机宜等，期望未来还能仰承皇太后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这个奏折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

翁同龢不仅忙着与诸位王公大臣商量怎样请求皇太后暂缓归政，而且利用他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当面劝说光绪帝一定要在皇太后面前诚恳请求，真诚希望皇太后能为大清王朝继续负责任。

翁同龢等人的用意，究竟有多少发自内心真诚，有多少是官场规则和礼仪，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在光绪帝、奕譞、世铎以及各位王公大臣一再呼吁奏请下，慈禧太后于7月19日（六月十八）不得已答应勉为其难，同意在光绪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早些天因为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这是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所以当这个决定宣布后，王公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只是最近几天，皇帝及各位王公大臣再四恳请，情真意切，力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提出了不少应对方案，读后令人深省。所以当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慈禧太后原本期待功成身退，为她的时代画上一个完美句号，最终因为这些原因没有成功。

双轨体制

在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收回成命，答应在光绪帝亲政后再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非常大的变数，至少使皇权中心发生了偏移，使许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不过，可能发生的这些问题，皇太后和清廷高层并不是一点预感也没有，她在决定接受群臣呼吁收回成命时，就命令军机大臣世铎等专门研究在皇帝亲政后继续训政的制度安排，以免发生权力冲突贻误大事。

根据慈禧太后的指示，世铎等提交了一份建议方案，规定在皇帝亲政后，所有谒陵、祭祀等大典，均循旧制由皇帝出席，或循旧制由礼部提出具体方案；凡遇皇帝召见、引见事宜，建议参照礼臣会议规制，暂设纱屏为障，皇太后在幛后升座训政；凡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的奏折，均按照通行的规制书写；凡须接见的各部臣工，仍按旧制一律带领引见，至于皇太后是否出面接见，由皇太后届时自行决定；至于乡会试等各项国家大考，仍建议循旧制由相关部门拟题，呈皇太后审定，由皇上宣布，录取结果也仍由皇太后把关；内外臣工所递奏折需要批示、批复的，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由皇太后审定后发下。

按照这个制度安排，光绪帝亲政后似乎还有一个政务处理见习期。在这个见习期中，帝国重大事项除礼仪性典礼由小皇帝出席进行政治历练外，但凡涉及政治决策、人事调整等重大事宜，在这个见习期也就是继续训政期仍由皇太后作最后把关，但小皇帝的参与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大概就是皇太后和满洲贵族重臣的期望，希望15岁的小皇帝在老太后的带领下在政治上逐步成熟，或许能够像奕譞所期待的那样，再过5年时间，待光绪帝20岁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政务。到那时，为帝国操劳30年的慈禧太后再从第一线退出。这样肯定更有利于帝国的稳定。

从大清王朝政治立场看，这个制度安排可能更合乎逻辑和道理，更合乎大清王朝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当时人们并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筹备着进行着。

亲政典礼

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一大早，年仅16岁的小皇帝率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六部九卿满汉高官前往慈禧太后居住的正宫慈宁宫门外行庆贺礼。礼成，光绪帝颁布亲政后第一份诏书，一是感谢过去十几年慈禧太后辛勤养育，感谢皇太后过去十几年孜孜不倦，励精图治，颂扬大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精心治理下纲举目张，物阜民康，丰功伟绩，为向来史册所无。

光绪帝的亲政诏书在谈到未来体制时，强调尽管自己遵照皇太后懿旨亲政了，但未来几年帝国重大决策依然如过去一样，由皇太后作最后决定，皇太后仍是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光绪帝要求诸王贝勒内外大小文武群臣，务当各抒忠赤，尽力报国；全国军民，共享升平。

慈禧太后的继续训政，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只是，随着小皇帝亲政，随着小皇帝的成长，帝国政治最终决策权必将逐步向光绪帝移交，这是朝廷内外大小臣工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随着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相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她要为自己的余下岁月寻找生活兴趣，甚至要为自己找一个更合适的居所，一来方便生活起居，二来逐步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让皇儿尽早“断奶”，逐步独立自主地处理帝国政务。

整修颐和园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光绪帝亲政后不久，两宫似乎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安排。1888年3月13日（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二），光绪帝谕内阁，宣布将清漪园加以整修，并更名为颐和园，以备皇太后将来归政后居住。

上谕说，过去二十余年，皇太后为天下忧劳，无微不至，而对自己实在考虑太少，现在想来实在有点不太合适，因念西苑距皇宫也不是很远，往年乾隆爷曾经在这里驻跸，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养性怡神。旧名清漪园谨改名为颐和园。殿宇一切亦将酌情葺治，以备慈舆临幸，更是作为慈禧太后六十华诞的贺礼。

对于光绪帝的孝心，慈禧太后当然高兴，但她也明确指示，现在虽然寰宇粗安，也不敢稍有暇逸之心，还是应该一切从简，只要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她的心也就安了。

慈禧太后是对大清王朝有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按理说重建一个住所也是正当之举，然而我们看到大清王朝的体制在这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在言官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下，光绪帝宣布，此项工程并不动用国库中的经费，“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这个声明见于《清实录》，然而这个工程在后来却备受批评。

颐养天年

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定于明年二月归政。稍后，懿旨择定具体日期为二月初三。至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皇太后在稍后发布的懿旨中择定为明年正月二十七。也就是说，当光绪帝完成大婚典礼成人仪式后不到一周时间，慈禧太后也就将帝国的所有政务统统交给光绪帝。

慈禧太后的这个决定究竟有多少诚意，后来的研究者多有怀疑，其实这些怀疑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事实是，随着完全归政日子的逐渐来临，朝廷内部似乎也有不同声音。1889年2月20日（光绪十五年一月二十一），御史屠仁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慈禧太后在归政后，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按照训政时期的体制上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皇太后披览后再施行，并建议皇太后不要住到颐和园，远离皇宫，继续住在慈宁宫，以方便对朝政的干预。

屠仁守的建议或许是出于一片公忠体国之心，但慈禧太后阅后极端震惊和愤怒，表示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于前代流弊和教训，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这是不容再作讨论的事情。如果按照屠仁守的建议，归政伊始，又降懿旨，规定内外奏折仍书“皇太后圣鉴”，仍由皇太后指示，这不是让皇太后自坏规矩，自损名声吗？

屠仁守的这个建议既与朝廷先前决策相违背，又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根据皇太后的建议，屠仁守被开除公职，宣布永不叙用，只好回老家教书去了。

看来，慈禧太后的归政决心并不必怀疑。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从此完全从政治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太后归政后仍然有办法继续为帝国政治出力，为光绪帝把关，而通关渠道不再是训政时期的权力二元，即所有奏折一式两份，分送皇太后和皇上，而是权力一元，由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惟需要皇太后操心者，由皇上的生父奕譞随时与皇太后单线直接联系，听取皇太后的意见。只是这个联系，并不是帝国体制中的硬性规定，更不会使训政体制继续下去。

一点猜想

慈禧太后希望完全归政的决心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其诚意也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究竟是利是弊，却很难说。清末笔记《异辞录》就说，假如慈禧太后当时接受了屠仁守的建议，继续训政，那么后来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肯定都会不一样，慈禧太后也可以避免第三次垂帘听政的尴尬，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都，乃至《辛丑条约》的战争赔款。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历史就这样走过了。1889年2月26日（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18岁的光绪帝大婚礼成。几天后，3月4日（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慈禧太后在宫中继续住了一个半月，就在光绪帝的陪同下前往颐和园。一个属于慈禧太后的完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属于光绪皇帝的时代就此揭幕。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慈禧太后和传统中国千千万万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养育了儿子，然后培养他成才，然后为他娶妻成家，然后就把这个家交给儿子和儿媳。比较理智理性的婆婆，此后一般都不愿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从日常情理的视角，就不难理解慈禧太后的选择和放心离开，就不会产生那些无端的猜疑和臆想。

当然，人们还想问的是：慈禧太后的时代真的就此终结了吗？后来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这个终结是不可靠的了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