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改革的第一思潮时代。知识分子、一般国民和改革决策者出于对旧体制弊端的强烈不满，往往具有一种深切的文化焦灼感，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激进的改革思维方式的影响。近年以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国民的心态，已从政治浪漫主义转向更为务实的政治现实主义，以某种西方的特定的理念为宗旨的政治激进主义，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可能不再会成为引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冲突的主要问题。
今后，中国现代化将步入在稳进中求发展的第二思潮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可以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在今后许多年内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它们能否受到抑制和化解，将关系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并将关系到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命运。
“软政权化”：现代化过程中的“规范疲软症”
这里的软政权，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行政命令贯彻能力的退化、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综合现象。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规范疲软症”。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
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达尔最早提出软政权的概念。他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中心的权力运作能力分为“硬政权”（Strong state）与“软政权”（ Soft state）两种类型。前者在政治运作方面具有明显的社会整合效能、稳定性与发展战略的宏观导向性。后者则相反。
我曾在《东亚权威政治与现代化》一文中，根据缪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对软政权的描述，把这种软政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反法制的互利性”，即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的私利进行交换。二、对法规的遵守的松弛性与对法规解释的随意性。三、对包括下层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渗透性和普遍性。四、贪污、腐败等各种属于软政权的行为模式彼此的互诱性和积累效应。
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其本质是新旧规范均无法对社会政治生活起制衡作用而出现的“失范”（Anomy）状态的表现。由于传统的规范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和失效，而新的、往往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规范却由于无法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内部找到“支撑点”或载体，从而同样无法运作。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而产生的“规范疲软症”，是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的发展陷井。
在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保持充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是克服“软政权化”的基本途径。这里，我们应特别强调硬政权型的政治权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调控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从东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正是这种“硬政权”，恰恰填补了传统规范的约束力退出以后，而新的市场化力量和契约法制力量一时还来不及形成而出现的“规范场”的空间，这样，就从而防止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范综合症”的蔓延。
而且，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地发展和增长，一旦这种市场规范力量发育成熟，它便可以水到渠成地、逐步地取代原先单纯由权威政治实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调控功能。事实上，人们可以发现，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从传统社会向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某种“过渡性”的规范对社会的整合功效。正是这种规范使得现代化可以在一个相对有序的“规范场”中渐进地推进。
分利集团化:传统国家转型过程中的“肿瘤”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变革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能否在扶持自主的市民社会和契约性经济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抑制自主的分利集团和分利化过程的恶性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对现代化过程中自主形成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和危害作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具有分利集团性质的特殊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具有排他性。它们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推行现代化政策的政府必须特别采取限制分利集团的措施。
从后发展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分利集团是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传统社会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垄断性的分利集团由于可以凭借其在传统结构中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它的“细胞”裂变和畸形发展的速度，可以远远高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的能力的发育速度和市民社会正常细胞发育的速度。例如，南亚的种族和种姓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为后盾的院外活动集团，均具有尾大不掉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相对而言，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权却能有效地抑制这些分利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
为什么传统中央集权国家在推行经济变革过程中会出现地方主义、宗族主义与侵蚀集体利益的“尾大不掉”的分利集团问题？
从历史上看，在传统体制下，社会与个人没有自主性，因而这种社会结构也缺乏社会与个体的活力与能动性。国家在应付外力威胁和危机时也深深陷入孤立无缓的脆弱状态。为了发展社会的内源性的活力，也为了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来重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传统集权体制推行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措施和方针，就是放松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以鼓励自主的社会的自发的发展，这种“放权让利”也成为集权主义政体政策创新的的基础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困境在于，传统社会内部原先并不存在一种以市场和契约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来整合那些从国家控制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社群。换言之，在社会内部的既存的市场机制与契约性纽带尚不足以有力量对社会个体与群体（它们刚从国家的直接支配中脱逸出来）构成规范性的约束之前，某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例如地方官府、宗法家长、行会、土豪劣绅、保安警官、有特权的个人等等），便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运用这种特殊地位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它各种利益，从而形成自主性的“地方割据”“行业割据”和“企业割据”等等。
换言之，分利集团形成的机制是，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市场吸纳从国家垂直控制下脱逸出来的资源的能力，远不及享有传统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吸纳这些资源能力。这就使得某些个人与政治势力，利用其拥有的传统政治资源，取得从国家控制中脱离出来的利益，并利用这种利益进一步坐大，形成新的势力资源。而且，以放松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变革速度越快，分利集团化的肿胀速度也就越快。
分利集团运用政治特权取得既得利益所化费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远远小于自觉地运用市场机制来取得的平均利润。正因为如此，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是分利集团的基本特点。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两种前景
事实上，软政权与分利集团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范综合症”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依存，例如，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权钱交易”这种“非法制的互利性”的软政权行为模式，是分利集团形成的重要途径。而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又必然会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非法地获取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如此恶性循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将面对这两大“陷阱”的相互沟通而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前景是，由于政府始终能保持有效的命令贯彻机制，从而避免了转型期的“规范疲软症”的出现，这样就可以使市场机制和相应的社会秩序通过“软着陆”的方式顺利实现。这是人们共同希望的良好前景。
另一种可能是，“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两种力量相互结合，并不断地蚕食国家的政治权威力量。其结果又进一步导致日益严重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形成恶性循环。而这种结果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危机和歧途。
第一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政治腐败与极端的分利化，导致“失范型”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由于体制转换形成大批失业或隐性失业，使生存地位受到影响的大批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与某种以“民粹主义”理念为号召的激进政治力量相结合，形成一种对现存秩序直接冲击的持续压力。其结果，最终会导致现存秩序的解体。而新的以恢复秩序为号召的政治整合力量，为寻求政治资源和支持，又往往与某种分利集团势力相联合，并沆瀣一气。其结果是，掌握政治资源的上层精英的政治腐败与分利化，与中下层的民众反体制的激进化势力同时并存，并不时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可以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中看到。在那些国家中，代表分利集团的既得利益的保守的军事强人的政治势力，与民粹主义的激进政治势力（例如庇隆主义）之间处于此起彼伏的“拉锯战”的状态。而现代化的进程则在这种拉锯中遥遥无期。
第二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不存在自下而上的强大的政治参与爆炸的压力，即存政治秩序并没有解体，但前述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趋势却形成一种与国家权威分庭抗礼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离心力量。国家权威资源和作为这种权威资源后盾的经济财政资源的不断流失，使政府的命令贯彻机制名存实亡，以致根本无力与社会上尾大不掉的分利集团和社会犯罪集团进行斗争。这样就形成一种既没有现代化的秩序，又没有剧烈的两极政治震荡的“不死不活”的“混沌”的失范局面。其最终结果，甚至可能使某种或某些分利集团力图把国家也变为自己发号施令的工具。
事实上，由于中国人口过多，人口素质较低，相对资源贫乏，大量的流民和城市下岗工人以空前的速度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游离了出来或被解聘而推向社会，这些已不再受原有的生存结构约束，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容纳和接受的人口，面对自己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面对既得利益集团非法致富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由此而产生义愤感、相对挫折感和失落感，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使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新的以民粹主义为号召的政治激进主义滋生的温床。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在丧失原有的生存地位以后，又会使其中另一部分人成为具有集团犯罪性的分利集团（如黑社会和车匪路霸）的渊薮。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向第一种可能的歧途蜕变的条件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由于"八九政治风波“与苏东事件以后，不少原来的激进派活跃人士被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所吸引，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大多转向政治现实主义。这一特点使知识分子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再激进化”的可能性并不很大。由于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号召者与鼓动者，这就使得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与激进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抗争运动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基于这一理由，如果政府无力采取有效措施去防止“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的恶性膨胀，上述第二种危机和歧途出现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现代化的前途取决能否克服“转型综合症”
中国现代化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果。当代中国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贡献而感到欣慰，人们有权利认为，上对百年来的祖宗，下对后人，多少已经有了一些交代。但毕竟中国现代化事业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的条件，这一任重道远的历程，充满凡人难以料及的各种变数和制约因素。
在反思这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时，人们都会发现，除了人所共知的改革业绩外，上述“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的恶性膨胀，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路人皆知的巨大困扰。例如。宗族械斗、车匪路霸、警匪勾结、黑社会团伙，灰色社会群体正在迅速出现，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出现集团性的武装抗拒法制的社会势力。一些地区的“诸侯”官员的奢糜腐败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国家财政的拮据已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下层民众的不满心态正在滋长，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下岗工人手举“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的标语上街游行。六四以后政府对新闻导向的强化固然有助于抑制政治激进主义运用媒体进行反体制运动，但如果把握失度，则会使社会潜移默化地陶醉于歌舞升平，而丧失对上述严重社会问题的应有的敏锐判断力，海外谋体和西方“中国通”们根据国内媒体的信息所作的乐观估计反馈进来，又会滋长国人的盲目乐观。一旦发生问题，则可能积重难返。
事实上，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例如南美一些国家和最近的墨西哥）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由“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无序化状态，和由此引起的社会普遍不满心态，恰恰是形形色色的政治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得以滋育和扩张的温床。这种社会不满并不是由于现代化不曾起步而引起，而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对现代化过程的宏观整合能力而引起。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一个社会的危机并不总是产生于因现代化动力的不足而引起的社会不满，而往往是由于现代化的战略艺术的欠缺而引起的“转型综合症”。这种综合症产生的社会不满心态是一种巨大的冲击现存秩序的力量。现代化的政治决策者们应充分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稳定乃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的心态的稳定。
最后，特别应指出的是，国家如果对以“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为特征的这种转型综合症应对无力，无所作为，到了一定的时候，病入膏肓，国家将对其无能为力。历史留给国家具有进攻主动权的时间并不是无限长的。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权威的基本功能和有效性正在经历着考验：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以上两种消极现象？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