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示出一种多元的格局。这方面的发展至今被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忽略，因而，本文想对大陆目前的思想格局略加探讨，并侧重分析其中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
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陆思想进程来看，五十年代是由多归一的时代，各种主义被涤荡殆尽，最终统一到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六、七十年代是思想一律的时代，整个中国大陆只有一家学说；八、九十年代是由一返多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催生之下，中国大陆的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逐渐展示出一种多元的格局。这方面的发展至今被研究中国的学者所忽略，因而，本文想对大陆目前的思想格局略加探讨，并侧重分析其中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
一、背景与格局
按照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国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之中。随著越来越多的现代性载体被引入到大陆社会中，随著传统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随著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的召开，随著与外部世界各种思想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主义"在中国大陆不断萌芽，其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大。1993年底创办的一份政论刊物《战略与管理》就在其发刊词中公开宣称：该刊物"企盼著所有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社会思潮都在这里得到反映或经受砥砺"。
根据思想史研究的一般规范，结合中国大陆目前的具体情况，本文特别提出几个方面来作为区别不同思潮的依据：对现代化道路及治国路线的看法；对过去正统意识形态的态度；与当局的关系；所主张的社会变化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哲学方法论基础；对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体系的认同与归属。
以上述的依据为大致的尺度，我认为中国目前主要有五种思潮，或者说是五极鼎立，我把这五种思潮分别称为：1极端的正统主义；2体制内的民主改革派所主张的改良的正统主义；3威权主义；4自由主义；5激进主义。
第一种思潮是极端的正统主义。该思潮主张用过去的苏联模式来治理中国，政治上赞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或者说"鸟笼经济"，反对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极端的正统派是邓小平著名的"以反左为主"一语中所指的左倾正统派，常常活跃于改革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中多半是年纪较大的官场文人，其中有些人是正统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有些则是89年之后冒出来的政治投机家。其主要的舆论阵地有：《当代思潮》、《中流》、《真理的追求》、《阵地》等杂志。这一派的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压制，另一方面却又被当作对付政治和意识形态反对派的思想工具。这就定下了该思潮可以生存但却难以得到发展的命运。
第二种思潮是改良的正统主义。这种主义的追随者通常又被称为体制内的民主派。他们主要由党内的高层理论家和新闻界的一些前主要官员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胡耀邦等改革派的旧属，他们活跃于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这种改良的正统主义主张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主张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但是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这一派的许多人就象胡耀邦一样，多半在改革受到挫折时也相应地受到政治挫折。目前，随著新一波改革浪潮的来临，他们在国内也日趋活跃。改良的正统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人数最多的政治思潮，几乎所有的、有开明倾向的学者和理论家都曾站在这一面旗帜下。但是，在1989年的政治摊牌之后，大多数人都从中游离出来，只剩下一些年事已高、但仍然情绪饱满的民主改革派。
第三种是威权主义，第四种是自由主义。对这两种思潮，将在本文的第二、三部分作专门的论述。第五种是激进主义，或者说是极端的民粹派。持这种思潮的人在整个大陆的知识分子中人数极少，但嗓门颇大。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给中国带来巨大而长期的动荡；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彻底的、全盘的乃至是暴力的变革才能实现。他们对东西方的任何正统的价值体系都没有什么好感，而主张一切从头开始，尤其是由他们来开始。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革命的动力来自于受苦受难而又被忽视的群众，而他们有义务引导这些民众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
从上述思潮与世界范围内思想体系的对应关系来看，极端的正统主义显然追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改良的正统主义则追随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内的威权主义显然追随的是东亚的和拉美的在现代化早期的威权主义；自由主义则试图追随起源于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保守的自由主义；而激进主义则追随的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是法兰西启蒙的现代产物。除自由主义外，其它所有思潮的哲学基础几乎都是程度不同的理性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保守主义、渐进主义、经验主义。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更自觉地注重从苏格兰启蒙中汲取理论素养。
从与当局的疏离程度看，由近及远依次是，威权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极端的正统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从对正统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看，依次是极端的正统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威权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从对暴力作为社会变革或社会进步手段的亲和程度看，由近及远依次是激进主义、极端的正统主义、威权主义、改良的正统主义和自由主义。
从上述五种思潮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尽管有五极鼎立，而且相互之间的隔膜颇深，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并不热络。唯一的论战常常发生在极端的正统主义和改良的正统主义之间，而其它各派思潮之间均无公开的论战。对这场唯一的论战可能的解释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统主义的信仰者，所以从当局那里获得的发言权也较多。在这场论战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激进主义与改良的正统主义联手反对极端的正统主义，并且编辑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反左书籍：从《历史的潮流》到《反左备忘录》、《"天堂"挽歌》，再到《中国"左"祸》。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或许是因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想借用改良的正统主义所享受的有限的舆论管道来表示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共同信奉激进的民主。
在这五种思潮当中，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最大的思想势力。因此，在本文的下面部分中将对这两种思潮分别作重点的剖析。
二、威权主义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威权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权威主义（1988-1989）、新保守主义（1990-1992）和国情派（1992至今）或者说国家能力论。这三种思潮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新权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大家已经比较熟悉1。新权威主义声称以民主为目标，以"威权"（用行政手段使权力高度集中）为手段。结果造成目标与手段的割裂，民主遥遥无期，集权却成为当务之急。 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权威的合法性是不能靠强制的同意来获得的，靠"威"来取得的权力的合法性只有称为"威权主义"才较为合适。新权威主义把" 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直译成"权威主义"，再加上"新"（new authoritarianism）来作为自己的思想标签，显示其在理论上的粗糙和学识上的肤浅。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威权主义"与权威完全是两回事。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与极权主义一样，威权主义也"是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者任何现代形式的独裁制度的一种鄙视和厌恶的贬称。"2按照政治学界通常的理解，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是凭借武力进行强制性的统治，威权主义与权威风马牛不相及。威权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权威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权力。所以，把威权主义称作权威主义既是对威权的美化，又是对权威的误解。由于在与民主派的辩论和89风波中受到重创，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名称已经使用得越来越少了，尤其是这种思潮的拥护者已不象以前那样公开地使用这一旗号，而且新权威主义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在89风波之后已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立场。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新权威主义者，或许是受了当时流行的国际思潮的影响，给自己换了一个新名称："新保守主义"。3由于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并无根本的区别，特别是由于个别当时的"政治明星"的加盟，因而变得名声不佳，在海内外受到了强烈的抨击。
新保守主义声称，他们与哈耶克、波普尔、严复、梁启超为同道者。可是对于任何保守主义者来说，"保守"的招牌是次要的，关键看其保守的对象是什么。例如，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保守的是儒教传统；当代中国的保守派，保守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今日西方的新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以传统为依托的自由；而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威权的治国方式"。因而，两种"新保守主义"，名同而实异。在思想方法上，这种新保守主义也趣旨大异。西方的新保守主义视理性主义为莫大的思想祸害，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视理性主义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思想工具，总以为自己"精谙国情，掌握了唯一的科学的真理"；4总是试图以"上帝的手"的姿态来安排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这种安排，中国的老百姓只有俯首听命的权利。这种思想方法倒也反映了威权主义的某种本质，即排斥自由、排斥人的能动性。 国情派则相对独立一些，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权威主义的同道者。国情派起源于八十年代末期由一些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的学者、用经验和定量的方法研究中国国情，并从九十年代起渐渐与国家能力论汇流，用国情研究的结论来论证强化国家能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国家能力论的理论渊源或多或少来自由一些留美的中国学生集体进行的研究课题《中国大陆变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5，这些人多半是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出身，而非象新权威主义者那样出身于哲学、史学或经济学。国情派试图以国情为理由来为建立一个强大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侧重历史与经济的话，那么，国情派更侧重经验与数据。这样或许使得国情派的主张显得更"科学"一些。
威权主义的根本主张是，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缓行民主与自由，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权力分散，6反对代议民主，7因此，威权主义者的立场较受官方的重视，同时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从执政者的政治需要著想的。新权威主义者通常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并同官方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其理论著眼点不在于其理论思维，而在于为政府提供对策。他们想作"君王师"，故也不乏有一些高明的见解。可惜的是，为了使后者能够接受，他们常常把与后者不合的观点隐瞒起来；或是被后者置之不理。
威权主义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多位一体的，其效法的人物和施政作风，在中国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法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本世纪的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以及当代的韩国朴正熙、新加坡李光耀和印尼苏哈托。但即使就后面三位政治强人而言，他们也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威权者，各自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有很大的差异。
威权主义感受到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所以，由反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变成了对儒家思想的再肯定；主张用重构社会主义，把反传统的社会主义变成以传统为依托的社会主义。威权主义也并不掩饰其对自由主义观点的反对，所以他们主张对政治反对派持钳制的态度，因为这种活动使得改革的难度加大，使得现代化成功的机会减少。
与反对全盘变革的立场相一致，威权主义在表面上持一种中间路线，即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声称主张渐进的变革。尽管威权主义的一切政治主张似乎都是从当局的需要出发，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威权主义基本上代表的是一种官僚系统（区别于党务系统和军队系统）的力量，维护著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它要加强的权威也是要加强政府的权威，所以它对民粹主义的作法，包括他们所谓"用群众的情绪来束缚政府的手脚"等作法都表示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象1949年以来的官僚系统的代言人一样，反对任何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则受极端正统派的亲睐。
威权主义者立场前前后后曾有不断的反复和变化。最早的新权威主义者声称反对民主和自由，但在受到普遍批评后又变成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现代的威权论者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而在1991年却还有人认为，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属于激进的改革，应当加以抵制。有些新权威主义者甚至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观点，如流传一时的"党财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障碍之一是，产权关系不明，而传统的公有制不利于经济发展，私有制又将会改变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财产的拥有者，这样可以受明确产权之效，从而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产权障碍。
尽管从早期的新权威主义者关于加强权威的论点到新保守主义者利用传统文化重构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的论点，到国情论关于加强国家能力的论点都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仅限于威权派提出的部分的政策主张，而不是重用学术界的威权派人物本身。这也难免在某些威权派人物中间产生某种失落感。所以，这有时也使得他们对官方的一些政策持批评的态度。
威权主义思潮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尤其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或者说是曲解，使得大家感觉到，东亚的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得益于官方的支持。一方面，威权主义关于加强权威和国家能力的立场颇受一些领导人的重视，另一方面，对威权主义的批判受到了有效的钳制。第三个原因是，与威权主义相对立的政治思潮没有充分发展的空间。其实，威权主义为中国发展所开的药方本身也有著一些重大的可疑之处：如，中国大陆与东亚的社会基础是否相同？能否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相同的威权政体？威权如何建立起来，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的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使威权获得充分的感召力？而且，是不是在任何基础上，只要不择手段，象马基雅维利所训导的那样，都可以建立起一种所谓的新权威来？又如，现代化导向是否是实行威权政治的充分理由？再如，威权政治是否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向来十分弱小，在中国共产党内更是如此。1949年以后，随著在理论界开展对胡适的批判以及在反右运动中对章伯均、罗隆基、钱端升、储安平等人的批判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被彻底铲除。自由主义的重新萌芽得益于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9而现在的自由主义的前身是体制内的民主派，这些人在思想方法上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仍有不小的距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要约束国家的权力，要搞宪政和法治，同时呼唤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这些民主派的一些立场甚至被邓小平收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之中，并在1982年的宪法之中有所落实，特别是关于限任制的规定。 然而，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并没有出现一种作为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对国外自由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以及对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都非常有限。而民主派人士，由于他们对民主的追求高于对自由及市场经济的追求、由于他们把民主凌驾在自由之上，同时对传统文化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而这两点都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所以他们还不能说是自由派或自由主义者。
1990年之后，原来的民主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转变成自由派，即他们不再轻易地高呼民主的口号，同时对自由与市场经济有了更多的认同。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孤立的自由主义者。这里，自由派是指那些初步认同自由主义理论，不认同激进民主派和威权派的政治主张，并以自由知识分子定位自己的学人，但他们通常不去深入探究自由主义思想本身。自由主义者则不仅有与自由派十分接近的思想倾向，而且更为主动去探索、宏扬、传播自由主义的学理本身。换句话说，前者是这种思想的同情者，后者则是这种思想的探索者；前者是这一思想资源的应用者，后者则是这一思想资源本身的提供者。在中国大陆，前者数不胜数，后者则寥若晨星。 自由主义者们以起源于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为依规，开始零星探讨、介绍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学说。90年以来，有关古典自由主义的学术著作也不断在大陆问世，如哈耶克（F.D. Hayek）的《错误的观念》（1991，书名原文为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论传统》（1991）、诺瓦克（Michael Novak）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中译本名为《民主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1993）、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民主新论》（1993），霍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1992）、诺思（Douglass C. North）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92）、诺锡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1991），又重印了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92）、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91）等等。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并不十分显眼，既没有人公开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更没有较为纯粹的自由主义舆论园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产权学派和制度经济学乃至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隆盛起来，大有成为显学之势，这一点连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没有预计到。而且这一学派在经济改革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发言权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样终于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理论上有了靠山。这一发展完全改变了1990年之前以政策"奏折"代替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局面。所以从自由主义的出现与形成这一角度看，1990年之前中国进行的是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1990年之后出现的局面却是没有多少政治改革的自由主义。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显现出与三、四十年代胡适的那种实用式的自由主义或是储安平那种拉斯基式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区别，它更注意自觉地寻找自由主义的源头，或者说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保守的自由主义。
当然，熟悉大陆学术界情况的人都会察觉到，即使在自由主义圈子中也存在著不同的支流。比如，有的自由派人士主张"三教合一"，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儒教传统的结合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思想基础；有的自由主义者把自由看得至高无上，同时拒绝民主，认为在中国需要的是自由，而民主将会给中国带来动乱，而且中国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还有人一方面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又高度地认同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八十年代的民主派的一个根本的差异是，除了强调自由之外就是，不再象三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八十年代的民主派主张的那样在于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视为可供利用的资源，甚至强调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扎根必须建立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前途，在于实现自由主义与儒教传统的某种结合，即迈向一种儒教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10
与激进派不同，自由派与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逍遥派，不去公开地与政府搞对立，但却又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它们对政治稳定不构成主要的威胁。与威权派不同，自由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参与愿望比较冷漠，不太试图通过进入官僚体系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基本上是特立独行，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联络，所以没有发挥出一种整体的效应。而且，其思想主张要么高深莫测，要么夸夸其谈，同现实有较大的距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试图提出某种政策建议（特别是在经济以外的领域），更不愿针对时局去出谋划策。尽管自由主义在中国极少有公开的代言人，也没有类似于新保守主义的那种宣言，但是，在大陆的学术界它显然是一种颇有影响的势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在野的最大的思想势力。对于这一势力在中国将会发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中国，自由主义内部面临著一种威胁，即黑格尔主义的威胁，因为中国当代的许多认同自由主义的学者是出身于德国哲学，而黑格尔主义同古典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黑格尔思想成分的渗入难免会影响到中国自由主义的"纯正性"。更应该意识到的是，目前的自由主义还面临著一些重大的难题，有些难题甚至是难以突破的，例如，如何落实自由主义的理想；如何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实现自由民主；如何实现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如何把自由的价值体系制度化；如何实现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儒教传统的结合；特别是针对大陆目前的现状，如何从革命与犬儒的两极中找到一条能使自己的良心和信念都能得到安顿的出路。对于上述问题几乎还没有比较成形的答案，更不用说是切实可行的答案。
在中国，自由主义的魅力来自于其思想的深刻性、严谨性和现实性以及其思想中潜藏的批判力和建设性，而且古典自由主义比较合乎世界范围内的主流思潮，因而具有较大的潜在感召力。自由主义的魅力还在于其反对任何的极端主义，不论是极端的正统派，还是卢梭式的那种极端的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和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因此，它也比较合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它认为，在中国任何暴力式的变革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威权主义乃与执政者之间有著不可高估、又易被误解的共识。
四、展望
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只有威权派和民主派，这种划分既适合体制内，又适合体制外；九十年代之后，这种划分成了威权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野，双方绝大部分人都声称拥护民主，又不肯轻易打出推进民主的旗号。在威权派与自由派最终决裂之前，他们将维持一种非正式的、不言明的、松散且脆弱的联盟，两者中任何一方的软弱都将使得另一方难以应付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极端派的挑战，从而打破中国大陆的思想平衡乃至政治平衡。 在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两者中间，自由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或许会更受关注，因为威权主义已经十分强大，并且得到政府充分的支持。可以料想，随著改革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空间的增加，各种思想将会进一步的崛起，自由主义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基于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当今中国大陆最有影响、最具潜力的两种思潮，基于它们两者之间对一些根本问题在理解立场上的悬殊，可以断言，在不久的将来，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在立场上的分界线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冲突的主战场。这也将为自由主义的充分发展提供很大的外部刺激。但就目前而言，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的认同远远大于它与激进主义与正统主义之间的认同，因为对威权主义而言，自由只是个多与少的问题；对激进主义与正统主义而言，自由则是个有与无的问题，尽管每一种思想都会声称自己是自由最忠实的卫道士。 有趣的是，作为在朝和在野两种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尽管有著种种的分歧和隔膜，但在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手段实现社会变革、反对向极端的正统主义回归、抵制激进主义对非和平、不宽容、非理性的社会变革的手段的诉求方面，有著较为接近的立场。所以，在没有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依托的中国大陆，未来大陆的稳定乃至内部的和平或许要靠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构成的加厚的"中间思想"来维持。对这一"中间思想"所能扮演的社会政治功能，虽不能寄以奢望，但却不可小觑。
总括起来看，中国当前究竟有哪些思潮？这些思潮的立场和特征有哪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潮有哪些？它们对中国的现实已经、正在、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性质如何？各种思潮在未来的走向及可能的消长情况如何？此外，我在研究本文主题的过程中隐约感到1989年是当代大陆思想乃至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但这一分水岭的意义和作用究竟如何评估？所有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人来关心，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中国的思想格局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只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
本文对各种思想的归纳，由于受资料来源及其它诸多方面的限制，难免存在著有失公正或不合事实和误解之处，故本人对被引证者姓名一概从略，敬希见谅，并请指正。
注释：
1。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与相关的论战的综述，参见：《新权威主义：关于改革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另见:BarrySautman, "Sirens of the Strongman: Neo-Authoritarianism in RecentChinese Political Theory ", The China Quaterly,129 March 1992pp 73-102.
2。"主义二题"，《读书》，1993年，第11月号，页61-62。
3。关于新保守主义者对"新保守主义"所作的界定，参见《跨世纪的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页415-516；另见，注8所引，页6。
4。"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知识分子》，1993年，春季号，页22。
5。"改革与国家能力"，《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148-155。
6。"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学习》，1994年第2期，页23-34；"依靠制度建设，强化国家能力"，《光明日报》，1994年2月24日，第一版第一条。
7。"从浪漫的民族主义到政治激进主义：对中国早期议会民主思潮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5月号，页82-89。
8。引自《中国青年报》社思想理论部编："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观点访谈》，1991年9月10日第二十六期，页7。这份报告虽然掺有编者个人的见解，但也真实地汇集了当时新保守主义的主要观点。在本部分的下文中所引的观点均出自该报告，故不另作注。
9。Young-Tsu Wong（汪荣祖）:" The Fate of Liberalism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hu Anping and His Circle, 1946-1950",Modern China , Vol,19 No.4. October 1993，pp.73-102。
10。关于"儒教自由主义"这一概念首次使用，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一书的代序："无知与自由之间"，页13，三联出版社，1992年6月。对这一概念的初步展开，见"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挑战"，《读书》，1993年2月号，页915；"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8月号，页97-111。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