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与权力严格的切开，”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在2013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谈到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时开宗明义，“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但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我们现在发展了三十年，如果还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企业家不要也罢，这个社会精神不要也罢。”
今年六月下旬，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正和岛内部一次讨论沙龙上发表言论称“企业家须‘在商言商’”引起企业家王瑛退岛的风波，也掀起了社会范围内企业界关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的讨论。黄怒波在此次论坛上再次强调企业家“在商言商”的重要性：“一定要保有企业家的独立人格，过去创业没有钱，肚子也饿，有时候做点下三烂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衣冠楚楚，一来这个大会场是一个国际的会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尊严和人格，不为钱财再去低头哈腰了。”
随后，他补充道，好多领导讲对企业家要寄予厚望是一个陷阱，企业家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只有在中国，中国社会是重商之道。黄怒波称：“我们不要使命感太强，我现在讲一个精神，观音说终生不成佛我势必不成佛，我们要好好把我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除此之外，黄怒波表示企业家是社会人，当然要关心政治，要反思历史、反思文革。
以下为论坛实录：
黄怒波：很高兴能谈到这样的论坛，当下的企业家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情况，我讲一个观点，今天讲的“大包干”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大包干”是怎么回事，这是中国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前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小岗村开始，主要从种粮交给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开始，“大包干”之后主要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启动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大包干”滞货的城镇化中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所以我们对过去的政府也好、城市化进程要肯定他的主流，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09年联合国人口司的司长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极快，超过其他的国家，2012年的数据我们城镇化率52.57%。
第一，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的国策，在国策的同时又问是谁的城镇化，当然从国策来说，在中国政府要推动城镇化，要改善整个社会的公正水平，同时要拉动经济，还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当然张维迎教授不在列，这么多年一直鼓吹房地产破灭，现在房价越来越较，现在“城镇化”这个词变成经济学家们一个很热的话题。最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谁的城镇化，一定是被城镇化的原住民的城镇化，这次的城镇化能不能改一个规矩，可以定为你的国策，可以可不先做底层设计，先考虑城镇化最基础的社会要解决哪些问题，把这次城镇化当作中国社会解决公正、公平和解决人尊严一个好的历史机会，比如说我们想考虑不同地区的最基本的乡村建设，就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去那里，不能简单说，很多政府官员很开心，农民住到楼上，都有社保了，种种之类的，但是这些农民的尊严怎么办，比如说看病必须要到大城市，整天排队排不上，一个人有大病整个家庭就进入贫困化，孩子进不了清华北大等等，所以想在这个方面进行底层设计，比如我们要解决好足够医院的设计，但同时要解决好我们医生系统的培养，比如我们能不能学习德国生活质量同质原则，你在柏林医生的工资和柏林最偏僻地方的医生工资的是一样的，现在在北京拿6000，到青海就拿2000，这样的人才流动是有问题所以在设计城镇化的要考虑到一个大的问题，公平的原则。在这时候提出一个观点，这是全社会的事，企业家们不能光想一个发财机会来了，国家主导、科学设计、全社会参与、企业要做贡献，城镇化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说，就要让原住民和人们们有尊严的活着。
第二，讲讲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讲行动力问题，企业家在这个当中的行动力跟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系是什么？我在想作为一个做企业的人要全面进入城镇化的进程，不是一个简单发财的机会，作为受益着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回报社会。比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黄山做，当年做的不容易，但现在是最大的受益着，我们做红村，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越来越多的财富还一些给原住民，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人的不能把这些钱都独吞了，政府不相信，我们修改协议把分配比例调到现在的比例，这是一个什么行为，你是主动要还给社会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改革开放让我们赶巧了，赶巧了没被抓、没被杀，所以在这方面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在新型的城镇化我们做地产和企业是有机会的，我们要用企业家精神来引领，我们要做社区住宅，首先是人的住宅，要考虑分布、服务的建设、学校的建设等等。此外我们要考虑社区文化的建设，我们要多花钱建幼儿园、建电影院，让原住民就地在家能够看到大片，让城镇化的居民中午不用做中午饭，同时我们要解决就地就业的问题，所以在当地不要把房子卖完就走了，要有物业、社区就业的问题。
在这里替安徽说一下，经历这么长时间来看，安徽的投资环境也是很好的，政府也是逐渐成熟的过程，黄山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不管换多少任书记，每一任都是对企业尊重的，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好。巢湖，我昨天在那儿签了一个约，很感动，岛上有一个村，村里有一百多户，按说走到哪儿，开发商进来把他们都迁走，这届政府领导说我们要做城镇化要做示范，你们进来就是要和原住民一起生活，我们把村子留下来，把他变成公司的人，比如说渔民就让度假的人来坐到他的渔船上打鱼打一天，我们和政府谈的很溶下，这是政府和我们做企业的模式。巢湖第一是生产友好型，第二是社会友好型，周围那么多的湿地、森林公园，让他们感觉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再讲一个问题，讲到现在热门的企业家政治，是否关心政治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这样？
第一我们要全面关注市场和社会，关注市场是要坚守企业家精神，不能让企业家精神没有了，改革开放没别的，就是把企业家精神释放出来才有今天，小岗村的“大包干”其实也是企业家精神，他在创新。
第二，我们要关注社会情绪，现在社会情绪是这么一个巨大的风气，做企业家要善于倾听，不是要抱怨，不是要对抗，我们的话语权太强了，我们任总(任志强)一个微博大概有几千万的微博，但是作为村民来讲周围几个人，但是一定要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社会资源的占有者，现在要反过来是谁给你那么多，你要做社会的倾听者，你听进去就会跟他们进行对话，这叫政治。
我们要与权力严格的切开，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但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我们现在发展了三十年，如果还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企业家不要也罢，这个社会精神不要也罢。意思是说一定要保有企业家的独立人格，过去创业没有钱，肚子也饿，有时候做点下三烂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衣冠楚楚，一来这个大会场是一个国际的会场，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尊严和人格，不为钱财再去低头哈腰了。
刚才好多领导讲对企业家要寄予厚望这是一个陷阱，企业家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只有在中国，中国社会是重商之道，这就是社会对你的尊重，返过来说我的观点，我们不要使命感太强，我现在讲一个精神，观音说终生不成佛我势必不成佛，我们要好好把我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返过来讲我我们既然是一个社会人，我们也不能逃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争论，到底关不关心政治，我们当然会关心，我们作为改革的一批人当然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得了社会的恩我们也有我们的错误，我们整个社会也犯过错误，比如说环保、经济发展的畸形，比如说我们用暴力的思想都要进行反思。当然最重要的要反思文革，为什么？文革把整个中国的社会价值全部毁掉了，你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问题跟文革有关系，如果一个民族不清算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这个民族是不能够进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这是企业家应该做到的。
再讲一句话，如果现在很多人在说文革应该回来，这是一个暴力情节，有意“鼓动复仇之安有完卵”，总之一句话企业家一定要积极亿参与到社会文明的重建当中来，这也是行动力，当然这也是亚布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