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禹:试析邓小平的公有制主体的临界值

——兼与赵华荃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2 次 更新时间:2013-09-11 21:03

进入专题: 公有制主体   临界值   邓小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曾昭禹  

摘 要:赵华荃先生片面地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出发,忽视了生产力的性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他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值定得低了,以致于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认识与邓小平的判断不同,其提出的建议也难以真正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邓小平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是有明确的界定的,且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已经认识到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邓小平1993年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结论和建议,对于真正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公有制主体 临界值 邓小平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赵华荃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论》(下称赵文)一文,该文依据自己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值 1,对改革进程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2003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公有制经济,以致现今(2010年,引者注。)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动摇”的结论,并提出“亟需制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规划”的政策建议以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文章资料翔实,论述有力,读后颇受启发。但笔者认为,赵文是根据自己对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值的设定仅仅依据“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忽视了我国生产力的性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值定得低了,以致于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认识与邓小平的判断不同,因此提出的建议也难以真正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是有明确的界定的,且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已经认识到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只是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因此,本文通过研究邓小平关于公有制主体的丰富论述,得出邓小平本人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以及邓小平1993年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结论和建议。这对于真正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前是一个非常迫切地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社会。因此,有必要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 2根据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领域关系的总和,就是公有制性质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3“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4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积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个别场合。......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窄眼界,社会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5

1990年报9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根·伯尼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该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6

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最集中地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不同阶段的共产主义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马恩的共产主义观的几个要点:1、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在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2、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3、计划经济;4、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中,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具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区别,它包括两点:(1)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2)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即联合起来的个人生产,自主联合劳动。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同“现在社会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的科学论断,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方面来说的,这为我们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客观标准。

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7因此,马恩的共产主义观始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它的实质要求后人把这些原理具体地应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1917年4月,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8。在这里,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9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开始主张并实行直接过渡,受挫后改用新经济政策。由于时代主题的发展,斯大林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内建成论。他说:五年计划的总结打破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单独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五年计划的总结表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共产主义者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 10斯大林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就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公有制:国家即全民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 11第一次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苏联大地上变成了现实,开辟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时代。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比前人有所创新,但从总体上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产品经济社会主义。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思路比较好,但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这个设想迅速失去了历史合理性。斯大林的直接过渡,毛泽东的“和平赎买”办法,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这些办法应该肯定。但从总体上没有突破马克思的经典模式。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12 “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1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14 “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15;“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16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不是一种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 17所以,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发展一半公有制经济,就发展了一半社会主义 18。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认为,私有制就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公有制就是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二、什么是公有制主体

“公有制为主体,外资为补充”,邓小平称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不仅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外资为补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反复而明确地论述了公有制的比重,十分清楚地划定了公有制主体的临界值或公有制主体的度。

什么是事物的主体?《辞海》解释道:主体是事物的主要部分。人民的主体,在我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有制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全社会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即公有制占大多数,不是100%,也不是50%以下。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在宏观上,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在微观上,是公有制企业在社会总企业中占优势。如果仅有宏观界定,没有微观界定,就不可能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如果中国有3、5个特大型国有和集体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占到社会总资产的优势,而中国工人阶级的80%、90%都在私企外企工作,能说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吗?无疑,这个假设成立的,因此,可以证明把公有制主体解释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并不成立,不符合邓小平关于公有制主体的观点。下面我们考察一下邓小平关于公有制主体观。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是在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时就提出的:“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 19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由此,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外资为补充的路子,“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说:“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 21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时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 22

1985年3月17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但始终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23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24;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 25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要点》中指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 26这是邓小平最后发表的文章,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篇。在这里,邓小平从数量上界定了公有制主体,即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占四分之三,说明了什么是公有制占主体。联系以前,邓小平同志曾从数量上解释过公有制为主体,即公有制经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我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从数量上讲,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70%—90%以上之间,即75%—100%之间,

通过以上考察,公有制为主体,从数量上解释,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是指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幅度是75%—90%以上之间。由此可见,公有制占75%—90%的比重是公有制主体,因此公有制占75%则是公有制主体的度,或者叫临界值。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邓小平本人有关于公有制主体的度或者临界值的规定。赵文根据自己对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的设定仅仅依据“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忽视了我国生产力的性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关于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值定得低了,因此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认识是欠妥当的,因此提出的建议也难以真正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

三、丧失公有制主体的标志及其原因

邓小平本人有关于公有制主体的度或者临界值的规定,以上的分析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公有制主体的度或者临界值。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即“两个不会”, “两个不会”, 两极分化是指财富的占有,而占有财富的必定是人。因此,产生两极分化就是产生了新资产阶级。那么,就表明公有制主体的丧失。也就是说,中国产生了两极分化,中国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因此,两极分化是丧失公有制主体的标志,两极分化是标志公有制主体丧失的范畴。

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上了邪路了。” 27他反复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28

在邓小平看来,改革中始终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那么,邓小平是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得失成败的呢?邓小平有没有关于改革得失成败的明确看法和结论呢?

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是很注重以公有制为主体衡量改革的得失成败的:一方面多角度论述坚持公有制主体的结果:“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这是公有制主体“冲击不了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这是公有制主体“力量更大说”。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29这是“公有制主体必然避免两极分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这是公有制主体“失败说”。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93年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30

联系他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反复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3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晚年就对自己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得失成败作了明确的科学判断。这就是邓小平晚年结论。因此,赵华荃先生关于2010年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动摇的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199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美国” 32结合邓小平的晚年结论看,假设两极分化标志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的话,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动摇的大致时间应该在1987年十三大前后。即赵紫阳当总理时期:“1988 年5 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33

赵紫阳对邓小平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赵紫阳在《改革的历程》一书中说:“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34“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到了1985 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35“1988 年5 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36“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37赵紫阳的书表明,赵紫阳的改革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赵紫阳的改革就是彻底否定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才会出现两极分化,公有制主体丧失的严峻局面。

虽然邓小平的1993年结论敲响了警钟,但邓小平的结论和警告没有人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国有企业转制为私有制企业或者卖给外资的运动雷厉风行,两极分化的恶果越来越烂。1990年前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阶段,产生了两极分化;1990年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中国0.7%的人占有了中国80%以上的财富,两极分化,世界为最。根据社科院的材料,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就是公认的收入严重不公的危险线。相比之下,日本是0.285%,印度是0.33,美国也不过0.46。去年美国一个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说,中国0.4%的家庭占了70%的国民财富,比例之高也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另据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其中的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两万多亿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生产必然有什么样的分配,资本主义生产必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即按资分配;社会主义生产必然是按劳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38“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39因此,中国改革导致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现象上的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问题,两极分化,是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更是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的确立和标志,即资本和劳动的根本对立。也就是说,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改革终于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人民日报》2010年7月28日发表的《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一文提供的资料,即我国城镇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已占GDP的65-70%,城镇劳动者的70%-80%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充当雇佣劳动者,这充分说明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表明”,雇佣劳动是中国劳动方式的主体。毛泽东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40看一个社会是否社会主义性质,只能看公有制经济是否真正地在该国社会生产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成为社会经济体系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雇佣劳动是中国劳动方式的主体,雇佣劳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占主体的生产方式,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经济在该国社会生产体系中取得支配地位,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官方研究机构调查,中国的亿万富豪有80-90%是高干亲属,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又是官僚资本主义。

与此相应的是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冲突加剧。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劳动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和严重。事实依据是:“对阶层或阶级利益冲突的判断:答有冲突者占89.4%。” 41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本质,是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最终消灭阶级。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两极分化”,只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复存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复存在。

四、只有废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

邓小平认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42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43所以邓小平晚年要求“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44

邓小平的思想,值得重视: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45 “只要我们的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邓小平在1985年7月说“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任何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无非是两个,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我们相信会成功。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46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47

邓小平在1993年9月说:“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48

纵观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他已经提出若干思路:一、利用政权,主动进行自我革命,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二、(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三、如果搞资本主义,少数人富裕起来,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概括地说,实际上就是两条路:一是执政者自我革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恢复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官僚资本和雇佣劳动者的对抗性矛盾。二是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人民自己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

为什么要废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从实践上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于中国两极分化出现的初期,1992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符合邓小平的公有制主体论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观。事实胜于雄辩。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因此使得1991年以来的改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犯了马克思主义者最顾忌的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教授指出,“如何从理论上进一步对邓小平的论断作出系统和科学的说明却还没有真正完成。” 49胡钧教授认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在认识上并未因此取得统一认识,原因在于它尚未在理论上充分论证。” 50

其实在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做了科学的论证了,那就是《资本论》,一句话:就是市场经济是资本的运行体制,催生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决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促使两极分化的产生,就是在公有制条件下瓦解公有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包括古代公有制,即封建王有制,也包括苏东社会主义公有制。瓦解一切公有制,并消除封建政治,消解维护公有制的文化和道德,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出生的合法性和历史使命。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提法,逻辑上自相矛盾,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前,既然如此,就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而国家宏观调控只能是事后调节。因此,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这实际上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至多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瓦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了两极分化。这就是1990年来的所谓改革。私有化的结果,促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论和由此而制定的基本路线随之失去现实基础。市场经济瓦解公有制,催生和巩固资本统治,最终消灭私有制,这是其历史使命和宿命。

计划经济是公有制运动的客观规律。它是公有制的逻辑必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按比例发展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在“生产是社会公有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才能采取有计划的实现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由“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被推翻”,社会才能“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是,仅仅是由公有制决定的;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必要条件。公有制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计划经济的性质和水平。

根据公有制运动的客观规律即计划经济而建立的计划经济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性质却与生产力水平相矛盾的,因此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基本适应又矛盾的情形。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计划机关,计划机关的工作是认识和利用计划经济规律,巩固和完善计划经济制度;依据实际做好具体的计划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行的历史过程,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52-1975年,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莫里哀?迈斯纳的研究结论:“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51“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52中国学者刘日新认为文革期间平均增长6%以上。 53

计划经济体制只能完善不能根本否定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54“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是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55“相适应”是基本的,不适应是非基本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不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因而出现“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问题。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本适应又不适应”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根本,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而且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本适应”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之间不存在全面或者根本的不适应性,故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方面不是改革的对象而是改革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不适应”性,决定了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和方面的必要性,故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是改革的对象。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出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不适应”性,因此,才能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改革是局部的,是直接性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根本改变经济体制”论,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抛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关于度的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根本改变经济体制”论是站不住的。毛泽东指出“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 56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量度。不能不讲条件,进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方面,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是具有稳定性的方面,不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方面,即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本管理制度如鞍钢宪法,也不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不存在改革这些具有稳定性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关系基本方面的性质和本质要求的东西。

综上,要恢复公有制主体地位,化解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非计划经济,别无他途。计划经济是公有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道路

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道路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决定的。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由社会主义改革解决之,衡量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国外主要矛盾,因此,由社会主义国际阶级斗争解决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决定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给予其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对于主要矛盾也产生一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现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民主与封建主义残余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等是次要矛盾。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意识形式的反映。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生产,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基本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生产,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富裕经济、充分民主政治和繁荣文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基本路线贯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领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纲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富裕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根据市场需要制定的计划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独立自主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充分的党内民主和充分的人民民主相结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主体(工人和农民阶层的总和)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反映和促进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觉悟、有理想、有道德、有自由、有民主、有法纪、有文化、有科技;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具有“十二荣耻辱” 57的共产党人和具有“十二荣耻辱” 58的公民;坚持文化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首先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反映和促进现实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

曾昭玉,男,1967年生,山东平邑人,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审。

通讯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2

1 赵华荃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界定:公有资产占优势的比重55%-6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页。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200页。

10《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2页。

1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22《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229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2 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33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34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5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36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37 赵紫阳:《改革的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41 赵晋天:《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人民网》,总标题为参考文选为编者加,《参考文选》2002年第13期。

42《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43《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46《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49 曾枝盛:《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最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50 胡钧:《关于深化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一卷第一期。

51 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的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李华译,墨石校。

52 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的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李华译,墨石校。

53 参见刘日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5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5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

56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

57 以百家争鸣为荣,以一家独鸣为耻;以坚持真理为荣,以坚持谬误为耻;以平等民主为荣,以等级专制为耻;以三大作风为荣,以三大歪风为耻;以团结奉献为荣,以分裂腐败为耻;以见义勇为为荣,以畏缩妥协为耻;以尊老爱幼为荣,以欺老虐幼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国际主义为荣,以民族利己为耻。注: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歪风: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作风,和人民群众严重地脱离的作风以及“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作风。

58 以社会主义为荣,以资本主义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叛人民为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孝老爱幼为荣,以欺老虐幼为耻;以尊师敬友为荣,以轻师损友为耻。

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9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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