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个体层面因素如何通过一定的机制引发群体社会结果的分析社会学，在过去的15年内日益得到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牛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赫斯特罗姆于2005年出版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一书。这是该作者继1998年《社会机制：社会理论的分析方法》（与R. Swedberg合作编著）后的又一部力作，被誉为是基于机制分析的分析社会学正式登堂入室的“宣言”。该书于当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科尔曼（Coleman）图书大奖。2010年11月，继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之后，其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在中国的发行，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通过拆解凸显要素

近几十年，欧美诸多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社会学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缺乏实证指代（empirical referents）的元理论，而实证研究则成为狭隘的变量分析，缺乏解释力。赫斯特罗姆试图在基于变量分析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大理论”失之空洞的论述之间，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即“分析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作者所强调的“分析社会学”旨在通过拆解过程、凸显要素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过程。这种方法的对象仍然是传统社会学分析的内容，但运用了分析哲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中常见的解释策略，从而为各种社会现象寻求一个准确、简洁、真实和基于行动的解析。重要的是，分析社会学更关心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如何导致集体层面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目前定量社会学分析主流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选择和结果。

作者强调，行动在社会机制的分析方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将DBO 理论，即期望（desire）、信念（belief）和机会（opportunity）共同决定个人行动这一解释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然后用DBO 理论来分析社会互动，提出一系列可以解释人们行动如何相互影响的机制。社会互动之所以成为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就是因为人的很多行动只有和他人的行动关联起来才能被完全解释。面对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倡导者中存在着工具主义不良倾向这一现实，作者强调，仅因为可以获得较好的预测或者完美的模型，就去接受一种明显有问题的假设，将会削弱理论的解释价值和理性选择方法的长远发展能力。

基于多个主体从微观到宏观

然而，要理解行动者如何采取行动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行动会导致一定的社会结果。作者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集中讨论了个人行动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当下，一些忽视社会现实的观点把社会现象理解成不同的本体论层次，而这些层次彼此独立，可以单独分析因果关系。这种具化（reification）使得解释被模糊化而不是清晰化，最典型的就是导致了一些非常浮浅的因果解释和说明。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描述个体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理论，就需要以DBO理论为起点，进行基于多主体的仿真分析（agent-based simulation analysis）。这些仿真分析强调社会互动的结构自身对于观察到的社会结果的重要性。此外，它们也说明了社会现象的规模、特质与引发社会现象之因的规模、特质并不一定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大规模的社会现象，也许仅仅就是普通事件和环境的结合产出的并不普通的后果。

而后，作者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1990年代的失业状况为例，具体阐明了该书中提及的思想何以在实证研究中进行操作，即如何测试以及对机制性解释作实证校准。其本质就是首先运用统计分析来检验社会机制的各种片段，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多主体仿真模型。该方法提供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连接，以使我们能从一系列定量分析结果中获得社会层面的含义。

实证研究要建立在有真实意义的模型上

在短短150页的篇幅中，赫斯特罗姆基于结构的个体主义（structural individualism）视角，指出机制性方法是抽象、现实和准确的，它用清楚构建的行动和互动的理论来解释特定社会现象。倘若让社会学研究具有真正的社会学理论意义，就必须超越现今的状态。特别是，定量的实证研究必须建立在具有真实意义的有效社会机制模型上，而不是像当下流行的“建立在普通的归纳了一系列数据之间统计性关系的统计模型之上”的套路。

自孔德以降，社会学领域始终在“行动与结构”、“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分野中徘徊前行。其中，许多社会学家为此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如默顿的“中层理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亚历山大的“新结构功能主义”等。或许正是社会理论天然的自我“悬置”的能力，使理论始终无法落实到微观的个体层面，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也难怪有国内学者提出了基于个人立场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为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力图打破社会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之间“沟壑”的又一次有益尝试。中国社会与西方差别甚大，寻求机制性解释，必将任重而道远。

（作者：范晓光 陈云松;  作者单位：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牛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