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故乡湖南情有独钟。1949年定都北京之后，毛泽东曾多次回过湖南。毛泽东的湖南之行，或在生前即得到公开报道，或在身后被写成回忆文章出版发表。其中1959年6月和1966年6月的两次回湘，最广为人知，为前者毛泽东写有《七律 到韶山》的名诗，而后者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自述为“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

然而，同在1966年，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毛泽东还有过一次回湖南。只不过毛泽东此行湖南，迄今未见任何公开的官方文字记载，因而不为人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在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的工作日记上偶然发现了这一踪迹，引起笔者注意。根据日记显示，毛泽东在66年2月20日——26日回到了湖南；此外，日记还提及，周恩来2月26日这一天也现身于湖南。（见《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页261、262）

七天的回湘，时间不长也不短。但无论是有关毛泽东回湘的回忆文章，还是反映其生平事迹的专题著述，于此均不见记载。周恩来年谱对2月26日活动也付诸阙如。这就使得此事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让人颇费猜详。是什么原故让毛泽东此次回湘掩而不宣，秘而不彰呢？是一次纯粹的回湘休闲之旅，平淡无奇而无可渲染？还是事关重大，涉及至今不宜向外公开的党政机要？

开国领袖的毛泽东，举凡衣食起居、言行举止都需要也值得见诸文字，传诸后世的。何况此次回湘时间正值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紧要时期，任何有关他的行踪动向都可能牵动着文革的发展进程。因此，联系到当时历史背景，具体到2月下旬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有关重要事情，笔者推测，毛泽东此次潜居湖南，绝非等闲，而是意义非同寻常，内容事关重大，很可能与思考反击《二月提纲》，甚至进而准备拿下彭真、陆定一的决策有关。

众所周知，1966年2月初，彭真、陆定一等为控制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所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发展势态，将其纳入正常的学术批评轨道，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供中央常委审定，以作为一段时期的指导思想。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陆定一等“文革五人小组”专飞武汉向毛泽东做当面汇报，获得首肯。2月12日，中央向全国下发《二月提纲》。

此后，毛泽东的行踪便隐而不显，直到三月才再现于杭州。据《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2月19日晚毛泽东专列离开武汉，20日晨抵长沙。为寻觅毛泽东潜居湖南期间的蛛丝马迹，笔者翻检了有关资料，在《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一书中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相关信息。该书记述：66年2月下旬，周恩来在主持一次国务院经济工作会议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电话，毛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还质问这个材料怎么会以中央名义下发，问是哪个皇帝决定的。（见《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师东兵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页221）

这是破解毛泽东回湘之谜的关键依据。关键性在于，电话时间为2月下旬，此正是毛泽东居湘时间，而电话内容为批《二月提纲》。据此并结合前述，可以推断：一、毛本不同意《二月提纲》，只因已经常委通过，一时不好否定，又见中央加按语以文件批发全国，大为恼火，感到事态严重，已与自己点燃战火、发动文革的本意背道而驰，不能置于不顾；于是，择湘潜居，屏除干扰，经过数日周密思考，决定反击《二月提纲》，甚至进而准备拿下彭、陆；毛泽东需要获得周恩来的支持，遂给周打了这个电话。二、周恩来26日现身长沙，当为接听电话之后应召而来；毛泽东将想法透给周恩来，获得周的支持。

毛泽东在长沙争取了周恩来，随即移师杭州。于是，就有了3月杭州的系列会议和讲话，有了对《二月提纲》的批判，对彭真、陆定一的点名指责。如此，可以说，毛泽东1966年2月下旬的潜居湖南，是从武汉勉强接受《二月提纲》到三月杭州奋力批判《二月提纲》的一个中间站和转折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和出现，让毛泽东此一时段的思想发展变化得以以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逻辑链条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毛泽东66年2月20日——26日潜居湖南，在不久前新出版的《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一书中得到印证，但具体内容仍不着一字。38年过后的今天，此事仍然秘而不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2月26日的周恩来现身湖南与毛、周会晤乃高度机密，或事涉批彭倒陆，盖为尊者讳而守口如瓶。

201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