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gyao Nian, Habitus and Field: Constructivism of Social Capital

摘要

以往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强调了它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嵌入性资源的结构性，而对其主观建构性关注极少，进而导致了社会资本概念上的不完整。本文以年羹尧与雍正之间的互动为案例，把布迪厄的“惯习”和“场域”概念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之中，并由此将社会资本看作惯习对于场域性资源的判断分布，从建构性的角度进一步补充了社会资本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从“初始事件”和“事件积累”两个层面分别建立了行动者的记忆分布模型，以阐明社会资本建构性的形成过程。

Abstract

Although having proposed various definitions about social capital, scholars mostly have emphasized its structuralism as the embodied resources, neglecting the constructivism of it. This inevitably led to the missing link in dialectically 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practical concept. This paper, employing the cas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Yongzheng & Gengyao Nian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China, introduces the term of Habitus and Field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to explore and redefine the social capital. Besides, two distribution models, namely “Initial Event” and “Integral Events”, are established to exhibit the process of the accumul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agent’s memory of resources, which accounts for the genesis of constructivism of social capital.

关键词:

社会资本；年羹尧；惯习；场域；布迪厄；建构性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Nangeng Yao; Habitus; Field; Bourdieu; Constructivism

引言

社会资本一直是社会科学界不断争论的话题。尽管“所有学者都认为互动的成员维持和再生产了这种社会财产的可能”，但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模糊性，的确造成了很多“理论和测量上的歧义”(Lin,1999:32-33)。仅根据陈恒均(1994)的统计，对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就达16种之多。因此，社会资本被形容为“具有出奇弹性的术语”(Lappe& DuBois, 1997: 119)，甚至是面目变幻不定的“九头怪蛇 ”(Hunter,2004)，乃至有学者开始抱怨它简直是一种“资本过剩”(Baron & Hannan, 1994)，就不足为奇了。故此，除非社会资本的概念得以被准确和兼容地运用，否则它将只会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分析建构(Castle,1998)。

林南在回顾分析了各家的研究之后认为，当前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视角，“一是关注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二是关注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Lin,1999:31)。事实上，有学者曾经尝试用“共鸣(Sympathy)”来取代 “资本”以求得社会资本概念的统一(Robison, Schmid, Siles.2002)。但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共鸣关系”，实质上也只是阐述了社会资本产生的前提而非本身。笔者倾向于波茨的立场，即“社会资本在理论上最迷人的一面在于个人层次，……而社群主义是一种合理的政治立场，但不是一种好的社会科学”(Portes,1998:24)。因此，本文没有整合两种层次上社会资本概念的野心，而是专注于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同时相信这两种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Dekker,2001)。本文的缘起，来自于一个时空倒错的假想研究课题――如果让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回到1725年的中国，研究一下从一等公、大将军沦为死囚的年羹尧，会出现什么有趣的结果。这种结果，对进一步厘清社会资本概念具有怎样的意义。

一、年羹尧的困惑:追问社会资本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清史稿》载“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赵尔巽、柯劭?氲龋?977)。其实，年羹尧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就是清世宗雍正入承大统的功臣。根据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先生的考证，早在康熙48年皇四子胤禛刚刚被册封为雍亲王之时，年羹尧就已经是“雍邸私人”。雍正继位一向是清史界争议不断的话题，但有一点公认就是:年羹尧对十四阿哥允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牵制作用，从而确保了雍正的顺利继位。十四阿哥乃是雍正的胞弟，极得康熙的喜爱，在外掌抚远大将军印，也是继位的热门人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畅春园口含天宪，宣布皇四子克承大统，十四阿哥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不过，他在军中受到年羹尧的暗中牵制，等回到北京奔丧，哥哥已经坐上龙椅，他的反应也只能是“举动乖张、词气傲慢”，最多不过对雍正“肆其咆哮”了(雍正，1983)。因此孟森先生考证说“羹尧为雍邸心腹，世宗之立，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确为实事”(孟森，2000:279)因此，年羹尧在雍正继位后掌抚远大将军印，任甘陕总督，累封太子太保、一等公。可惜月满则亏，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庚午那天，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年羹尧上了一道贺疏，用《易经》中的“朝干夕惕”来赞美雍正的辛勤工作。可年毕竟是个武夫，居然把“朝干夕惕”写成了“夕惕朝干”。按道理皇帝应该一笑置之，然而雍正却龙颜大怒，叱责年羹尧有意倒置，批示说“羹尧不以朝干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自此年羹尧祸事连连，数月内从大将军被连降为杭州将军、闲散章京，直到职爵尽削。当年腊月逮捕回京，定大罪九十二款，最后于狱中自裁，长子被斩，15岁以上的其它儿子被流放。

选择年羹尧作为本文的焦点人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1725年年羹尧的生与死，都取决于雍正的态度。因此，年羹尧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所有行动，都专注于设法取得君主的原谅。年羹尧作为行动者(Agent)，除了雍正皇帝，其它的社会关系和资源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也无济于事，因而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年－雍之间的二元互动，比一般的行动者的社会联系，要简单得多。这样如同构建起了一个最简化了的人际互动模型，有利于我们做深度分析。

1、一个假想的研究课题。当开始这一时空错谬的假想分析时，我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年羹尧面前，诸多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或多或少开始碰到一些尴尬，或者一些难以自圆其说、难以深入探讨的因素，有的又会引发一些耐人寻味的、需要深入探讨的新课题。

――布迪厄只给了我们一个开端。他告诉我们社会资本与年的身份有关，它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与相互熟识、认可并具有一定制度化的持久关系网络――换言之，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Bourdieu,1986:248)。但接下来布迪厄并未对社会资本进行深究，他的兴趣将会在文化资本上徘徊。布迪厄会不关注年羹尧的死和活，而是关注年羹尧作为获罪的权臣的行为姿态以及这些姿态的符号意义。他将追问:年在狱中，是不是会以一种自我方式，来表示他仍然属于那个高贵的亲王团体？以区隔开他和普通一名杭州人、北京囚犯的身份差异。他的品味是否会阻止其融入这个新的卑微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那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与常识决裂的概念，例如“惯习”、“场域”等等，在解释文化资本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是否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也能有深刻的意义？

――科尔曼一如往常高屋建瓴但是语焉不详。他会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年“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然后模棱两可地说它“由它的功能决定”，会“促进处在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 1990:302)。那么，在年羹尧得到赐死的圣旨之前，如何判断他的社会资本呢。在这个时段内，年羹尧或者科尔曼都无法得知年的死活，无法得知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无法判断社会资本的功能是否实现。科尔曼的定义让我们困惑:如果年被宽恕了，说明他的社会资本起作用了，他把资源转化为了生存权。而年如果被杀，则说明他的社会资本不够。但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他的社会资本是否如同“薛定愕之猫” 一样，是一个介于“生”和“死”，介于“足够”和“不够”之间的不可知的函数呢？科尔曼被批评为“循环论证”(Circularity)的道理正在于此。既然社会资本只能在被行动者使用时观察到，社会资本的存在只有靠它的结果来证明，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事先边界(Ex Ante Perimeter)”，就无法界定社会资本(Durlauf,1999)。

――博特宣称社会资本只是圈子里的事情，是“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Burt.1992:9)，年羹尧应该求助于这些关系。那么，年羹尧要问自己，谁是朋友？谁是熟人?谁是首鼠两端的朋友？谁是两肋插刀的好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积累和力量，才能让一个人迅速判断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能拉自己一把，谁会落井下石？进而，“朋友”、“熟人”的概念是否永恒？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使用了自己的社会资本，那么，那个给予自己资源的好人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林南的华裔身份使他更加便于深入探询个人层次上社会资本的意义，但他也会遇到两个挑战。第一，根据林南的说法，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标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Lin,1999:35)。但“可以涉取”本身就涉及一个筛选的问题。什么是可以涉取的，什么是有希望涉取的，什么是无法企及的，这个判断由谁来做？依据是什么？如果林南是判断者，那么他的判断和年羹尧是否一致？由旁人来判断一个行动者自己去涉取的资源，是否自相矛盾？第二，当林南到杭州城外采访年羹尧，测量他的社会资本时，其实学者充其量只是在记录年羹尧的一个梦。比如，年羹尧至死还认为君主依然对他温情脉脉，年也甚至会把君主的讽刺当作宽慰，把牢卒的老于世故当作来自紫禁城的暗示。这样，难道林南所测量到的社会资本，并非所谓客观的嵌入性的资源，而不过是年羹尧的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社会资本的定义和社会资本的测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客观和主观的鸿沟？

――波茨说社会资本是嵌入年大将军“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是“嵌入的结果”。而这个社会资本，是年羹尧“个人通过其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Portes,1995:12-13)。既然提到了稀缺，就必然需要一个界定:哪些是稀缺资源，哪些不是稀缺资源。而唯有确定一个目标，一个既定的事件，才能决定什么是稀缺资源、什么不是。这样看来，社会资本的研究如果不以具体的事件为单位来进行，就可能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例如，1725年生存权固然是年羹尧最稀缺的资源，但一个尊敬的眼光，一碗同情的好酒，也是年羹尧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把求生、托孤和饮酒、聊天这些林林总总的社会资本迭加在一起，把皇帝的生杀大权和狱卒的一点同情之心组合在一起，得出一个总体性社会资本的数据，是不是有点显得牵强附会？这样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否过于野心勃勃？

2、历史迷雾背后的年雍关系。要回答以上这些追问，我们不如先撇开社会资本这个二十世纪的概念，从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仔细梳理出微言大义的线索。对于1725年苦苦求生的年羹尧来说，雍正皇帝毫无疑问是他记忆中社会资源分布的最大焦点。它如此凌厉，如此巨大，能够轻易地改变每一个行动者的命运。在年羹尧春风得意的时代，他可以越级享受待遇，他来到一个地方，就可以让王公大臣甚至驸马爷下跪。他“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赵尔巽、柯劭?氲龋?977)。他的军法严酷近乎恐怖。“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坠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冻僵也。从官未会此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矣”(辜鸿铭、孟森等,1998:2070)。年羹尧所有的飞扬跋扈和不可一世，都是拜雍正所赐。甚至年羹尧可以完全不顾及和这些王公大臣以及部下建立和维护什么社会关系，因为雍正是他整个宦海生涯的核心，雍正是他需要的几乎所有社会资本的最终来源，帝王的力量可以使年羹尧在率性地破坏那么多社会关系的情况下获得人生的巨大成就。因此，不管他获罪与否，他的记忆和经验会告诉他，什么事情都不用指望别人，唯有雍正才是救命稻草和权力的源头。

可惜，年羹尧有限的记忆和武夫的心智决定了他的单纯和可笑。在雍正登基后，年羹尧仍然试图以旧日私人的心态和雍正进行互动时，等待他的将只有灾难。孟森先生从年雍的君臣对话中找出了这一丝残忍的草蛇灰线。据对《东华录》和《故宫文献丛编》等大量史料中上谕和奏折的分析，即位后的雍正一直在给年羹尧“灌米汤”。雍正二年三月十八的《奏谢自鸣表折》上，雍正的朱批居然是“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倾慕流涎就是矣”(孟森，2000:301)。这种以上媚下的言词，在中国历代帝王的朱批中可谓空前绝后。而年羹尧居然真的谬托知己，认万乘之尊作布衣之交。例如，年羹尧在《谢赐珐琅双眼翎折》的最后，明目张胆向雍正索要赏赐，说“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对这种越轨的言词以一律以戏言佻词答之，答以“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一‘贪’字，一件亦不给你，得此数物，皆一字之力也”(孟森，2000:299-300)。这分明已经露出了警示。而年羹尧仍不醒悟，甚至还把很多朱批的原本私藏起来留做纪念，或者说是凭证也未可知。可这样更是让雍正在暗中恼羞成怒。1725年4月，雍正以修筑城墙而扰民的小事为由，降年羹尧为杭州将军，让岳钟琪代理甘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心中不平，行至江北的仪征就不再南下，上疏说:“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赵尔巽、柯劭?氲龋?977)。此时的年羹尧，居然试图依仗当年的功劳和皇帝来顶嘴，要雍正改变裁决。果然雍正“益怒，促羹尧赴任”。同时，在雍正授意下，山西巡抚伊都立、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原直隶巡抚赵之垣以及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等封疆大吏和京官纷纷“交章发羹尧罪状”。可以想象，年羹尧四面楚歌，一败涂地。等死罪加身之时，年羹尧糊里糊涂上了一道《临死哀求折》，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孟森，2000:300)。在这个折子中，他处心积虑以“主子”而不以“皇上”称呼雍正，试图唤起雍正对他作为“雍邸私人”的回忆。但这一招却是自取灭亡、愚蠢之至。当年的交情，特别是当年二人间为雍正夺嫡而酝酿的种种密谋，此刻都已经是雍正最要避讳的历史。年羹尧越是想靠旧情打动雍正，雍正杀人灭口的机心越不可动摇。孟森(2000:300)分析到，“羹尧粗材，竟昧古来可共患难难共安乐成例，即无他杀以灭口之故，语言文字之隙，已足以杀身而有余”，可谓精辟。

讲到这里，我们发现，年羹尧自以为是地寻找、识别那些社会资源，并不失时机地加以运用。但他求生的目标没有实现，他动员社会资本但没有达成他的目标。特别的是，他的社会资本动员过程，在我们看来无异与虎谋皮，是一种昏聩不堪、无可救药的愚蠢；在雍正皇帝看来，这个过程是一种无礼、冒犯和小小的狡诈。我们尽可以嘲笑年羹尧是个粗材，但是，哪一个行动者能说自己可以对自己洞若观火？谁能够不受自身历史和性情的影响呢？每一个行动者都是年羹尧，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一厢情愿。从这个角度看，亲密或者疏远的关系，有用或者没有的资源，有可能只是行动者的幻象。既然如此，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除了结构性的一面，不也就必然展示了一种主观的、建构性的可能吗？

二、社会资本的建构性:被忽略了的一面

如果说“资本”二字展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共同点，例如可以增值，需要投资，可以提供资源等等，那么“社会”二字又将社会资本与其它两种资本区分开来。这是因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的实践概念”(刘少杰，2002:239)，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与人的实践互动而形成的。而“实践”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布迪厄(2003:79)说，“作为实践活动的实践的理论与实证主义唯物论相反，它提醒我们，认识的对象是建构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它也与理智主义唯心论相反，它告诉我们，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社会资本结构性的一面，也就是它的嵌入性，是众所周知而且很容易被理解的，它也是社会资本概念自诞生之日起最具有启发性、最被重视的属性。但社会资本建构性的一面，则往往容易被忽视。社会资本学者专注于对网络、结构洞等客观社会关系，仿佛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而且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分析对行动者和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如上帝般同居高临下地解剖一出好戏，对行动者的心智一概以理性选择而蔽之。前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大师的解释进行追问，其目的就是提醒，“单个行为人与未来保持的并支配其现时行为倾向的实践关系，是在两个方面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一方面是其惯习，……而另一方面社会世界客观上给予该行为人的机会之特定状态”(布迪厄,2003:99)。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是客观和主观的共同产物。忽视了建构性，就会把合乎逻辑的事物当作事物的逻辑，最终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和分裂。

1、社会资本的重新定义。“场域”代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空间，是“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Bourdieu & Wacquant,1992:97)，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资本和权力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而“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布迪厄,2003:80)，是“心智和认识结构”，是“结构的内在化产物”(Bourdieu,1989:18)，是“社会结构的嵌入和身体化”,“既低于意识、语言的水平，又高于内省的细察斟酌和意志的控制”(Bourdieu,1984:466-468)。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位置，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性情倾向。而这二者互相定义，高度相关。一方面场域型塑惯习，一方面惯习赋予场域意义、感觉和价值(Ritzer & Goodman,2004:393-394)。实际上，通过惯习和场域的二元整合，布迪厄回避了“个体方法论”和“整体方法论”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一种“关系方法论(Methodological Relationism)”，即除了个体和结构，结构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应该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Rizer, Gindorff,1992)。鉴于布迪厄曾经运用场域和惯习这一一堆概念，成功地建立起了实践理论，我们同样可以运用这一对概念，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修正。这或许印证了波茨对于布迪厄的盖棺论定:“在那些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话语的学者中间，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练，因此它的被忽略令人扼腕惋惜”(Portes,1998:3)。

我们把对社会资本的分析起点具体化到行动者的实践层面。每一个行动者的行动虽然不都是理性选择，但绝不是建立在一个对情境漫不经心的、毫无历史经验可循的掷骰子式的赌博之上的。布迪厄 (2003:142－144) 强调的实践逻辑是“自相矛盾的”、“排斥任何形式的算计”的，仅仅是因为这种算计早已经被身体化了，而不是说没有计算，而是一种“倾向于按照有意识的方式，实施习性另一种方式的运算”(布迪厄,2003:81)。通过计算，行动者一般要了解两个维度的内容:第一，资源的分布情况。包括要明确哪一类的行动对象的资源有助于达成目标，涉及对社会职位的划分、对事件发生场所的界定以及对资源归属主体的穷举。第二，资源的可涉取程度，主要是明确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和远近程度，并由此涉及到行动的策略、后果等方面。这两个内容的判断过程，理所当然是“实践”的过程，从而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质。首先，资源的分布既有客观的一面，包括客观社会职位的划分和社会关系界定；但也有主观的一面，包括主观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程度，也即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其次，资源的可涉取度，既包括客观的因素，而更多的则是主观的判断，是行动者对周边他人资源的一种认识和筛选。所以，行动者的计算、判断的过程，“并不是以在按照某一计划建构起来的若干可能性中进行果断选择为目标的某种意识的理智活动，而是惯习的实践活动”(布迪厄，2004，序言)。回顾以往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都强调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嵌入性资源的客观性，但忽视了这个嵌入的位置却是实践着的、互动着的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处在某个场域之内，但它们被认识的程度主要取决于惯习。

我们试着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由于场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些由客观的社会联系所指向和连接的资源定义为“场域性资源(Field Resources)”。这个概念与林南的“社会资源”概念非常类似。但“场域性”概念本身强调了社会客观关系的结构性，因此“场域性”资源是客观的，而“社会”的概念则显得有点含糊不清。在引入“场域性”这一结构性概念元素后，我们开始第二步:引入建构性元素。由于处在行动者识别范围之外的“场域性资源”无法被资本化，因此，行动者的惯习会决定哪些“场域性资源”被识别。这样，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惯习对场域性资源的分布判断(Evaluative Distribution)。本文要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存在方式是二元的。它有资源的属性，也有心理分布图式的属性。和以往定义的主要差异就是，本文倾向于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被结构化了的建构性。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这个主观建构性。例如，经济资本是客观的，拥有者消失了，资本并不消亡，而且可以转嫁让度给别人；同时，经济资本不存在场域的问题，因为通过汇率制、股票期货可以让金钱在各种形式中存在。文化资本是一种主观性的客观，说它具有主观性，是因为拥有者消失了，他的文化资本也随之消失；说它终究是一个客观，那是因为文化资本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讲师比教授要低，大学的排名有先后。而社会资本则是一种客观的主观，它仅仅在互动中才能产生，不能被完整地转嫁，没有严密的衡量标准。自我的社会资本估价，和他人对我的社会资本估价很可能完全不同。因为都具有客观性，经济和文化资本虽然可以进行相对比较直接的转换，但也基本只能在各自领域之内活动。而社会资本的主观性则可以进行跨场域活动。

2、一组新的测量对象。对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争论。总体看社会资本的理论表述要远远大于测量的实证数据积累(Paldam, 2000)。在所谓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上，尽管有所争议，但已有学者提出了基于要素分析和成分分析的标准化测量方法(Hjøllund & Svendsen2000.)但在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极端的观点，如澳大利亚统计署(ABS,2000)甚至认为对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是无法统计的。从相关文献看，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一种是麦考利斯特和费舍尔等人(McCallister & Fischer.1978)提出的“名称生成法(Name Generator)”，第二种是林南和杜门(Lin & Dumin 1986)提出的位置生成法(Position Generator)，近年来范德盖格和施奈德(Van der Gaag & Snijders 2003)提出“资源生成法(Resource Generator)”。这些方法基本的工具就是问卷调查，其区别也就是提问的项目各有侧重。主要涉及到被测量对象的社会交往可接触的范围、职业、资源和其它特征。 应该说，直接对行动者进行测量的方法，其实本身反而倒体现出了社会资本建构性的一面。但旧概念下的测量方法仅仅关注社会资本自身，而忽视了一些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关系性概念。实际上，社会资本测量面临的挑战，就是寻找那些具有背景相关性的指标，并和指标建立起实证关联(Grootaert & van Bastelaer.2001)。就此本文提出三个关系性的测量对象，分别展示了社会资本的二元性、结构性和建构性。限于篇幅，仅作概念性的阐述。

1)社会资本的动员度(Mobilization)。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纸上谈兵”，不等于在行动后被实际调用的那部分资源。而那部分资源可以称为社会资本的动员成果，它以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其它形式出现，同时也对行动者“今后”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这样，我们把动员成果和社会资本之比，称之为社会资本的动员度。这个指标把社会资本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联系在一起，可以由人数、资源数量或者它们二者的函数等多种单位来进行衡量。不过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主观判断的分布，因此关键不在于对动员度进行量化，而是通过了解动员度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反映出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在场域中拥有较多资本或者较多社会联系的人，动员度有时候反而比较低。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较少求助于场域性资源，一方面由于密集的社会联系使得选择余地增大。而动员度高的人，有可能是自身资本不足，或者联系网络比较疏松所导致。当然，具有相近社会资本时，动员度高的则获取场域性资源的能力更强。

2)社会资本的广涉度(Span)。行动者的场域性资源可以涉及非常多的既定权力场域。从官场到学界，从血缘关系到社交关系等等。可以选取一个时间段，对行动者社会资本在不同权力场域中的分布和聚集程度统计。社会资本相对集中在某些固定场域的，说明交往面比较窄，社会资本广涉度比较低。社会资本分布分散的，则说明交往面比较宽，社会资本广涉度高。一般而言，自身拥有较多资本的人的社会资本广涉度更高。这是因为其自身拥有的资本使得更多的人乐于与之建立联系，从而也获得更多的跨场域的社会资本。这也呈现出一种资源集聚的马太效应。形容，广涉度是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指标。

3)社会资本的主观度(Subjective Ratio)。社会资本具有主观客观二重性。每个人在评估自身的社会资本时，也对周围的人的社会资本进行评估。主观度就是自身对社会资本的评估，与他人对自己社会资本的评估的比值。这里涉及事件性社会资本和总体性社会资本等两种不同层次的主观度。

对于一次事件的社会资本主观度的测量，主要是对行动者和行动对象分别进行调查。我们还是回到1725年以年羹尧为例，测量其求生行动这一事件的社会资本主观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要对年羹尧进行一次采访，还要向年羹尧的求助对象进行了解。第一步，在年羹尧处，了解他将求助谁，他心目中该行动对象拥有的资源数量有多大，他与该行动对象的关系，获取这个资源的几率，需要进行多少其它形式的资本投资等等。第二步，根据年羹尧提供的行动对象名单，分别对他们进行调查。包括:他们对年羹尧的心理距离，愿意给年羹尧的资源多少。第三步，对两次调查的数据进行一次标准化比较。双方在判断上的差距，显示年羹尧对于此事件中其社会资本的主观判断力。一般而言，当行动者和行动对象的惯习、场域类似时，双方对于心理距离的判断有一个类似的标准，判断也相对准确。同时，越处于权力场域的下端，或者越新进入某个场域，判断的准确性也就越低，主观度越高。

对于一段时间内总体性社会资本的主观度测量，实质上就是对某一段时间内历次事件的主观度的积分。由于涉及的事件太多，可在行动者不同亲疏的关系人和不同既定场域中各选取一批多层样本，再根据场域的不同分别假设几个目标事件，让这些关系人对自身可向行动者提供的资源以及心理距离进行统计。最后把这些统计结果和行动者自身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即可。

三、记忆和判断分布:建构性的生成模型

本章将集中就社会资本建构性的形成做一个具体的模型分析。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可以说清自己有多少钱，多少个记得名字的朋友。但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资本，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认识。唯有当指定一个事件，明确一个工具性目标(Instrumental Objective)时，这个认识才能具体化。那么，一个行动者是如何判断自己在事件中的场域性资源的呢？我们将离开年羹尧，尝试建立起一个“初始事件”的认知模型。这个模型的本质是一个认知的序列，它不是作为第三者的客观记录，而是模拟作为行动者的主观判断。

1、“初始事件”模型(Initial Event):

这个模型的事件，是为某个工具性目的而必须寻求场域性资源。由于“惯习的预测是一种建立在既往经验上的实践假设，对最初的经验特别倚重”(布迪厄2003:82)，因此这个模型的主人，“我”，是一个“初始”的行动者，没有大量关于对场域性资源的判断和记忆的累积。对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的认识，仅仅限于了解到他人的客观身份、职位。对与他人之间互动的程度和距离，也仅仅具有一些最基本的人生体验，是一个简单的理性人。一个比方就是，“我”仿佛是一个刚刚跨进社会工作的年轻学生。

横坐标是一个同心圆，来表示在“我”心目中，与周围人的交往亲密程度，这实际反应了距离场域性资源的心理空间距离。这个形式有点类似把费孝通(1985)的“差序格局”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分析结合起来。特别是把后者运用于群体的概念降低到个体，把人与人之间理解成一种信息互补的可以作为“桥(bridge)”的“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这样，在横坐标中，离开圆心的“我”越远，表示我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距离越大，涉取难度越大，提供资源的概率越小。纵坐标表示在这个事件中，场域性资源的多少和影响力。于是以“我”为轴心，形成一个嵌入式的坐标系。“我”周边的每一个行动对象，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获得一个坐标的判断。要注意的是，两个坐标都是主观的产物。

在事件A中，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年羹尧，“我”作为一个普通行动者，周边的场域性资源是比较分散和低下的。往往那些对目标最有影响力的人，未必和“我”有最亲密的关系。因此，“我”周边的场域性资源的分布，必然在一个蝴蝶状的范围之内。即A1-A2-A3-A4-A5组成的“分布面(Surface Distribution)”之中。在事件A中，根据“我”最基本的判断，觉得甲最能够为“我”提供帮助，但是甲和“我”的关系非常疏远；丙和“我”关系最好，但丙对于解决这个事情缺乏影响力。而乙则处于两者之间。此时“我”将面临三者中的选择，由于社会资本同时取决于心理距离和资源判断，因此对这两个要素权重的选择就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心理距离的权重比较看重的，往往出现在内敛的人格中。而对资源权重比较看重的，作为往往出现在开放型的性格中。当然，这已经涉及到心理学层面。总之，由于缺乏记忆，纯粹的理性加上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会使得“我”倾向于挑选那些既有影响力又不至于离自己太“远”的人作为行动对象。“我”的“计算”就是比较每一个人的影响力和交往距离的商。因此，最终乙将成为“我”的行动对象，而“我”刚才对分布面中甲乙丙的资源的判断，就是“我”在事件A中的社会资本。

这个“初始事件”社会资本和学者提出的“个人地位”、“身价”等概念有很多相通之处，都是一种他人在个体心理空间上的序列分布(翟学伟，1999)。也就是说，“初始事件”社会资本的主观性、建构性是具有压倒优势的。这是因为，场域是“社会世界中长期占据某个位置的结果”(Ritzer & Goodman, 2004:390)，而“初始事件”没有历史，因此它所涉及或者蕴涵的是一种不具有历史性和主观性的“准场域”，或者干脆没有场域，这就使得“初始事件”的社会资本必然舍弃这个因时间而达成的结构性。但是，“初始事件”社会资本只是一个开端，随着事件的不断积累，随着场域和惯习之间的不断作用，社会资本整体的结构和建构二元性即将显现出来。这也是“社会资本”的概念不同于“个人地位”的地方。这个积累的过程将在下一个模型中得到解释。

2、“事件累积”模型 (Integral Events)

时间是事件的序列。将事件A的分布面转动一下，就可以形成事件B的分布面。两个面之间还有很多分布面，表示从A事件到B事件的进程中其它的事件。这样，在两个分布面的形成中，甲乙丙三人的坐标分布很可能要发生变化。引起这个变化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迁移。事件变化意味着目标的变化。甲乙丙的场域性资源对于目标的意义因此都会发生变化。三者的坐标都可能发生变化。

2)伸缩。事件A中，由于“我”和乙进行了一次互动，因此“我”和乙的交往距离将发生伸缩变化，也即乙的横坐标发生变化。

3)模仿。事件A的结果将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记忆，在惯习中追加一个数量，导致乙的纵坐标也发生变化。而今后和A相类似的事件发生时，这个记忆将使得“我”乐于进行模仿和重复，或者促使“我”在没有其它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和上次类似的选择，即选择乙。

4)暗示。其它人的事件将对“我”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记忆，在惯习中追加一个数量。例如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我”得知丙也曾经成功地通过乙获得了场域性资源，那么这意味着在“我”的心目中，乙对于某类事件的影响力将变化上升。乙的纵坐标将变化。这是一种“光环”效应。例如对哈佛大学本科生进行社会资本调查表明，人们总是对身份较高的人更为信任，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也会因此进一步提高(Glaeser, Laibson, Scheinkman,Soutter,1999)。再一个例子，在社交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社会关系，哪怕是吹嘘，也能或多或少获得他人更多的信任。

5)排除。如果从A到B之间还有大量的分布面，也就是如果历经了多次事件，但某个他人仍然不能成为“我”的行动对象，那么很可能他将逐渐淡出“我”的记忆，惯习使得他可能失去坐标系中的位置。或者，如果“我”拥有了巨大的行动对象选择数量，那些时间发生相对久远、长期不被动员的记忆也会消失。

6)分类。如果从A到B之间还有大量的分布面，且这些分布面代表的事件属于不同的场域，那么在经过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事件后，记忆和惯习会自动对不同场域进行分组，分别给甲乙丙赋予不同的坐标值。坐标值的差异，就是结构性的差异。

7)趋同。随着事件的积累，“我”对于场域的识别度的不断精确，场域对于惯习的结构化作用越来越明显。通俗地讲，那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判断和行为模式将越来越具有工作环境的特征。这也就是布迪厄( Bourdieu,1977:72)所谓的“作为历史产物的惯习，生成了个人或集体的行动，而历史，也因此和引起它的那些历史相一致”。

这七种变化，都和历史事件有关。而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发生了变化。“我”的理性不再是纯粹的了，而是一个被惯习强化、被场域型塑了的理性，是被筛选了的记忆。这样，如果我们把A事件的分布面旋转360度，那么可以得到一个总体的社会资本分布锥，其形状类似一个圆柱体的顶部被挖去一个圆锥。“我”一生中身边的每个人，在这个锥体中都有一个坐标轨迹。他们或者她们，有的是扭曲的圈，有的是短短的弧线，有的紧靠中心，有的忽近忽远。透过这些变化的轨迹，我们再一次看到:社会资本是记忆的产物，是自身通过历史对自身的不断修正。它的主观度随时间推移而变小，随事件的增多而精确。这就是一个人的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一个人在交往中不断成熟的过程。

结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早已经到了不得不和我们的常识分裂，不得不和涂尔干分裂的时候了。布迪厄的忠告就是要在看似完整的意义中重新引入表象(Representation)。布迪厄(2003:216)说，“由于个人或集团是客观地得到定义的，而对它们作出定义的依据不仅是他们之所以是，而且是它们之被认为的所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这种存在即使严格取决于他们之所是，也绝不可能完全归约为他们之所是，所以社会学必须考虑到客观上依附于它们的两种资产:一方面是像物理世界的任何事物那样都可以计数和度量的物质资产，首先是身体资产；另一方面是象征资产，而象征资产不过是当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被感知和被评价时的物质资产，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区别性资产。”尽管这段话晦涩异常，但笔者相信社会资本正是这种与常识决裂的、以二元方式存在的集合体。富有挑战意义的是，场域和惯习，甚至亦可能成为整合个人层次和群体层次社会资本的重要概念。当然，这不在本文的计划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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