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克拉斯特夫 著 吴万伟 译

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权力转移、倾听民意、宽容异议者、选拔精英、勇于实验：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其实比俄国更加民主，中国的决策质量无疑也更优越。

提出“俄国和中国，谁更民主？”的问题在某种方式上等于问“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谁更有女人味？”我们可以花费一些时间比较各自的体格，预测他们的温柔心灵，但俄国和中国在本质上都是非民主国家。当今普通的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富裕更自由了，但是两个国家都不能满足民主的最简单定义，即结果不确定的竞争性选举。

但是，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更广泛趋势并没有绕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说从前的君主政权或者意识形态为非民主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当今为统治权辩护的唯一方法是宣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威胁和强制已经不再是俄国或中国政权的核心生存逻辑。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获得了权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社会中技术和交流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刻。非民主国家无论多么卖力地尝试，仍然无法阻止民众使用因特网，保持跨越国界的联系，也无法阻止旅游或从更广泛的世界获得信息。

在这些趋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金融危机。在困难出现之初，许多分析家就预测危机的消极影响将破坏新兴民主国家的稳定；其他人则认为危机就是对威权国家政权判处了死刑。但是，局势的发展却复杂得很：民主和威权主义政权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俄国和中国虽然并不代表民主化时代的一种替代选择，但其体制事实上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变化。简单地说，俄国是假民主，中国是假共产主义。

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在1989-1991年的关键时期，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领袖都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体制已经功能失常。但他们对错误做出的诊断不同。在苏联，戈尔巴乔夫认定值得保留的是社会主义观念，糟糕的是共产党和它失去了动员社会的能量。他的社会转型观念意味着超越党的领导，按照西方模式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糟糕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而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共产党本身以及它有能力控制社会。所以他们尽一切努力维持权力的基础框架不变。

这些政权现在看来如何呢？从远处看，俄国政权当然是民主国家。它有民主宪法、民主选举、多党制、自由的媒体、也没有使用坦克车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如果拥有一些政治学常识的外星人来到俄国，他很可能认为俄国是民主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看起来不像民主国家，甚至外星人朋友也觉得不像，相反，更像经典的共产党政权。正如《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共产党》一书中注意到的，“令人吃惊的是，北京保留了20世纪共产党政权的一些特征。中国的政党仍然在消灭和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司法和媒体的权威、限制宗教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建立庞大的秘密警察网络、将持不同政见者发配到劳改营。”

在制度设计上，中国自1989年以来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俄国几乎一切都变了。矛盾的是，俄国对民主制度的模仿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效率的政权，政治活力被悉数剥夺，其典型特征是决策质量低下。而中国政权被普遍认为比俄国的效率高得多，其决策质量当然也高得多。而且，有人认为它比俄国更民主，因为中国政权更有能力自我纠错。他们虽然保留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权力机构，但已经成功地融合了一些关键的民主因素。

中国比俄国更民主的五大理由

权力转移

俄国当然有选举，但是权力没有转移。在后共产主义的二十年里，总统每次都赢得选举：选举的作用不是实现权力转移而是避免权力转移。在中国，显然，反对派也没有胜利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中国领袖并没有在台上执政超过10年，日期一到，新的政党领袖和国家主席自动选举产生。换句话说，在俄国体制中，选举被用来为缺乏权力转移的行为赋予合法性，而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结构已经融入了容许权力转移的因素。当然，我们是在谈论两个没有竞争性选举的政权。但是中国人明白你若不改变领导体制，就会出大问题。中国的体制是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出现，因而有更多的监督和制衡。与俄国不同，中国并不受权力继承噩梦的困扰，共产党能够确保清晰的新老交替程序。

听取民意

从定义上看，非民主政权天生存在听取民意的问题。监督和民意调查从来无法代替在定期举行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中来自民众的信息。民主选举不仅是选举领导人的方法而且是了解民众立场的直接方法。

但是，说到“听取民意”，中国和俄国存在重要的差别。这归结于中国政府没有把劳工抗议定为犯罪的事实。通常是指向地方领袖和公司负责人的劳工冲突并不被视为对共产党的威胁。所以，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罢工，这些成为当局获得可靠信息的重要来源。人们直接参与抗议要比纯粹的民意调查好得多，其价值不仅是因为更容易看得见，而且因为它们也提供了一个检验地方领袖应对冲突的能力的机会。在俄国所谓更民主的制度下，你看不到罢工，因为就劳工议题进行罢工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俄国的虚假选举在检测民意走向和地方领导人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就弱得多了。

宽容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

民主决策依靠观点的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的可接受性，这里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分叉点。如果对比俄国和中国，你会发现俄国对有组织的反对派要宽容多了。政治过程被彻底搞乱，但是你可以组建政党，你可以上街抗议，甚至要求普京下台。在这方面，中国政权当然更加严厉和缺乏宽容。但是，虽然一般说来，克里姆林宫对反对派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它并不听取它们的意见。在政策问题上并不容许有不同意见，而政府官员则非常小心地不提出反对派喜欢的政策。

虽然中国的体制更像经典的威权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但其决策过程的质量要比俄国高，包容性也更强。在俄国，即使在精英内容，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多数人也只是在经济差异的基础上解释不同观点。但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下，拥有不同意见事实上被认为是合理的。在中国，忠诚与否的考验只是在共产党做出决定之后。而在俄国，忠诚与否的考验则是在总统提出一个建议之后马上就开始了。普遍的乐观主义和新兴大国的意识似乎也让中国对政策立场上的不同意见更加宽容。

选拔精英

中俄两国的政治体制中所做的对比或许最有意思的是各自选拔精英的方式。在国家和重要经历领域担任最重要职位的人都来自哪里？2011年底俄国记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这方面的一些有趣事实：首先，俄罗斯精英的大多数来自两所大学。其次，在占据最上层300个职位的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三，影响该精英圈子的最重要因素是在普京先生当上总统之前就认识他了。简而言之，俄国是被一帮朋友治理的。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贤能政治：其中大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职业训练，但都爬上了统治阶层。

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运行模式不同。它尽最大努力创造不同的社会分层，确实尝试让这个制度更加符合贤能政治的要求。如果你足够圆滑，如果你能干，如果你想赚钱，共产党都欢迎你。共产党充当了选拔和结交精英的工具，中国领导人下了很多功夫确保区域的代表性，并为干部提供接受各种行政历练的机会。

实验

笔者对两种制度的对比的最后一项是强调中国人和俄国人对政治的实验性本质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围绕实验组织起来的，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模式，以便找到在领导层看来奏效的东西。这在俄国绝对看不到，因为实验在俄国基本上是个肮脏的词汇。他们在竭力建造可治理的国家的过程中不做实验。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

总之，虽然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依据机构来衡量民主，但现在却需要问问这些机构的运行方式究竟如何。这些制度看起来像民主吗？民主有没有可能是虚假的呢？俄国就是一个迫使我们思考的精彩案例。它炮制了一个民主的外观，但是在外表下面所有的非民主做法十分盛行。中国是另一个国家，无疑是威权主义而且非常严厉。但是因为体制的压力、转型背后的不同观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参与，我们看到其政治实践要比官方机构给人的印象更开放得多。

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自我纠错能力和公众的问责才是民主优势的核心所在。相反，现在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认为，过分的民主化应该为这个新国家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负责。很多人甚至羡慕中国“真正的”威权主义。在很多做法上，中国其实比俄国更加民主，中国的决策质量无疑也更优越。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忙于增强实力，而俄国似乎在忙于掩盖自己的无能。西方评论家在试图弄明白新威权主义国家的表现时，或许应该越过形式上的制度设计而看到更多的东西。

作者简介：

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保加利亚政治学者，索菲亚大学自由战略中心主任，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欧洲评论》（Transit -- Europ?ische Revue）杂志编委，与人合编《反美世纪》（布达佩斯2007年）。

译自：Is China more democratic than Russia? By Ivan Krastev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3-08-13-krastev-e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