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注重历史的国度，三代便有掌管历法和史籍的太史。西周、春秋时期，太史是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务。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设有专职或兼职史官，负责修整前朝史籍，记述当朝事迹。

    史书的价值，关键取决于是否真实可信。因此，追求真实、秉笔直书的史官被尊为“良史”。历朝历代，有不少“良史”如星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西汉司马迁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明星。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文天祥对“良史”的礼赞。

“在齐太史简”一语，是指发生在春秋齐国的故事。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崔杼不甘心戴绿帽子，一直想寻机报复。 有一天，齐庄公设宴款待了来访的贵宾，就匆忙带上几个护卫赶到崔杼家。他让护卫守外屋放哨，自己潜入内室与棠姜幽会。崔杼早有准备，一声令下，众杀手迅速出击，把庄公及其护卫斩尽杀绝。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心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二个弟弟仍如实记载，也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所说，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亡吧！”这个太史小弟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小弟走出来，正遇到南史公执简而来，南史公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在晋董狐笔”一语，是指发生在春秋晋国的故事。晋灵公是一位昏庸无道、残暴荒淫的君主，辅臣赵盾多次劝他励精图治，他却派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这位大力士认为赵盾是忠臣，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选择了自杀。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邀请赵盾来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刺杀赵盾。赵盾的卫士发现情势不对，保护赵盾脱离险境。赵盾与儿子赵朔被迫逃往国外，途中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盾的堂弟）。赵穿得知原委，前去找晋灵公理论，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声恶语。无奈之下，赵穿只好叫卫士杀了晋灵公。赵盾闻知，返回晋国，拥立晋灵公的叔叔为新君，是为晋成公。后来，赵盾想知道史官对这次事变的评价，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董狐将大事记录呈上，赵盾发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赵盾质问董狐：“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何以让我承担弑君罪名？”董狐回答：“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只是无奈地叹息。

     齐国太史兄弟、晋国董狐不畏权贵，敢于舍生取“史”，的确难能可贵。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坚持原则的史官，也会有毫无原则的史官。唐代的许敬宗，便是后一种典范。

     许敬宗（592—672年），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少有文名，隋大业中，举秀才。隋末，其父被宇文化及所杀，他便参加李密的瓦岗义军，为记室。入唐，为秦王府学士。贞观八年（634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改中书舍人。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完成武德、贞观两朝《实录》，被封为高阳县男。在太宗朝，许敬宗就很得志，是负责起草诏书、掌管机要的近臣之一。高宗即位，许敬宗任礼部尚书。因贪财嫁女与酋长冯盎之子而被弹劾，一度贬为郑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许敬宗被召回朝，仍修国史；六年，恢复了礼部尚书职位；后来入阁拜相，官至侍中、中书令，位极人臣。

    许敬宗官越做越大，恩宠有加，关键在于善解圣意，会见风使舵。在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众大臣都极力劝阻，唯有许敬宗乐于促成其事；他一方面在高宗面前竭力逢迎，表示赞同册立武后，另一方面制造谣言诬陷不同意废除王皇后的元老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致使他们被高宗流放，客死他乡。

    不过，许敬宗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则是他在修史上的不光彩行径。身为朝廷重臣，许敬宗多次代表官方监修国史，却没有表现出史官应有的品格。史官之笔，应该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样才能对得起历史。可是，许敬宗却将手中的史笔视为“摇钱树”，妙笔生“花”，妙笔生“财”。

    达官贵人，无不渴望青史留名，留下自己的美名。许敬宗抓住他们这种心理，趁机敲一敲竹杠，索取贿赂。假如人家赠送钱财，他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人家写成正面人物，隐匿过错，夸大功绩。假如哪个未能满足自己的欲求或与自己有过节，他就在笔头上玩花样，对人家进行抹黑或丑化，使之留下骂名。

      《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由于亲戚关系，加上得了对方贿赂，所以在写尉迟宝琳之父尉迟敬德传记的时候，许敬宗刻意将尉迟敬德所犯诸多过失隐去，而把唐太宗赐赋长孙无忌的事情记在尉迟敬德的名下，从而为尉迟敬德立了言过其实的传记。只要得到贿赂，许敬宗竟敢不顾事实臆造，甚至指鹿为马。由于收受了庞孝泰的宝货，在写庞孝泰率兵远征高丽这段历史时，他居然把庞孝泰怯战怕死而败北的事实改写成连胜敌将、斩首及俘敌数万人，并且称赞：“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他的亲家钱九陇，原本是唐高祖的奴仆，许敬宗为他捏造光荣的门第、显赫的功劳，还将他与有名的大臣刘文静等合传。

  对于许敬宗妙笔生“花”、歪曲历史的做法，时人便不以为然。许敬宗死后，太常寺讨论他的谥号，一位叫袁思古的博士议论说：“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这个“缪”字，是对许敬宗的客观写照，也是绝妙讽刺。

    当然，古往今来，类似许敬宗这样妙笔生“花”的大有人在。当下文人似乎比许敬宗更精明，即便不能参与修史或修志，也能过得很滋润。现在是注重经济的时代，普遍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若是发财致富了，什么代表、委员、企业家之类头衔便纷至沓来。不管这些富豪是非致富不义，也不管他是否为富不仁，只要他愿意支付一些经费，就有笔杆子为他做正面宣传，以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形式刊登于报刊。近闻，某个知名教授因为接受某地资助经费，便不惜为某地大声鼓噪，竭力为其领导大唱赞歌；还有某所大学，因为得到某地提供巨额经费，便组织人马对其进行研究和造势，隆重推出“××模式”。从这些文化人身上，似乎能看到许敬宗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