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钟伟关于新双轨制的发言提一点看法。

钟伟在发言中强调，改革以来，一般商品价格逐渐走向市场，逐渐由市场供求来确定，但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劳动力、国有企业产权，在这些要素方面还仍然维持了很强的行政控制力量。行政权力对要素价格的控制，形成了有利于官府的垄断利益，这是个愈演愈烈的趋势。钟伟用“新双轨制”来界定权力对要素价格的管制，来界定权力通过要素价格控制来谋取垄断利益，这确实能够给人很大的启发。钟伟并不满足于对“新双轨制”负面作用进行定性的分析，他还试图进行量化的测算。这个量化测算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向这方面努力确实很有意义。“新双轨制”提醒大家关注要素价格扭曲及这扭曲背后的利益分配扭曲，有重要启发性。

但是，如果从中国生产要素逐步进入市场的这么一个历史进程来看，要素供求的双轨制并不是新的历史现象，改革以来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要素价格这个双轨制一直存在，但到今天，大家对这种权力控制生产要素的现状越来越不满了，越来越看出了这种生产要素控制对中国的负面作用。所以，我从钟伟的“新双轨制”中看到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而是看到了新价值的表达。不是新的事实，而是新的价值。不是事实有变化，而是眼光有了变化，才出来了这篇关于“新双轨制”的讲话。

听完钟伟的讲话，又读了他关于新双轨制的论述文章，在得到启发的同时，也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我觉得，钟伟的论述中，如果加上“权力价格扭曲”这个要素，这是其它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根子，这样才能更清楚地把握“新双轨制”的本质，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经济学的分析要素框架中，最初只是重视土地和劳力要素，后来逐步增加了资本要素，再后来加上技术、企业家能力，环境主义兴起后，有人增加进环境要素，形成环境经济学。每增加一个要素，将扩展了经济学的视眼和解释能力。改革之初，经济学家们讨论企业家能力问题，因为当时的企业家能力定价太低，所以大家喜欢将企业家能力纳入分析。现在是权力要素价格太高，也就是说官僚服务能力价格太高。但从钟伟今天的讲话中，我感到有必要将权力要素纳入要素分析系统，不然许多问题讲不清楚。权力要素的价格，对经济变化有重大影响，但从来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分析。钟伟提到的四大要素价格（资金、土地、劳力、国有企业产权）被扭曲，是因为在这四个要素之上，有一个超越其上的霸道的“权力要素”。四大要素价格扭曲的背后原因，就是“权力要素”的定价不正常。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格市场化了，但是“权力要素”的定价没有市场化，超越在公平契约和自愿谈判的规则之上，而这个“权力要素”又控制了其它的要素，通过管制和扭曲其它要素的价格，来提高自己的定价，这是一切问题的本质所在。钟伟在关于“新双轨制”的讲话中，回避了对权力要素价格的分析，这样就难以把分析引向深入，我觉得这是“新双轨制”讲话中的一个缺憾。

钟伟讲到劳动力价格的管制和扭曲时，强调的是由于不准民间公会活动，工人不能组织起来讨价还价，因此劳动力价格被资方压价。当然，资方能够压降劳动力价格，是因为政府在背后支持。也就是说，权力与资本一起联合起来压低劳动力价格。这不公平。市场才是公平的，如果表现在市场中有不公平现象，背后一定有扭曲市场的力量。工人结社自由与劳动力价格的关系，目前还没有读到有实证的分析文章，钟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希望今后有人从这方面多研究一下。其实，劳动力本身是差质的，不同统一的。劳动力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结构或层次，资本劳动力，这是企业家阶层。政治劳动力，这是官僚阶层。知识劳动力，这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内部的工程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等，也可以包括销售部门的上层管理人群。当然，钟伟认为被压低价格的，大概应当指普通劳动力，也就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劳动人群。但是，钟伟没有提到政治劳动力，即官僚服务的价格是如何被扭曲的，这种扭曲不是被过分压低，而是被过分抬高。政治劳动力这种要素的定价模式，完全超越在“自愿平等、互利互惠、谈判定价”的原则之上，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定价呢？以税收的方式，以管制和垄断要素的方式，以管制和垄断机会的方式来定价。机会也是重要资源，如进出口权，如重要行业（如通讯、银行）的进入权等等。“新双轨制”背后的垄断利润，最后流向的就是政治劳动力人群。“新双轨制”说到底，就是政治劳动力给自己确定的定价模式。所以，要消取“新双轨制”，首先要改变政治劳动力的定价方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劳动力价格不按社会供求关系来自动平衡，而是以暴力和强制手段来抬高自己的定价，以管制和垄断生产要素来寻求自己的收益，这就是现代化的癌症。“新双轨制”提到的是癌细胞扩散后的系列病症，而没有提到原发病灶本身。这个原发病灶，就是政治劳动力自定价格，以税收自定和要素垄断、机会垄断来自定自己的价格。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有一种劳动力完全可以不受约束地、独立自主地自定价格，这就是中国社会病、经济病的原发病灶。

大家都说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从什么型转向什么型？我看，就是由政治劳动力可以自定价格转向由社会市场供求来平衡价格。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最根本的变化就是逐渐把权力要素由一个超越于其它要素之上的超越性要素，变成一个和其他要素互动、平衡以寻求价格的要素。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就是政治劳动力的价格、政治服务的价格也必须契约化。大家都知道契约的几条原则：主体平等，自愿协商，签约守约。所以，钟伟提出的“新双轨制”问题靠什么来解决？从理念上说，靠“新社会契约论”来解决。新社会契约论，首先要解决税收权的问题。谁有权决定税收？纳税人才有权决定税收。其次，要解决诸如钟伟所说的资金价格市场化、土地价格市场化、劳动力价格市场化、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的问题。市场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企业家结社自由，是资本市场化的一个环节；劳工结社自由，是劳动力市场化的一个环节；农民结社自由，是农村土地、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一个环节。为什么权力要素可以自定价格，想怎么定就怎么定，高得这么离谱！这是因为政治劳动力是结社的，它拥有组织化的定价力量。所以，以结社来平衡结社，在多元组织化力量的平衡中，才能将权力价格或者政治劳动力的价格，平衡到社会政治供求的合理范围之内。

中国改革到了今天，确实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寻求合理的权力定价机制的时候了。西方完成这么一个演化过程，到今天中国，市场化已发育到必须将权力要素纳入市场原则的时候了。新社会契约论必须提上社会议程，不然就会出现钟伟提出的那么多的问题，而本质问题就在于权力要素不受市场的基本原则影响。当然，我所说的权力要素进入市场，不是说用货币进行买卖，而是说要把它纳入了平等的互动和平等交换的法则之中。在西方，选票和表决就是权力要素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新社会契约论，这是一个初步的构想，我呼吁大家一起来研究。要解决钟伟提到的“新双轨制”现象，只有靠新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