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部分学者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为主题发言，他认为现有改革虽然名目繁多，但往往只是作为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来运作，上边布置任务，下边执行，并没有把改革当做一种特例对待，“但改革恰恰是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应该是一种冲破惯例和常规的应急机制。”
在王长江看来，现有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带来若干消极后果：第一，部门利益做大，既使过去没有权力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拼命扩权；第二，损害改革的权威，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第三，降解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权威下降也会影响整个政府的权力；第四，部门绑架中央的政策，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处于一种潜伏危机状态。
针对现有改革困境，王长江认为，还是应该遵循邓小平的思路，鼓励地方创新，给地方创新以更大空间，降低他们的创新风险，同时，中央进行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而只是制定政策、原则，划定边界，让地方放开手去探索。
王长江说，“只有上下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克服中梗阻，推动整个改革的前进”。
以下为发言实录：
困境：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缺少自觉已成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王长江：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这个会也可以看作是学习邓小平33年前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座谈会。从这个角度讲，我今天特别高兴的是，能在8月18日这天第一个发言，这很有荣誉感。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
为什么要说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的改革到底选取什么样的路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缺少自觉已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自己的经历。
今年3月参加全国两会，我提了一个提案，关于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的提案。提案交上去以后，有一栏要填写提交单位，我就想不好，到底需要填什么单位。直接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都不合适，于是就空下了。过了两个月，中央编办给我打来电话说，提案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当然表示，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但又不能不回复我，于是商量怎样回复。我只好说，对他们回复表示满意，就这样吧。
说这件事是什么意思？说明我们对于改革的思考有一种惯性，不是把改革当做一种改变现状的事情，当做一种特例来对待，而是把它当做政府常规运行的一项内容。从上边布置下来，一声令下，具体到各个部门，然后各个部门分头去干。日常工作可以这样，但改革恰恰是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应该是一种冲破惯例和常规的应急机制。
要突破这种固化的思维，把改革当做特殊的事情来处理。就像应对突发事件一样，水被污染，不能只让环保局处理，必须组织土地局、水利局等，一起商量，建立一个更高的领导小组。改革需要动力，需要权力部门之间的合作，需要权力的重新配置。如果只是落到某个部门，改革只能变成上边一声令下，下边执行，很快就会变味。如果继续深化改革，绝对不可能靠某一部门忽然“立地成佛”，说自己的部门应该取消。我们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自觉地依赖行政机构，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后果：部门利益做大绑架中央政策
上述路径依赖带来若干消极后果，可以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消极后果，大体上有以下方面：
第一，部门利益做大，这已经是一个现实。让各个部门自己去思考改革的问题，必然导致部门扩权，不要说发改委这些强权部门，既使一些过去没有权力的部门，现在也拼命扩权。不需别的，只要搞一个排名，就会使各级政府趋之若鹜，为了政绩都会来跑“部”。这样下去部门利益会越来越尾大不掉。
第二，损害改革的权威。让各个部门去改革，改来改去，改革成果之间相互冲突，最后改革会如同鸡肋，丢掉不甘心，不丢掉又觉得别扭。这直接导致改革的权威性下降，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本身产生质疑。现在为什么总有质疑改革的声音？为什么对民主等最基本的价值也有人敢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落实改革时的路径使这些好东西在实践中发生扭曲，这对下一步改革损害非常之大。
第三，降解政府的权力，加重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从理论上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分配应该是一种博弈的结果。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是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上下之间是一种高度服从的等级关系，缺少博弈，这就会在权责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权力分配扭曲变形。虽然就执政党和政府整体而言，权责是对应的，有多大的权，就要负多大的责，但是在实际分配中，上面的部门可以利用下级政府和机构的服从，选择保留更多的权力，而把更多的责任推给下面，使得下面的权力越来越小，责任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向上集中，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与民争权，权威下降。这种情况在基层已经特别严重。其实，对基层政府评价不断下降，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政府权威的下降，降解的是整个政府的权力。
第四，部门绑架中央的政策。有了权力之后，部门会拼命维护住权力，千方百计夸大自身的重要性，很多事情会逼着中央不得不听从部门的。不少现象都与这种“绑架”有密切关系，使整个党处于一种潜在的危机状态。
方向：中央顶层设计划定边界让地方放开手探索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还是应该沿着邓小平讲过的思路来进行。他说过，中央的政策不是凭空制定出来的，只不过是下面尝试，积累一定经验，中央在他们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概括，总结变成党的好政策。改革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思路，邓小平将其形象概括成为摸着石头过河。我想现在简单再说摸着石头过河恐怕不够，因为归根结底目的是过河，目标决定手段。在水浅的地方摸得到石头，我们就该摸石头。但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摸不到石头了，你就不能硬去摸。不能把摸石头本身当做一种目的，这是特别不合适的。
在深水区，需要强调顶层设计。我也回答过有些人的疑问：顶层设计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顶层设计，其实只是明确目标，制定政策、原则，划定边界，然后在边界清楚、目标明确的基础上，让大家放开手去探索。顶层设计是目标的指引。中央的政策还是从实际中来，但前提是鼓励地方创新，给地方创新提供更大空间，降低他们的创新风险。而不是挥舞大棒，动辄叫停。只有上下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克服中梗阻，推动整个改革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