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这是在中国颇为流行的俗语，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为人处世要豁达大度，尤其是身为将军、宰相之类大人物更应宽宏大量。实际上，这句俗语只是强调应当做到，并不意味着能够做到。且不说一介草民常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未必能做到。

就宰相而言，历代宰相总共数以千计，真正有度量的贤相却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擅长权术的高手，其中更不乏口蜜腹剑、眦睚必报、心狠手辣的小人。当然，肚里能行船的宰相也有，北宋的王旦就是其中代表。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及第，从此进入仕途，在地方和京城为官。宋真宗即位，王旦屡屡升迁，初为中书舍人，后为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年)，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王旦为相十余年，辅佐真宗励精图治，确保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被公认为一代贤相。

宋真宗一朝，前后有十二人担任宰相，其中吕蒙正、张齐贤、吕端、李沆、寇准、王旦等堪称著名贤相，而吕蒙正、王旦尤有雅量，深受时人敬重。特别是王旦，其气度着实令寇准叹服。

寇准可是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他与王旦同一年中进士，早年受到宋太宗赏识，宋真宗景德元年出任宰相。那年冬天，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侵入宋境，围攻定州，气势汹汹。消息传到汴京，朝野震惊。真宗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主张、主和两派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寇准力排众议，促成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抵达澶州，宋军士气大振，打退辽军进攻，射杀辽军先锋萧挞凛。最终双方议和，订立了澶渊之盟。 对于宋朝来说，澶渊之盟是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签订的屈辱求和条约，不仅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地，而且要以输金纳绢换取辽军不再南侵。虽然赔了一些财物，以此换来两国边境的相安无事，在真宗看来也是值得的。为此，真宗对主战的寇准心存感激，在战后一段时间内非常倚重寇准，几乎言听计从。这引起了王钦若的嫉妒与不满，刻意在真宗面前挑拨离间，进谗言构陷寇准，使真宗逐渐疏远寇准；不久，真宗找了一个借口，免除寇准的宰相职务。

王旦接替寇准出任宰相。在很长时间内，寇准多次抨击王旦，而王旦并不介意，经常在真宗面前称赞寇准。真宗曾对王旦说：“你虽然常称赞寇准的优点，可他专门反映你的缺点。”王旦坦言：“这很正常，因为我担任宰相职务很久，处理政事很多过失也必然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表明他忠诚正直，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在寇准担任枢密使期间，王旦所在中书省有一文件送达枢密院，寇准发现文件违反格式，马上报告真宗。真宗随即召见王旦，将他狠狠批评了一顿。王旦主动承担责任，对办事人员都进行了责罚，还到寇准家表示认错并致谢。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达中书省，办事人员发现这份文件也违反格式，欣然将它交给王旦，建议他报告皇上，也让枢密院出回洋相。王旦不同意，叫部下把文件退还枢密院。寇准颇为惭愧，见到王旦，忍不住问道：“我的老同年，您怎么有如此大度量？”王旦笑而不答。

后来寇准被免去枢密使，私下托人求王旦，希望能使相职位。“使相”创设于晚唐，当时朝廷为了笼络跋扈的节度使，授予他们同平章事的头衔，与宰相并称，号为使相。五代沿用，实际上不行使宰相职权。宋代的亲王、留守、节度使等加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都称为使相；虽然不参预朝政，但地位显赫。当着说客的面，王旦神情严肃地说：“将相的任命，岂能通过私下求人得到？请转告寇大人，我不接受这样的请求。”王旦的拒绝，让寇准感到遗憾与不满。稍后，寇准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上任前，寇准拜谢真宗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能获得如此重任？”真宗如实相告，说这是宰相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听了深表惭愧，自叹不如，心里对王旦更加敬佩。王旦曾经患病，久不愈，真宗询问谁可以替代他，王旦恳请真宗自主抉择。真宗提出几个人选，他都不认可，最后真宗要他发表意见，他竭力推荐寇准。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旦为宰相，务遵法守，重改作，善于论奏，言简理顺。其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居家宾客满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别召与语，询方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密籍其名以荐，人未尝知。”可见，王旦举荐贤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悄然进行，做了伯乐而不张扬，不求他人报答。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且不说令常人望尘莫及，就是置于历代贤相当中也是凤毛麟角的。

借一句台词，不妨试问：王旦何以如此宽宏大度？元芳，你怎么看？的确，对于王旦的大度，他的领导宋真宗、同年寇准以及当时同僚或部下都能直观感知到，但是对于王旦为什么大度的问题，他们未必知晓其答案；即便知晓，自身也难以做到。用不着元芳推断，我可以肯定地说，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王旦之所以宽宏大度，是因为他公正无私。

周武王曾问政于箕子，箕子谈到为政要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孔子也曾强调：“政者，正也。”可见，中国古代圣贤把公正或正直看作为政第一要义。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或正义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什么是公正？他们指出，所谓公正，就是在理想的城邦中，各个阶层成员各尽其职，各守其序，适得其反。他们认为，公正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公正则依归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很明显，宰相这个角色极具政治色彩，为宰相者无疑是职业政治家或政客。严格地说，追求政治上的善（公正）即为政治家，而追求政治上的利（功利）即为政客。

从王旦的表现看，他无疑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因为他所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从本质上说是追求政治上的善——“公正”。正是因为力求公正，使他能够客观地审视他人与自己，能够进行换位思考。寇准多次在皇上面前说他的不是，他既能正确对待，又能表示理解，就是基于他客观公正地看问题，即可看出寇准的良苦用心，又可看出自己存在不足，故而不介意他的批评或抨击。正是因为力求公正，使他能够忠于职守务遵法度，认为举荐贤能只是宰相应尽的本分，所以他悄悄地举荐他人，而不让他人知道，并不指望得到他人的回报。正是因为力求公正，使他能够坚持天下为公，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认定寇准是治国理政的能手，便竭力向皇上推荐他，意在让他更好地为国效力，故而不介意他是否批评过自己，不介意他是否为难过自己。正是力求公正，使他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谋取制度之外的好处或私利。他为相十多年，推荐任用的官员无数，却不从推举自家子弟或亲属；他的侄子王睦，为了考取进士，曾请他出面帮忙，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觉得权势介入科举考试，对于寒门学子是不公平的。

俗话说得好，“心底无私天地宽”，像王旦这样公正无私的人，其胸怀必然坦荡，度量必然宽大。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度建立在公正无私之上的大度，不是无原则地和浠泥，更不是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王钦若为人奸滑，真宗曾想起用他为宰相，向征询王旦意见，王旦婉言表示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王旦病重辞职后，真宗任命王钦若为宰相，王钦若依然对王旦耿耿于怀，私下与人说：“这个王子明，竟然让我迟十年作宰相！”正是起用了王钦若、丁谓这些奸佞小人担任宰相，使得真宗朝的后期较为灰暗，没有什么亮点，终究酿成“内忧外患”的局面。

试问，如果王旦所追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功利，他还会表现得那样宽宏大度吗？事实证明，追求功利的政客，大都在以我为圆心个人利益为半径的圆圈里打转。功利，或者说个人利益，是他们衡量一切人或事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凡是于我有利的，便是好的，便是盟友；凡是于我不利的，便是坏的，便是异己或政敌。这样以屁股决定脑袋，往往导致利令智昏，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或抉择。一个人若不追求公正，满脑子私心杂念，时刻算计自身的利害与得失，他的胸怀绝不会坦荡，他的度量绝不会宽广。

不妨设想，换了别的政客，他会怎样准看待寇准在皇上面前批评自己？他可能会以为这个寇准没安好心，是在觊觎相位，故意吹毛求疵，无非是诋毁他人，以便自己取而代之；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他会在皇上面前说寇准的坏话，设法将寇准逐出朝廷；实际上，王钦若、丁谓之流就是这样对付寇准。还有，寇准将公文失误上奏使王旦受到皇上责问。若是换了别人，可能会认为寇准有意刁难我，存心让我出洋相。那么，一旦抓到对方的把柄，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让他领教皇上的训斥；这样以牙还牙，不仅不算过分，也合乎人之常情。公正无私的政治家，通常认为选贤任能是自己应尽的职责，而精明的政客往往借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王旦推荐了他人，却不让他人知道。换了别的政客，自然会让人家知道是我推荐了你，要让你知道我对你有知遇之恩，你将对我知恩图报。这样有诸多利好，不仅扩大自身势力，增加人脉资源，还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尤其像寇准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如果你与他联手结成同党，就可以权倾朝野，呼风唤雨。但是，以这种方式选用官员，必然导致结党营私，势必危害朝廷和国家。

客观地说，人性原本是自私的，大都是从自身角度考量而趋利避害。所以，出现像王旦这样公正无私的贤相并非必然现象，充斥历史舞台的大多为精明自私的政客。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是人治社会，究竟由谁来治理，只能听天由命。偶尔出现了明君贤相，会把国家打理得很好，甚至创造出太平盛世。若是遇到昏君奸臣，会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甚至导致战乱或亡国。因此，历朝历代总是走不出治乱交替、兴衰无序的怪圈。

美国当代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如同真理之为思想的第一美德。一个国家，仅靠政治人物具有公正的美德是不够的，只有建立体现正义美德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为制度问题是根本性问题，邓小平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王旦的公正大度乃是崇高的精神品德，无疑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学习。在当下，我们在呼唤官员“为政以德”的同时，更期待构建富有第一美德的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