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以现实问题为起点，还是从模型假设出发？刚刚去世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始终认为是前者。他自己研究了现实中的企业整合、公共产品（港口灯塔）的供应、稀缺资源（无线电频谱）的配置和权利界定的司法实例，告诫人们要警惕“黑板经济学”即象牙塔中做学问的危险。
笔者曾被“黑板经济学”误导，在现实经济面前碰了壁，才开始怀疑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经历了削足适履的一番挣扎，最后不得不放弃那些一直被视为真理的经济学教条。这些教条来自精巧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上世纪末，笔者从学校转到金融业工作，成为投资银行的一名研究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投资银行为什么会有研究部？为什么要雇人研究上市公司？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在任一时点上都等于公司的真实价值，所有的投资者只能赚到平均利润，而不可能利用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进行套利操作以获取超额利润，因为“有效市场”上的价格从不背离价值。而研究的目标不正是寻找和买入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推荐卖出价格高于价值的公司吗？黑板经济学家断言：有效市场上根本就不需要研究部！这样一来，研究失去了意义。
市场为什么是有效的呢？根据标准教科书，“完全竞争”保证了市场的有效性。所谓“完全竞争”需要诸多的假设前提，其中最常见的有以下四项：（1）相同的产品；（2）众多的小厂家，每一家的产量如此之小，以至于没有一家能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3）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4）完美和对称的信息。阿罗和迪布鲁从数学上证明，满足这些条件的市场是“最优”的，由这样的市场配置资源，可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两人因这项证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非经济专业的读者可能对这些假设感到困惑，从直观上讲，这些限定性条件都是为了防止厂家垄断和“操纵”价格，在“完全竞争”的信奉者眼中，垄断和操纵价格是竞争的大敌，必须彻底排除，才能创造一个理想的竞争环境。担心企业利用独特产品——例如曾经的苹果手机——排挤竞争对手，伤害消费者的利益，所以黑板经济学家规定了假设（1）。企业不能太大，店大就要欺客，就可能用减少供应的办法“恶意抬价”，这就是假设（2）的由来。假设（3）和（4）的用意也是确保平等竞争。黑板经济学家不知道，现实中的竞争正是以垄断和价格“操纵”为手段的，正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如笔者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没有“垄断”和“价格操纵”就不可能有竞争。
作为投资银行的研究员，笔者研究和拜访过至少上百家公司，从未见过一家公司能够满足“完全竞争”的四个条件，甚至没有一家能够满足哪怕其中的一个条件。这意味着，现实中的市场都不是有效的，用教科书的语言讲就是“市场失灵”了。同样根据教科书中的标准定理，市场失灵要靠政府干预，但在现实中的企业一提起政府干预就头疼不已，避之唯恐不及，这又是为什么呢？
问题出在“完全竞争”和“有效市场”的概念上。正像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所指出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完全没有竞争，教科书中的概念没有抓住竞争的实质。哈耶克问道，如果企业像假设（1）所描述的那样，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那么它们用什么来竞争呢？靠什么来赢得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呢？现实中的企业靠差异化而不是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差异化的目的是形成暂时的和局部的垄断（是的，竞争需要垄断！），从而获得暂时的和局部的定价能力，将自家产品的价格定得高于行业平均，以赚取高于行业平均的利润，如苹果公司所做的那样。现实中的竞争以否定假设（1）为前提，并且必然走向否定假设（2），企业不会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总要试图“操纵”价格。
现实中的企业也不可能接受假设（4）。用通俗的语言讲，完美和对称信息的市场就是没有任何商业秘密的市场，企业对于竞争对手的情况了如指掌，苹果公司知道三星的技术，三星掌握苹果手机的所有产品细节。在这样的假想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相互抄袭而已，甚至连抄袭也进行不下去。当商业秘密全部公开时，没有人会去做研发和创新，因为创新将很快被仿制，创新者无法回收研发投资，新产品和新技术就此绝迹，去抄谁的？又去抄什么呢？
创新原本是为了推出其他厂家没有的独特产品，以便获得局部和短期的垄断定价权和垄断利润，如我们上面刚刚讨论过的那样。创新者会通过申请专利和内部控制，千方百计地保守秘密，保密时间越长，赚取利润越多，保密或者制造不对称信息是竞争的必要手段，而“完全竞争”所假设的充分和对称的信息恰恰破坏了竞争，使竞争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厂家保密就是人为设置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把竞争对手挡在门外，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竞争”的假设（3）——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也不成立了。
所有假设在现实中都不成立，“完全竞争”沦为课堂里的虚幻概念，但危害并未到此结束。黑板经济学家制造出一个完美境界，再以这个“太虚境”（《红楼梦》语）为标准，衡量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凡偏离完美境界的就是“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将现实改造为想象中的完美世界，起码也要尽可能地接近完美世界。
依照信仰的或科学的美好理想改造社会，由此而产生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11到13世纪，西欧的基督徒发动十字军东征，目标为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神圣的事业很快演变为对东方各民族的掠夺和杀戮，连基督徒也不能幸免。上世纪60年代，中国依照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大搞集体化和公有化，“大跃进”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大倒退。
黑板经济学家从假设出发，推导出“有效市场”和“市场失灵”，并顺理成章地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引入了政府干预，从而赋予政府更为广泛的职能。这样的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遭到了科斯的严厉批评。科斯指出，所谓“外部效应”和“公共产品”等“市场失灵”的概念是多余的和有害的，抛开“市场失灵”的概念，我们可以更为准确地界定政府的职能，可以更为有效地处理外部效应问题，以及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以污染这一典型的“外部效应”为例，传统教科书的说法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伤害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但企业不必支付居民的医疗费用。负的外部效应没有反映在企业的成本上，低成本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导致排污量大于“社会最优”值，市场失灵了，这里的“社会最优”当然指的是“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最优。这时政府要出面干预，或者向企业征收污染税，补贴居民；或者监管企业的生产，将排污量控制在“社会最优”水平附近。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认为外部效应和市场是否“失灵”无关，而是个体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差引起的问题。由于不必为污染支付费用，企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因而具有过度生产和过度污染的倾向。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是明晰产权，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令企业的成本等于或接近真实的社会成本。如立法规定，居民拥有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企业为了排放污染，就不得不事先征得居民的同意，而居民同意的前提当然是企业赔偿居民的损失，包括生活品质的下降和医疗费用的上升。近年来我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以各种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求停建居民区附近的化工项目，迫使企业将项目迁往人口较少的边远地区。在增加企业成本的同时，减少污染的社会成本，从而缩小了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差。如果污染的外部效应完全内部化，企业的成本等于社会成本，问题便得到解决而不需要政府介入，并不存在“市场失灵靠政府”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在各国经济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是普遍现象呢？实际上，科斯并不一概反对政府的作为，而只是说，处理外部效应、公共产品等经济问题不需要“市场失灵”的概念。一旦将问题诊断为“市场失灵”，人们就将注意力转向政府，视政府为救星，以政府干预为唯一的替代方案。然而在现实中，政府通常既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更不是最好的方案。
如上面的分析所示，为了控制环境污染，起码还可以考虑在明确权利前提下的民间协商和补偿。仅当民间协商涉及的人较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使当事人感到难以承受，也就是交易成本过高时，政府的干预才具有相对优势。但我们不要忘记，政府也是有成本的，例如官员的工资和维持政府运行的费用、干预和监管本身带来新的“外部效应”、政府经营的效率损失，以及管制和审批滋生的贪腐寻租成本。如果民间协商和政府干预的净收益都是负的，最优对策就是保持现状！无论人们对现状有多么的不满，无论人们认为现状是多么的不可接受，改变现状将使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教科书中另一经典的“市场失灵”是公共品的供应，如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公共品指社会需要，但由私人公司经营又不能赢利的产品和服务。对此，科斯问道：基础设施是公共品吗？一定要由政府经营吗？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科斯深入研究了英国航运灯塔系统几个世纪的演变历史，发现19世纪中叶的灯塔大部分是由私人建造的，并且一半由私人公司维护和运行，另一半归属政府授权的私人机构，从停靠港口的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灯塔其实并非公共品，而是可以产生利润的私人产品。科斯毫不客气地指出，众多教科书用灯塔作为公共品和“市场失灵”的案例，因为这些作者从未研究过现实中的灯塔是如何建设和维护的。
遗憾的是，科斯的忠告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自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他的《社会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市场失灵”的概念后，黑板经济学家便热衷于发掘新的造成市场失灵的“坏分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又加上了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非理性行为（动物精神）等等，甚至连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也被归咎于“市场失灵”，政府的有形之手也就愉快地随着坏分子名单的扩大越伸越长。
科斯告诉我们，“市场失灵靠政府”是研究方法论上的根本性错误，它使人们误以为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实际上两者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既有互斥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这就像交通工具的选择，从北京到天津，最优策略是开车走高速，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自行车可能是最佳选择。倘若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偏离了快速安全的理想状态，你不能因此说“汽车失灵”，要求政府介入，用自行车替代汽车。同理，自行车雨天滑到沟里，你也不能说“自行车失灵”，呼吁立法禁止使用自行车。
抛弃虚幻的“市场失灵”概念，处理外部效应、公共产品等问题的方法就和生产面包、牛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了，都是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而资源配置都离不开市场、企业、法律和政府这些制度和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机制和企业决策？政府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介入？怎样组合这几类制度和组织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取决于对具体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看哪一方案的社会净效益最大。而不可依据“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简单公式，一味强化政府的作用，以至于走向政府“驾驭”市场和替代市场的荒谬极端。
牛奶的生产主要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同时也需要独立和有效的司法体系，受理消费者的起诉，保护公众的利益；政府的职能则是行业标准的制定与行业监管。治理污染同样需要市场、法律与政府，例如发达国家在科斯思想的影响下，于上世纪晚期建立了污染权交易市场，我国近年也开展了碳排放交易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良好效果。在这里，政府的角色是确定污染排放权和维护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秩序，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如何使用污染排放配额均由企业自行决策。
否定黑板上的“完美竞争”和“有效市场”，现实中市场竞争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竞争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某个假设的理想状态，甚至不在于逐步趋近那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在竞争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经济的效率。竞争给了企业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停滞不前的企业会被淘汰，而持续创新的公司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消费者的收益则是性能日新月异的产品。尽管在这个双赢的博弈过程中，市场几乎总是处于“失灵”状态，即偏离了那个“完全竞争”的“最优境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判断标准吗？
强调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没有丝毫贬低理论的意思，而是要为理论研究找到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可以有，但不一定是复杂和华丽的数学模型，科斯就没有用数学模型，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交易成本学说，对经济学做出重大的理论贡献。当然，观察感知并不排斥逻辑推理，研究需要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因这个题目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对主流经济学深感失望的科斯对中国寄予厚望，笔者冒昧揣测，也许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黑板经济学变成了屠龙之技，中国经济学人和政策制定者只能在实践中运用最一般的原理如交易成本，以及最一般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法，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也许科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