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6月12日韦森在北京大学国发院“庆祝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规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闭门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主要是讨论“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并庆祝张维迎双规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意义自不待言。今早也再次拜读了维迎昨天在“经济学原理”公众号上发表的原文和他5月18号写的“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的文章，刚才几位仁兄都讲了，我不再重复了。维迎讲的观点，我都同意。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莫干山会议和中国价格改革的过程，在座的几位老师和朋友都是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改革的亲历者，也是参与者，今天聚集到这里，反思过去40年中国改革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有意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今天没人会怀疑中国社会现在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这十字路口上，在这迷茫的今天，更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和其他学界坐下来理清我们自己的认识，讨论一下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今天我首先要讲的是，我完全同意维迎的判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思想解放，没有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经济大讨论，包括双轨制价格和渐进性的改革的讨论，就不会有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没有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中国过去40年，也见证了整个社会观念变化的基本力量。

去年，有机构要我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进一步改革的建议，我写了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经验千条万条，有一条最重要：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不管未来中国发生什么，也不管在政府管理体制上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折腾，如果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就有好的未来。放弃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任何向计划经济——我在悉尼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中称之为“行政控制经济”（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y）——回流或倒退，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近我写了两篇长文：一篇已经发表在安徽社联的《学术界》上，题目叫“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序的生成、演化与变迁”；另一篇是专门为今天这次会议撰写的论文，已经发给了参会的专家，题目叫“‘哈耶克矛盾’与‘诺思悖论’：Social orders自发生成演化抑或理性设计建构的理论之惑” 。这两篇长文，实际上是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认识，更主要的目的是在抽象的理论上讨论一下维迎这些年我们共同讲的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改革如何走，关键还在于弄清我们到底信什么。

本来，近六七年来，我一直在做点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基本停止在任何网络和平面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时评了。但是最近实在感觉是在放不下当下中国这根弦，故还是写了这两篇长文。这两篇长文都有点理论思辨的学术讨论，但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人类社会的制度生成、演化和变迁中，观念、观念体系（ideology）、理念、认识、信念是最重要。

哈耶克一生的工作，包括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的理论，实际上在宣讲和传播一种社会观念、信念和观念体系（在英文中为“ideology”——这个词在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中常常带有贬义），这就是私有产权、自由选择、自由企业制度、价格竞争，有限政府，和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他认为这才是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天道。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整个哈耶克体系中的一个看似的思想矛盾了（我称它为“哈耶克矛盾”），也就理解了诺思及其他的合作者在晚年提出的“从自然国向法治国”的转型。诺思晚年从“limited excessed order”向“open excessed order”的过渡，与哈耶克晚年所讲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际上讲的同一个意思。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在哈耶克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的基本主张是对的，就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靠行政命令全面控制经济是不可行的，用英文讲，叫“infeasible”。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发社会理论是对的。这一是因为计划经济或政府行政控制经济不能解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自己利益和财富增加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任何关于生产、交换和财富生产和分配，乃至消费（包括消费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信息都是不完备的，是不能被一个大脑或政府的中央计划机关所全部掌握，因此必须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协调进行人们的生产和交易活动。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就在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或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计划经济和政府全部操控经济的可行性和可能性。这也是维迎35年前这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思想——尽管如维迎所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哈耶克的思想和理论。去年，在座的周为民教授在野山坡论坛上所宣讲的一篇长文，也很详细地讲解了这一道理。

第四点，诺思也是对的，从大范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家或者说政府的存在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可能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这里的问题关键有以下点：

（1）国家或政府领导人在信什么，即国家或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最高统治者所信的“观念”和“理念”是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譬如，如果政府的政治企业家，像古希腊、中国许多朝代的皇帝重农抑商，重农轻商，不重视分工和发展市场经济，那经济就停滞，国家就衰败；如果注重发展市场交易和贸易，那经济就会繁荣。

（2）国家政府到底是掠夺之手，还是帮手（helping hands）？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是不是进行体制冒险和瞎折腾，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从历史上看，中国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和禁榷制度，王莽时期的币值改革，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制度实验，法国路易14到路易16时期的穷侈极欲、官员腐败，以及靠国有公司发展和控制对外贸易，拿破仑出于其统治和称霸欧洲野心所发动的战争，希特勒的称霸世界野心和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是某个皇帝和政府领导人折腾一个国家和社会到最后导致经济衰退乃至国家大灾难的实例。

（3）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府和政治企业家都会有干预社会的冲动和实际行动，往往都不会让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自发扩展和成长，总是用各种方式乃至强制的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来干预它、调控它，甚至也包括让它揠苗助长式的快速成长。但是对这个从亚当·斯密，到门格尔、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或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这些干预、折腾、甚至揠苗助长式的干预，大多数是有副作用的和不利的，即使有时他们是好心，也想让他们的王朝和国家经济繁荣和强盛，但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因此，按照自洛克、休谟、孟德斯鸠、阿克顿到米塞斯、哈耶克以及无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说的现代社会体制，即“有限政府”、法治社会和“权力制衡”，才是最重要的。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用哈耶克所说话说，其价值在于它是使坏人所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功能并不取决于它是为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些好人操纵着，亦不取决于所有人将来都比现在变得更好，而是利用人们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生作用……”（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9年英文原版，第12页）。因为，如果没有现代的法治政府的政治制度，就免不了政府尤其是某个政治企业家任意折腾国家、经济和整个社会，最后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和国家的衰败。大范围观察人类社会历史，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第五点，哈耶克所说的“任何社会制序均建立在一种观念体系”上是对的。他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也是对的，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手是不能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说的那样任由政府的掌权者和政治企业家像摆布棋子一样任意摆布和控制，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回到现实中来，中国到了今天这节骨眼上，关键还是要宣讲和弄清“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让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变成国人的共识和常识，尤其是政府官员的共同信念和常识。

第六点，如维迎5月18号的那篇“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最后所讲的，中国未来的改革，中国要深化改革，关键还在于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前提和第一步。能做到这一点，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才能重启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社会才有光明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