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2012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又以《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为题，强调要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作为一个有着90余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兴党，始终保持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随着改革开放逐步进入“深水区”，面对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能否以适当的政治理念为指导，通过践行党的民主原则和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深化党内民主改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化解各种矛盾和危机，保证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
“纯洁”一词本义为纯粹洁白、没有污点，常被用来形容一人、一组织或一团体的纯正洁净，大公无私。党的纯洁性则是指党的肌体的整体纯洁，主要体现为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的崇高坚定、纯正完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重视自身纯洁性的保持，并将其视为生命线。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毛泽东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不是党员的阶级成分，而主要取决于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只要我们党始终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为解放工人农民受苦大众而奋斗，则不论它内部组成的成分如何，它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党的威信，我们党发动了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内一批大小蛀虫，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党维护其自身纯洁性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党政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急剧增多，导致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党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式微，使一些党政干部失去了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党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只能依靠仍不完善的制度约束，导致控制的效能大大降低，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在此过程中，不仅旧体制中原有的官僚化倾向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且由于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以“为人民服务”、“人民民主”、“社会平等”等为标志的党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制约作用，加上市场经济中逐利意识的猖獗，其危害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1]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民主是最好的“保洁剂”，是防止和抵御各种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的重要屏障。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国时起就在力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式议会民主道路，又有别于苏联斯大林的集权政治体制模式，而完全中国化的民主新路，以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历久弥新、党的纯洁性永不变质。但遗憾的是，受中国近代以来长期革命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以及传统中国缺乏民主实践与民主经验等因素的制约，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民主观念，并没有能实现对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式民主”范畴的超越。这种“革命式民主”的最大特征，就是只将民主当做一种实现具体政治目标的手段与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早在1943年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泽东认为，谈民主不能从普遍原则出发，而只能从当时当地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一个方法，要看用在什么人身上，要看干什么事情。而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再次重申：“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态度、民主作风、民主关系，而对有关民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等方面内容的论述严重缺位。由于将民主当做了单纯的工具和手段，以党领政的政治体制，既缺乏法律条文的约束，又没有制度框架的保障，加上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对高度集权的需要，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虽然毛泽东经常在全党强调，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但党的民主集中的集体领导体制和商量政府的民主政治，还是很容易就变成了“一言堂”的个人领导和“真主意、假商量”的独断专行。从而使得毛泽东晚年的民主新路探索走上了歧途，而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落实民主的长效机制。这既是毛泽东晚年民主新路探索悲剧的深刻性所在，也是我们党务必引以为戒的宝贵教训。
在现阶段，依靠简单继承和套用以往的群众运动或党内运动的方式，以及单纯依靠党的内部纪律和行政权力，都已不能保证“保洁防腐”取得满意效果。唯有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现实出发，更多借鉴各国政党建设的一般经验，更加充分地在党内发扬民主、深化改革，更加严格地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更多地依靠制度的力量、监督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才能保持我党的纯洁性。[2]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自身的民主建设，“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理念也一直被高度弘扬。但受封建传统、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和革命型政党斗争哲学等因素的影响，严厉管制的政治生态使党的民主建设存在着不少问题。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横向的行政权力愈益从政府机构转移到党的组织系统，并形成“以党代政，党政合一，党政不分”的基本政治格局，给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和隐患。当“文革”宣告结束，邓小平就曾大致总结了导致“文革”期间政治生活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并将党的民主原则的破坏放在首位。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又特别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鉴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要防止政治的腐败与蜕化，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就必须通过高度弘扬和切实践行我党的优秀政治传统——人民民主原则，从党内民主改革开始着手，逐步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人民民主三者之间造成一种良性互动。
客观而言，民主政治在世界的广泛传播，其主要原因并非西方的强力推行，而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所必需。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西化”，使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具体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实际上，民主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其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但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表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从神圣的天赋权利出发来把握民主，只是将民主单纯理解为作为人的内在要求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民主是人的内在要求，但同时更看到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在阶级社会必然会具有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群体属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受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作为党的政治理念的“人民民主”概念具有如下突出特征：第一，突出显示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现代民主与传统政治的对立，也就是说突现了民主的反专制性和现代性(反传统性)。第二，民主被认为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条件。第三，民主具有平民大众政治解放的特征。第四，民主具有群体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特征。[3]上述特征决定了，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从我国的具体语境和现实出发，去努力发掘现有体制中的民主潜力和民主基因，而不是将西方民主模式往我们的现有体制中生搬硬套。
二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以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之所以必须，首先是因为所有来自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必须由政治改革来保障；反过来，所有阻碍经济改革的障碍也必须由政治改革来消除。但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被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抑制，政权生存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领导人的优先考虑。但民主政治又是大势所趋。实际上，民主的问题并不会因经济的发展而自动消失。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的出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对所有人都稳定的并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力，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这两个条件只有在稳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体制中才有可能获得。因此，通过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尤显紧迫。
首先，西方式政党是通过选举轮流坐庄的，它们的人民至少在形式上还拥有决定谁上台执政的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巩固地执政，主要得益于自上而下建立起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既是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与之相比拟的政治优势，又隐含着脱离群众、趋于寡头化的政治风险。而要不脱离群众，就必须通过相应的民主机制，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接近群众，以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共产党政权必须保持其政权的开放性，有效吸纳和整合社会力量，始终代表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就难免蜕化为封闭的“城堡政治”，最终遭到绝大多数民众的唾弃。在这方面，苏共亡党的教训足为前鉴。“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4]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意义上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干部五大群体的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十五大以来，党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该如何代表新兴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但如果没有能够吸引和凝聚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的政治价值目标和信仰追求，没有这种思想上对党的宗旨的高度认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绝难得到保障。因此，如何在社会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人们的物质利益、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的社会，保持党的先锋队属性、保持党的政治先进性，真正落实从思想上建党的传统，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其次，尽管中国共产党仍是列宁主义式政党，但很多内容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因此，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不能再仅凭传统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更要在科学执政的规范下大力发展民主。建国后的曲折历程，已然说明了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重要性，“1949年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领导集体就稳定，也容易达成政治共识，促成中国发展的繁荣；反之则不然。中国稳定的关键是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关键是领导集团的稳定；领导集团稳定的关键是领导体制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5]在这方面，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更具借鉴性。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虽也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设计了党内民主制度，但受传统社会残留的影响，加上长期战争体制的存在，导致党内民主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畸变，民主集权蜕变为领袖独裁。由于缺少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但在党内造成了难以遏制的腐败，“党政双轨制”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党政两条系统的利益纷争，大大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激化党政矛盾，严重腐蚀了它作为现代革命政党的形象和力量，最终导致了惨重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进步，就是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革命思维”和“阶级斗争”方式，不再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式，以求维护党的纯洁性，而是通过温和的增量式渐进改革的方式，以党内民主的完善与加强去实现社会主义领导体制的自我革新。中国共产党若想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基本框架，在加强党内民主上狠下功夫。通过逐步增加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最终实现从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向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的转变。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惊人成就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也蕴涵了深刻的政治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使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自由和平等，却没有能力消除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剥削和奴役。而实现社会解放、最终达成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本质追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键所在。当中国改革的先驱者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他并不是将此作为一种权宜性的策略，更涉及长远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了障碍。”[6]因此，执政党的自身民主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利益主体急剧加速、社会意识迅速分化的形势下，政治改革如果长期滞后，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恰如邓小平所预言，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会比不发展时少。纵览当今世界政坛，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引入自由市场理念后，资本的大规模输入虽然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往往导致资本与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打架”，导致大量贫困或相对贫困人口的增加，使执政党认同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这是很多执政党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得不到民众拥护和支持、纷纷垮台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有关“富二代”、“官二代”、“垄断二代”、“穷二代”的报道经常见诸媒体，社会阶层的固化、板结化和断裂化触目惊心。可以说，阶层不平等跨代际现象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神经，成为诱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在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范畴内，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根据实际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三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不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始终将政治民主的焦点放在人民权利上，限制国家专断权力要靠宪政和民主，巩固基础性权力要靠大众的政治参与。中央近年来提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理念，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从原有的严厉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体制。而且，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主体的分化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有可能造成一种良好形势，使得普通党员和基层群众的政治主动性和相对独立性都得到极大增强，进而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造成一股巨大的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源头活水”。就当前而言，笔者认为，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党内民主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公共权力进行治理性改革，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与监督，必须将推进党内民主、社会民主、组织或机构民主放到首位。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是要确立党员和群众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党员是党的细胞，肌体的健康首先在于细胞功能能否得到发挥。刘少奇曾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7]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的命题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以及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都反复强调要“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而最能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无疑是党员在党内的有效竞争。在此方面，党的十六大有过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党的十七大更是将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在这种背景下，竞争规则的确立就显得尤其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的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必然会陷入无序状态。深化党内民主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象，这种互动将是大规模的。因此，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所以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8]因此，给予宪法和法律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有效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发展党内民主的出发点，关系到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事业的成败。
第二，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痼疾，就是一些党的职能部门、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利用公共权力谋取部门或私人利益的状况呈高发频发趋势。“第一把手”腐败、公共机构“管理层垄断”谋取“小圈子”利益等现象较为突出，极易形成一种封闭的“城堡政治”。这种状况不仅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机构”的性质，消解公共机构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会成为社会有效治理的障碍，消解基层党员对上级党组织的信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我们党一直强调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在实践中难以落实。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党和国家的内部成员和组织之间的离心离德，使改革丧失基本的动力机制，给国家的未来发展埋下重大隐患。正如学者萧功秦所言，这种封闭的“城堡政治”的大行其道，有可能在整个中国产生一种弥散性腐败，导致软政权化、合法性危机及政令贯彻危机，最终有可能导致强烈的政治震荡和政治危机，打断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9]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全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的主要关切正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当前深化党内民主改革保持党的纯洁性，要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比如在宪法、法律和政策中把体现人民民主原则和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条文加以明确定义并制度化，使民主的原则首先体现在程序上，首先在党内实现从干部的选拔制度转变为合理的竞争选举制度，以扩大我党的合法性基础，有效防范“第一把手”的权力滥用。
第三，要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在不同层次的分层管理，区别对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民主的提法一般习惯于只在党内高层领导组织内使用。党的十七大之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只有“基层党组织”一说，而没有“党内基层民主”的提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日益累积，国家、社会和执政党各级组织都发生了结构性和功能性变化。对执政党来说，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公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在党的基层组织，党内民主的侧重点是要维护和扩大执政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空间，体现党代会意志、党委会执行的党内民主结构，并使基层组织不仅成为促进人民民主发展的示范组织，而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10]因此，党政关系在各个不同层面切忌“一刀切”，越到基层越应实行党政合一的制度，因为越到基层，事情就越具体，越没有多大的政治性，也越没必要搞党政分开或分工。(如村一级的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两套班子，反而常常是基层矛盾产生的渊薮；而当前在很多地方的社区管理创新中，“政府退一步、党委进一步”的思路，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进一步深入社区，能更好发挥党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在将那些不该由社区担负的政府职能交由政府派出的工作站来承担之后，社区的依法自治功能普遍得到了更好发挥。)而越到高层，党政关系就越好处理，因为国家大，党要把握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政府则集中于执行。因此，当前党内民主改革的重点是在党的较高层级，其目标是要求得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达成自主性共识，重大决策决定形成多维式协商，党内重要的人事安排经由组织性表决。
第四，在民主的路径选择上，既可采取自上而下引导组织的方式，也可采取自下而上示范推广的方式，更可采取上下互动的双重推进方式，也即现在被人们所热议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推动”相结合的形式。“顶层设计”的目标不仅是要强化中央在设计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防止改革的部门化和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化，更重要的是让中央有能力通盘去协调改革的执行和实施。近年来，由于缺乏全面负责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改革的“部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程序、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要超越改革过程中的这种“部门化”，就必须在中央高层设立一个有能力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以整合全部的政治资源，实行通盘的政治考量和政治设计。这种考量和设计总原则，应当是去努力发现固有体制中的可发展潜力，而不是将西方模式往这些固有的体制上生搬硬套。以基层党内民主为例，今年年初温州市开展的党代表询问制度就值得重视。这种党代表询问制度主要围绕进一步落实党代表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不仅承接并拓展了马恩列宁时期党代会的大会辩论、质询制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人民民主。如果党的决策层能贯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战略进行党内民主改革，能允许并鼓励各级党组织像前些年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进行主动的民主探索，那么，保持党的纯洁性，就一定会有无尽的“源头活水”滚滚而来。
注释：
[1]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2]万军：《保持纯洁性是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关键》，《学习时报》2012年3月12日。
[3]林尚立等著：《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4]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7-68页。
[7]《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8]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9]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于管理》2002年第6期。
[10]沈士光：《党内民主分层的合理性及意义》，《学习时报》2012年1月2日。
(常欣欣，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毛德儒，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博士，重庆 40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