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张皓
参与讨论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曾凡云、陈芸、黎德黄(越南)、魏少辉、梁忠翠、刘文决(越南)；硕士生叶冉娜、宋健、董莹、叶维维、程形、陈萌、刘瑶
张皓：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治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从各个方面与角度来总结，今天我们讨论四个问题。
一、在派系权力之争下，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性机遇
曾凡云：人们常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老师如何看此问题？三次巨变与国民党政治演变有何关系？
张皓：19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性任务。为完成这两大任务，20世纪的中华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那就是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第一次巨变“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秋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次巨变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巨变使中国开始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起来，标志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三次巨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如果要用一词语来概括这一进程，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喊出的“建设新中国”一词最恰当不过。辛亥革命开启了建设新中国运动的大门，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可以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在，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只是各人看法略有差异，比如，黄仁宇以“中国长期革命”的字样来概括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他虽然认为是蒋介石而非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代表了20世纪“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但是也认为这三个段落“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
国民党曾有三次历史性转变：第一次为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立中国同盟会，这对它“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第二次为1924年的改组和与共产党的合作，如果“无此一举”，中国就“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余年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第三次为1937年的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两党共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此一举，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百余年来第一次抵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渝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蒋介石所说，含义虽有不同，时期划分则一。他说：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经过步骤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894至1911年，“其目标在于推翻满清的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第二时期为1913至1928年，其目标“在于扫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时期为1931至1945年，“其目标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扫除建国的障碍，完成独立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国民党学者陈威把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的国内主因归结为“联俄容共”，并依此把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924年至1927年7月为第一时期，1937年至1945年为第二时期，1945年至1949年为第三时期。
国民党与此同时却又三次丧失了历史赋予它的机遇。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但是很快就被北洋军阀专制政权所取代，中国陷入了旧军阀混战的境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1928年中国大陆形式上统一，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算起，国民党历经30余年终于取得全国政权，许多人认为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机会到来，但是“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威望高涨，中国成为“五强”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被日本帝国主义割占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归祖国，因此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中国人民又以为建设机会到来了，但是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瞬间消失，国民党随即也被历史淘汰而败退中国大陆！
宋健：老师所言，指出国民党在中国三次历史巨变的大背景下三次丧失了历史机遇，难道国民党领袖对其丧失历史机遇的原因没有反省过吗？
张皓：孙中山与蒋介石都曾作出过总结。对于第一次历史性机遇的丧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遭到顿挫之后曾以法国为例解释中国走民主共和之路非易，说法国在大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穷兵续武之帝为外敌所败，身为降虏，而共和之局乃定”。蒋介石认为“国父袄知有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革命一经成功，就让与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学界则认为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或是列强迫使革命党人屈服等等。对于第二次，蒋介石认为是：‘旧本帝国主义者嫉忌我们国家的统一，自始就匀结军阀，制造割据，欲以分裂中国者达成灭亡中国的目的；始则有九一八的侵略，制造伪满傀儡，继之以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对于第三次，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的一次讲演中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
不过，孙中山和蒋介石又认为失败之因在于派系权力之争。辛亥革命遭到顿挫之后，孙中山认为失败原因在于革命党“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蒋介石也总结了各个时期失败的原因，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总结说：“辛亥年本党领导武昌起义，不到三个月就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时同盟会一般同志，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于是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只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不顾本党革命的成败。不肯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更不知道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完全忘记了革命的主义，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种小集团，几乎使党的组织为之毁灭。于是到了民国二年的夏季，就为袁世凯所彻底的消灭。”在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前夕，蒋介石又对其“党徒”：“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梁忠翠：这就是说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问题，派系权力斗争左右了国民党政治的演变是其中重要因素。
张皓：我认为是。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党，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其派系之庞杂、斗争之激烈、性质之多重、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政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民国时期，有人指出：“了解中国的最容易的办法，是首先要决定所谓政府只是国民党的掩护体，国民党的政治和派别才是决策的主要因素。”
魏少辉：既然派系权力斗争影响如此之大，老师可否详细谈谈国民党的派系情况。对此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国民党政治的演变。
张皓：辛亥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革命党内部之争，可以不论。通常所说的国民党派系，指国民党执政时期。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的政党。但其目的未能达到。在他1925年3月12日去世前，以是否赞成国共合作为标准，国民党分成左右两派，廖仲凯等人为左派，胡汉民等为右派。孙中山去世后，左右派的划分明显地同权力争夺交叉在一起。汪精卫以“左派”领袖自居，孙科、谭延阁等也以“左派”面目出现。8月，右派制造了廖仲恺惨案。接着在11月，西山会议派产生。根据邹鲁本人的叙述，当时“西山会议的角色”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季陶、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伦、邹鲁、吴稚晖、邓泽如、茅祖权、傅汝霖等人，此外尚有谢持、张继、许崇智等人。这些人物从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上来说，统称为西山派，但从国民党内部关系来说则很难说，比如，林森与每个人的关系都较好，邓泽如、邹鲁等人与胡汉民关系较好，戴季陶、吴稚晖等人支持蒋介石，傅汝林等人支持汪精卫。胡汉民指责汪精卫集团说：“本党改组以来，党内派别如雨后春笋。比如为共产党所利用而又妄想利用共产党的，大呼‘革命的向左转’，便有所谓左派。此辈即以左派自居。在此辈心目中，当然有右派或中派，于是统一的中国国民党，至少分裂为二派以上。”在这复杂的斗争中，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挤进了国民党最高权力阶层。他首先利用廖仲恺惨案，赶走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并了粤军。接着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汪精卫，又打击了共产党。这样，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大集团基本形成。
1927年国民党“分共”后，派系更加林立。西山会议派、“左派”人士发生分化。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伦、吴稚晖、张继、张静江等成为支持蒋介石的元老，谭延阁与各派保持良好关系，林森逐渐成为超然派，孙科、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等人则站在胡汉民一边。蒋介石的传记作者、曾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描述了当时的派系，除了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和所谓元老政治派，以吴稚晖、张静江、许崇智、张继、胡汉民、孙科、戴季陶、林森、王宠惠等为代表)、左派(包括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宋庆龄、陈友仁)外，即为实力派桂系、冯系、阎系、张学良系。在新军阀混战中，先是蒋介石、胡汉民两大集团合作，打击汪精卫集团和桂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等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接着，蒋胡分裂，随着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扣钾，孙科派从胡汉民集团中分出来独立成系，胡汉民集团基本瓦解。
陈芸：这就是说，国民党派系是这样基本形成的。它有何特点？
张皓：国民党曾经提出，要想能“以党治国”，必须做到“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自然是指除了国民党外，其他政党不能存在。“党内无派”，强调“不能容许任何小的派别之存在”，如果另行组织小团体或小派别，就会使国民党组织的权力分散，就“违背了党权集中的原则”。但是，国民党各派悍然违背这一“铁律”，国民党派系划分的特.氛可以概括为两点：
其一，派系林立，国民党明显形成了蒋介石、汪精卫和孙科等几大集团。
在汪精卫集团中，蒋介石抨击说，“陈公博、郭春涛、顾孟余一班人是无耻的官僚政客，柏文蔚、张发奎是有名的军阀，朱雾青、白云梯、王乐平等是有名的无赖，陈树人、许德形、施存统是一班无行的文氓，萧淑宇等是一班惯于变节卖友的青年”。
孙科派亦称“太子派”、再造派，西方称它为“自由主义派”，主要人物有马超俊、梁寒操、陈友仁、傅秉常、陈策、吴经熊、钟天心、王昆仑、周一志等。有人统计说，“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所谓属于孙科系统的有一二十人。”
1931年时之西山会议派，如果说还成派，其主要人物为居正、覃振、邹鲁、茅祖权、傅汝霖、许崇智等。不过，他们亦可称为元老派。另外，于右任、戴季陶等也为元老派的代表人物。
国民党还有一些军事集团，一度或长期同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的有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陈济棠集团等。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系基本瓦解，阎锡山系无力再同蒋较量，1936年两广事变后，陈济棠集团也基本瓦解。只有桂系还有力量，一直同蒋介石进行较量。
其二，派中有派。最为典型的是蒋介石集团，它大致可分为三大派系。
一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为核心的CC系，骨干分子有张道藩、谷正纲、谷正鼎、萧铮、胡健中、余井塘、程天放、高信、洪兰友、黄少谷等。
二是新政学系。它的成员复杂，有人认为“包括王宠惠、张君劝、蒋梦麟、蒋廷敲等知识分子，蒋百里、陈仪、黄郑、张群、熊式辉等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钱永铭、张嘉墩、陈光甫、吴鼎昌等江浙系实业家与银行家”，黄绍斌、沈鸿烈、王世杰等也应包括在内。一般认为，新政学系前期核心人物为杨永泰、黄郭，后期为张群。
三是黄埔系。虽然它的划分非常复杂，但其层级结构大体是：塔尖为蒋介石，蒋之下为何应钦，何之下为刘峙、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再接着为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一般认为，中央军分何应钦与陈诚系(通称土木系，因其主要将领出自陈诚的第十一师、第十八军而得名)。何应钦系将领主要有顾祝同、刘峙及杜幸明、宋希滚、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人，包括汤恩伯，但这些人实际听命于蒋介石。土木系骨干有罗卓英、林蔚、郭忏、周至柔，其他将领更是数不胜数，如黄维、夏楚中、潘裕昆、方天、刘云瀚、罗泽阁、胡琏等。另一种说法，从北伐开始至1943年，中央军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鼎立局面。号称“三鼎甲”，拱卫蒋介石。“西北王”胡宗南集团主要将领有刘截、李文、李铁军、范汉杰、董钊(均为黄埔一期)、钟松、裴昌会。汤恩伯号称“中原王”，骨干将领有王仲廉、石觉、张雪中、吴绍周，杂牌将领黄百韬、张粉等曾依附于他。
cc系、新政学系与狭义上的黄埔系不同，前两者虽然“没有具体的组织章程、纲领、没有加入该系统的条件、仪式，以及召开会议，进行组织活动等等”，但是在国民党内“自成体系，互相提携，协调行动”。广义上的黄埔系，指黄埔军人集团；狭义上的黄埔系，如果指复兴社，则有组织纲领及活动。
二、蒋介石独裁体系的确立与国民党政府政治演变的无序状态
叶维维：人们常常说国民党训政体制是国民党人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建立起来的。之后变成了蒋介石的独裁体系。蒋介石是怎么把它变成的呢？
张皓：这可从几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蒋介石把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变成了“蒋氏治国”。首先，我们看看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及国民党人的异化。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主张实行政党治国，强调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家，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改变了观点，认为中国以后不能实行英美式的以党治国，因为这种政权不在普通人民手中，这会导致民权不充分，“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他指出，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为此，他十分强调宣传党的主义，认为宣传党的主义的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他认为通过宣传党的主义，“到了广东的人们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粤。……到了四万万人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此外，他还提出“以党治国”，是“党在国上”，“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即党在政府之上，直接掌握政权。可见，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实质是，在国民党的主义指导下的全民政治，“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但是，孙中山在主张效法俄国式以党治国的同时，曾在一定程度上过份相信只有国民党才有治理中国的能力，这不但不符合当时中国现实，而且为后来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留下了所谓理论上的根据。国民党将此异化为“以党治国”体制，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在国家大法制定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动议、酝酿、讨论和通过，国家法律的修正解释之权也在国民党中央手中；在人事上，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都是由国民党中央选任罢免的，特派特任官吏及政务官的人选都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的，而且国民党中央的中枢要员也往往是国民政府的要员；在政府机关与国民党中央关系上，国民政府之政纲与政策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在执行中要对中政会负责，国民政府事实上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机关，国民党中央要监督与指导国民政府的施政。这样，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统治一切，包揽一切。
其次，我们谈谈五权宪法主张及国民党人的理解。孙中山是五权宪法的创立者。他主张“政府有能，人民有权”；人民掌握“政权”，政府行使“治权”。而“治权”的行使要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个机关的分立，防止个人的独裁。他强调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他认为，“五权为中国所需要”，可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如此可以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完善、最健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国民党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理解与实行“五权分立”。其一，权力分赃。胡汉民向各派提出“试行”本来在宪政时期才实行的五权宪法，设置五院。他声称：“我们察看国内情形，觉得这种试行，这种预备，实在是必要的。”各派系在权力安排上出了问题，政府座位少了，不够分配，怎么办？正副院长座位加起来10张，分配的余地就大些。这表明，国民政府之所以设置为五院制，是权力分赃的结果。其二，制衡军权。胡汉民拟就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规定，在国民党中央统辖之下组成国民政府，总揽治权，由相互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院互不统率，直接对中央负责。他强调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企图利用国民党中央限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人专政。他还希望不使权力集中在国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长手里，而是要分权共掌，使国民政府主席同各院长的权力相平等。其他派系则认为，胡汉民的主张可以分散蒋介石的权力，他们也可分到一份权力，防止被蒋吃掉，因此愿意接受胡的方案。
在训政体制确立起来之后，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对政权的“指导”与“监督”，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以国民党的化身自居，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以党来管理一切”。他声称：“以党治国，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他把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变成了“蒋氏治国”体制，时人描述说：“蒋之军权，本受党之命令而来，而积久渐化为个人中心之军权。党之组织，形式上依然，精神则渐堕落，党国大权日益集中于蒋之一人。而彼所赖以实际上维持其权者，则为武力。……其对中央也，并不知党与政府，不知党纪法律，惟知受辖于总司令；而为总司令者，亦遂只知军权之可尊，而党权政权悉成附属品焉……情形如此，故国民党以党治国之精神，日成形式化，实际上还原到武力支配政治之故辄。”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总理制变成总裁制。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总章，明确规定“党员须服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表明，孙中山作为总理，其权力凌驾于国民党中央之上，连国民党中央的决议都可以改变。对这种权力，国民党党内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得到。
蒋介石是步步把总理制变成总裁制的。首先是联合汪精卫打败胡汉民。孙中山在世时手下有三大助手，即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蒋介石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还未挤进最高权力阶层。孙中山病逝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想填补，但都无力填补。汪精卫说：“因为总理(即孙中山)是有很长久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无论在什么团体场合，都不许有一个领袖。”为了解决权力之争，只能实行集体领导制，改组大元帅府。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不得不表态说：“大元帅职权，实不当再行代理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经过廖仲恺被刺事件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暂时击败了胡汉民、汪精卫。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担任了中常会主席、中政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自此，他声称：“我自信我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总理真正一个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接着，蒋介石计划“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一”，而其含义如同董显光所称“便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政府，而不受任何派系的挑衅”。经过1929、1930两年“惨暗岁月的叛乱”，“卒莫定了蒋总统在中国的最高地位”，自此“蒋总统在中国的永恒威望，已为尽人所承认，而不复有何异议”。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继续努力。经过数年“奋斗”，国民党内想起了修改党章、变委员制为总理制、以蒋介石为总理的呼声。“某中委”称：“委员制可避免独裁嫌，可收集思广益效，然每开会议，发言盈庭，意见一有参差，全案随之搁置，委员制适于彼时，未必适于今日。在改总理制后，委员仍可并存，协助总理，但总理有取决一切之权，可望负责者勇敢迈进。”蒋介石意识到“总理”之名永远留给孙中山对自己是有利的，不能赤裸裸地居“总理”之名。他发表谈话称：“吾人既身为党员，当绝对遵守本党党章，服从本党纪律。(总章)决非一二人所可变更，亦非任何人所能违犯。”“且中正曹以为革命之成败，不在制度之如何变更，而在主义之如何实现。”1938年4月，国民党确立总裁制。蒋介石的军师吴稚晖出面解释说：自孙中山去世以来，“党无领袖，不音失去重心，党内时起纠纷，致使国家建设遭受不少影响，未始不由于此”，因此，“领袖制之恢复，实为时代迫切之要求。”国民党修改党章，明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具有下列职权：“(一)国民党全代会的主席；(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三)对全代会决议案请求复决之权；(四)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之最后裁可权，换句话说，即对中执会决议案的否决权。”这样，蒋介石终于填补了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总理制”终于变成了“总裁制”！他当选为总裁后表示：“大义所在，不敢推辞。”“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又五年，至今方得稳定。”叶冉娜：蒋介石独裁体系的建立，对国民党政治的变化有何影响？
张皓：在蒋介石独裁体系建立过程中，国民党政治的特点明显有两个。其一，争夺国民党政府中央权力，弥补孙中山留下的权力真空，要求对方服从自己的“统一”。胡汉民就声称：“我们对于党的信仰，要绝对的统一；我们各个人的利益，要放在党的利益之下。如果我们在党里还有派别，至少也减弱了党的力量，其他的流弊更不用说了。”蒋介石也要求“一切同志应以中央之意旨为意旨，以中央之行动为行动，全体统一于中央指导之下”。其二，独裁与分权的较量。蒋介石集团人物宣称：由于“时代需要一个领袖是无疑的”，“我们必须推举贤明、伟大、勋业益世的蒋中正为唯一的领袖”。其他派系则反对。汪精卫声称：“总理在时，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本国有这个元首”，“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但是“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继承他的”。他指责“蒋中正维持其个人独裁，故凡军事领袖彼均欲设法铲除。他们天天说党内无派，就是说除蒋派外不准有他派，使党里头只有蒋中正一个人，全国里头也只有蒋中正一个人”。孙科也强调，由于“今日党内有派，为不可掩之事实”，“只要其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则当许其结集政治团体，许其作政治竞争”。
陈萌：蒋介石独裁体系建立过程中及之后，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运转有何特点？
张皓：在蒋介石独裁体系之下，国民党政府机构的运作出现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法无定规，权从人转”。以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来说，其权限因人而已，其权力可随一人之进退而增减。1928年2月至10月，谭延阁所担任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形同虚设，但在蒋介石接任该职后，其实际权力“较总统制国家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权力又转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手中。再以行政院长一职为例，1931年12月行政院长负责制建立以前，谭延间担任此职的实权远远不能同蒋介石担任此职的实权相比；之后，汪精卫担任此职的权力，同蒋介石担任此职的权力，情形完全不同。一句话，不论制度是否改变，实际权力都在蒋介石手中。其二，同第一个特点相联系的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的要求造成了他兼职成风的现象。到1935年底，蒋同时拥有21个官街。从他所兼职务来看，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人民”团体。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发笑的现象。在1930年11月以前，蒋介石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故而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出现了“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之类的官样文字。其三，蒋介石不顾正常的国民政府体制，建立控制国家机器的私人机构。蒋介石以“剿匪”为名建立起来的武汉三省总部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剥夺行政院的大权。继南昌行营之后，使他行使权力更为方便的是随时带在身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蒋介石通过这些机构，完全控制了国民政府，“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委员长转的。委员长不但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因此，他的个人总部或参谋部—侍从室—在一切领域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处理一切和委员长有关，更确切地说，和中国有关的事”。
三、国民党三次丧失机遇下的民国政治的走向
程彤：国民党政治演变的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国民党派系斗争又怎么影响到民国政治的走向？
张皓：在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性机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深深打上了派系集团权力斗争的烙印，只不过是特点不同罢了！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各个集团之间的名位之争，这导致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由哪一个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还是桂系来掌握全国政权，在这争夺之下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可不免地走向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对全局的角逐和战略撤退；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力之争也贯穿其中，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尽管国民党多次因时而变地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转变，但是在这激烈的派系集团权力之争下又三次了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机遇，民国政治就在这样的历史中发生它必然的演变。
黎德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走向如何？与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有何关系？
张皓：孙中山曾指出：辛亥革命重大意义之一即“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自此“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但是，辛亥革命所开启的近代民主政治的大门，刚一打开就转向了！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国歌中有句“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集中概括了革命党人效法欧美建立一个近代民主国家的愿望。但这个愿望落空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民国政治的演变深深打下了“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政治全面走向分裂”两大烙印：就中央层面来说，民主政治演变为军事独裁制。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多多少少受到临时参议院的制衡；曹棍当选为大总统，还是经过“选”了一下；张作霖干脆将总统改为陆海军大元帅，实现了军事独裁。与此同时，国会经历了从成立到被取消、从取消再到成立、从成立再到取消的过程，每一次取消及重新成立，都少了一些民主的味道，辛亥革命所追崇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子消失了。就地方层面来说，地方势力继续膨胀，军阀割据形成。袁世凯生前，北洋集团就分裂了；他死后，更加分崩离析，军阀林立。问鼎中央大权的军阀相互混战；力图控制全省的军阀混战；大军阀之间混战，小军阀之间混战；北方军阀之间混战，南方军阀混战，或南北军阀之间混战，总之“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中国被搞得不像什么样子了。
在这两大烙印之下，寓意着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开始寻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新道路，毛泽东193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阐述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基本问题时即指出：“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显然，这个革命任务“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刘瑶：第一次历史巨变下的情况如此，第二次呢？
张皓：孙中山强调“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护。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他针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言论，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张。1924年，他改组国民党，“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这一改组，使国民党迎来了新的生命。按照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孙中山“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的愿望不难实现。
但是在此转折之际，“北伐军起，革命党消”！孙中山“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期望落空了！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展，拥军自重、割据一方的国民党新军阀形成，这成为“北伐军起，革命党消”之下的一种国民党特有的政治现象。他们千方百计吃掉对方，由自己来掌握中央大权。这样，“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
众所周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两大遗教经常挂在嘴边，一是169字的遗嘱，即“余至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作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另一就是12字真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孙中山所讲的“革命”，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指出：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他强调：“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有学者如唐德刚则认为孙中山所讲的“革命”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无论看法如何，都认为辛亥革命是这个革命的开始，因为遭到顿挫，“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按照唐德刚所说，国民党1928年取得了政权，“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挥舞起屠刀，自己内部各派因争权夺利而互不相让，这样，民国政治发生重大转变，“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其实，这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毛泽东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所阐述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造成“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体，和国民党各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所要建立的个人独裁政体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是必然的。也正因为国民党各派背叛了国民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的“同志”变成中共党人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发出号召：辛亥革命所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到“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
总之，1926年至1929年，是民国政治演变的第二个巨变关键时期，北洋军阀政权向国民党的统治过渡，同时各派权力之争也达到了激化程度，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接踵而来，而这又给日本军队乘虚而入发动侵华战争留下可乘之机。
董莹：老师前面说到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机遇。前两次丧失了，还有第三次。如果抓住第三次，国民党还可以补救。为何第三次也丧失呢？难道国民党认识不到吗？
张皓：的确，抗战胜利后是历史赋予国民党的又一时机，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国同胞书中即说：“到了这次抗战胜利，国家乃因不平等条约废除，而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民族也得到了解放与自由，而我盟邦又是竭诚协助我国的复兴，这种机会，真是史无前例；这一个复兴建设的良机，可说是千载一时，稍纵即逝，万万不可磋跄以自误。”但是，这个“千载一时”的良机恰恰在国民党手中“稍纵即逝”，国民党恰恰“磋跄以自误”！
国民党自误的重大原因之一，仍然是其内部的权力斗争，有两大特点，即：一方面，“蒋桂交恶，彼此倾札，令国民党危机四伏，日趋衰败”；另一方面，“蒋介石嫡系同室操戈，互争高下，内哄不已，扼杀了国民党自救的最后一线生计。”蒋介石承认，“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他还有两句名言，分别指向桂系和cc系，一句是他1949年1月21日的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另一句是“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
董莹：这么说，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增无减，特点也有所不同。
张皓：是的。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蒋介石与Cc系的权力角逐。时人对cc系在1948年前后的势力作了描述：“正统派在国民党内真有压倒一切之势。以中央党校中央政校的毕业生为中心，势力遍于国军能到之处。现在全国省市党部的主委和大部份的委员，皆是正统派或其外围人物。行政方面的县长专员及民政教育两厅厅长也是布满着正统的气味”，其力量“扩展到教育文化金融财政盐务和交通各方面去了”。cc系的“反叛”，主要是要控制内阁，夺取更大的权力。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确立的政体，表面上是责任内阁制，实质上是总统制，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制衡变成了总统同立法院的权力之争，蒋介石与cc系围绕着内阁的同意权和质询权的行使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就桂系来说，它的“反叛”是争夺自己在国民党政府里的最高统治地位，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是必然的。无论是“划江而治”还是“联合政府”，只要是由桂系出面，蒋介石都不能容忍，桂系的江防计划被蒋破坏是必然的，国民党人“痛惜”蒋介石、桂系之间的分裂造成国民党政府的败退。
桂系的“反叛”，蒋介石还可以理解和接受，cc系的“反叛”使他不能容忍，给蒋介石造成的困难“更为严重，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历年来为其势力的根据内部集团的反叛”。蒋介石指责说：“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他败退台湾后恨恨地要求陈立夫“离开台湾，不许回去”，对其余cc系分子厉言如果不跟着他“改造”国民党，就“跟陈立夫去好了！”陈立夫则指责蒋介石说：“为领袖者，必须亲贤人，远小人，无丝毫自私之心，庶能领导他人，以成大业，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放眼望去，各派系的“反叛”都与国民党推行“宪政”有关，无论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及府院之争等问题，都是在国民党推行“宪政”的过程中出现的，从中反映了民国政治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规律。
蒋介石宣称，实现孙中山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的“革命”，就是实现“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的全民政治”，这是“国民革命的一贯目标”。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辛亥革命虽然创造了中华民国，但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因为军阀官燎，盗窃政权，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因此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自此至1948年行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和行宪政府的成立，“我们政府和人民，始终一致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终于建立了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蒋介石唯恐听众不明白，还补充了一句：“中华民国，从此始成为名实相符的民国。”5月20日，他在就职总统辞职中强调：“这是长期苦斗所获的结果，这是五十余年来我革命抗战先烈和全体军民流血流汗的结晶”，“这是我国历史的最大转折点。”董显光于此宣称：“蒋总统终究把着中国的舵，驶向目标。”
蒋介石要把着这个“舵”驶向何方？他把孙中山所讲的“革命”篡改为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他宣称多年来的奋斗就“完全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公布和1948年行宪国大的召开及“根据宪法，成立宪政政府”，标志着“民权主义”的实行“获得初步的成功”，既然“民权主义”“可以获得成功”，则“民生主义”的实现“自然也没有困难”，剩下“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完成民族主义”。他“解释”说，不要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是民族主义的成功”，也不要以为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实现了民族主义，要知道“共匪”才是“很险恶、很顽强”的“民族的敌人”，“这个敌人的铲除，较之推翻满清和击败日本的工作，尤为艰难。”他宣布：“所以我认为自从国父领导国民革命以来，到今天才遭遇了最后的敌人，民族主义才遭遇了最后的试验。”只有“消灭这个最后的敌人”，“才能真正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于此，蒋介石推行“宪政”与“剿匪”的关系再也清楚不过。
但是，从各种“反叛”中恰恰看出了蒋介石“行宪”的真实意图所在；即使不能说这是他要“行宪”的实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当时，桂系反对“行宪”，白崇禧提出先“剿共”，蒋介石认为两者并行不悖，并认为“行宪”可以增加“剿匪”的政治力量。他宣称：“我当时非有把握，不能说这句话，我认为宪政政府成立之后，人民的权利义务及政府的权责更见确定，人心必更振奋，以政府现有的军事力量加上朝野一致的政治力量，与共匪实力比较，确实可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之内，消灭黄河以南的股匪而有余。”
蒋介石通过“行宪”，要到达两个目的：其一，力图控制ec系的“反叛”。他在1948年5月20日就职总统后宴请立法委员，明确称：“我今天就职的时候，明白宣誓，我绝对遵守宪法，今后对于任何问题，凡是宪法上规定应征求立法院同意的，我必定尊重立法院的意见，使立法院能够充分行使其职权。但同时我希望立法院也要遵守宪法的精神，不应使行政当局因牵就立法院的意见而陷于违宪。”其二，对于桂系的“反叛”，蒋介石一方面要竭力团结以“剿匪”，一方面要设法利用中国共产党消灭桂系。当时参与派系集团权力角逐的人都认为蒋介石属意孙科当选副总统。其实不然，黄绍嫉和司徒雷登都指出了如果李宗仁不能当选，桂系就“将采取某种‘行动”，。面对如此压力，蒋介石只能让其当选，陈立夫指责蒋介石本来可以总裁身份阻止李宗仁竞选时却没有阻止，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但是从蒋去李来的情况来说，蒋介石让李宗仁上台去和谈，同时又设法搞垮桂系，在撤退中使桂系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而自己带着60万军队成功地败退到台湾。如无“行宪”，如无宪法上有关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规定，如果不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采取何种方式来实行败退台湾，值得考虑。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与“行宪”是否有关作过检讨。在“行宪”开始一段时期后，他认为军事之所以节节失利并非“行宪”，“乃是由于军事当局顾虑太多的缘故。”在败退大陆后，他又强调“我并不认为开始行宪是造成大陆失败的原因”。可是他又将失败归结为“行宪”，他虽然在就职总统时宣称“我们行宪以后，制度是革新了”，但在下野后第二天即1949年1月22日却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这些论述貌似矛盾，仔细思考并不矛盾：国民党的失败不仅在于反共，而且在于其派系集团的权力之争。
四、民国政治演变的必然趋势：三民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
曾凡云、刘文决：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机遇，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老师提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民主义怎么走向了新民主主义呢？
张皓：著名学者钱穆在其描述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名著《国史大纲》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分为三步，即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如果加上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即他所说的“武备革命”，则为四步。这几步革命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武备革命的口号为“自强”，“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偏及政治之全部。”辛亥革命属于政治革命，但它是一种“假革命”，因为它“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矣。”再进一步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新文化运动属于文化革命，它提出“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它“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这些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钱穆似乎看到了中国革命必然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规律。钱穆又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虽然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燎解。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帷一路向。”
这一走向是钱穆千思百虑的结果。钱穆虽然认识到了孙中山的“信徒”还未对“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切实了解，却坚信三民主义必然成为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亦就是说，民国政治必然走向三民主主义。但是，如果按照钱穆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来看，中国显然不会走向这种三民主义。
魏少辉：钱穆是怎样解释三民主义的？
张皓：钱穆对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作如下解释：“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倡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采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薪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
陈芸、刘瑶：老师，您从什么角度来解释三民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
张皓：20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的探索历程，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武昌首义爆发前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二次革命”的爆发，诚如唐德刚所指出，“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但是，以美为师的结果，是民主的影子日益消失了。至于原因，蒋介石在1928年10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认为，本来可以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际，“继进实行本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可是，“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总理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砾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颇为所惑，因而本党之主张，不能有效实行”，“本党同志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以思想错误而懈其初志。”这些指责对于同盟会内部和战之争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来看，不能不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努力仿行欧美政制，只不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阵营内强烈的名位之争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这恰恰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削足适履，“抄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一般党员，“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这样，辛亥革命虽然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大门，但这“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民国政治的走向发生了转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思想界的剧烈变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切对中国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因此，他从以美为师转到以俄为师上来，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T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也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如果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下去，全中国大陆很快就会统一，两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时机很快到来！可惜，这一历史赋予的机遇被国民党自己一手断送了。
对于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大陆，蒋介石认为“其意义之重大，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十月十日，实可等伦齐观”。他还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创建，北伐统一全国是中华民国之“重兴”，“政府必将本已定之纲目，以运用新立之政制，力图其充裕完美，啤国民共享受丰衣足食安居利行之利。”但是，国民党各派对孙中山所言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性质并无崇高认识，他们所关注的是在完成“清党”和推翻北洋军阀政权这个共同目标之后如何“论功行赏”，如何确立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或统治地位，并未转到国家如何才能很好地建设上来。各派打着“试行”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旗号，争权夺利。如果指责蒋介石为专制独裁，则自己即为三民主义的代言人，因此“专制独裁”、“剥夺人民公私权利”成为国民党政治的实质。对于桂系等异己集团，蒋介石均指责“把持军队，割据地方，污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由此发生了宁汉对立、李宗仁与唐生智之战、张发奎在汪精卫指使下驱逐李济深、蒋介石下野与复职、蒋桂之战到中原混战等一系列丑剧，其剧烈与匀心斗角的程度令人瞪目结舌！蒋介石自己承认：从这个时候起，国民党人“颓废，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党员不为主义和民众而奋斗”。内部如此争斗，强邻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乘机入侵！
国民党被迫再次联共后，乃有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日洪流的形成。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实行新三民主主义，两党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众所周知，中共七大通过一条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对这个政治路线与改造国民党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把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人民大众)和革命的性质(反帝反封建)阐述清楚了。而其中的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虽然是农民，但是“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中国共产党要革命，就要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包括这些阶级在内的革命队伍。既然要把大资产阶级、地主组织在内，就“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把国民党改造“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说可能，“那就是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说不可能，就是国民党拒绝改造，“它不听你的”。
中共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历史赋予的机遇再一次遭到国民党拒绝。蒋介石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中誓言：“吾人杭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中共“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在10月11日日记中又强调“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在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其中有一段对其反共的“民族主义”作了这样的“论证”：“更确切的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和平与民主，而是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征服，要把我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领土，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共产国际的基地；要把我四亿五千万同胞，充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炮灰；要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我想，对于这种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的，即使是蒋介石本人读起来，也会觉得自己的“论证”非常可笑！
这样，国民党被历史抛弃也是必然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针对蒋介石所言的“民族主义”，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人民”的含义同他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中所说有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大资产阶级、地主不再是要组织的革命队伍的一部分，而是被专政的对象；大资产阶级的称呼也有所变化，改为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其二，针对蒋介石所说的“民权主义”，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权主义。他指出：国民党一大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他还特别引用朱熹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强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毛泽东的这几点阐述，高度地概括了国民党因何从一个革命的党变成被革命的党的原因，从而指出了民国政治怎样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必然历史规律。
梁忠翠：国民党人对此有认识吗？
张皓：在1949年4月23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攻占前，顾维钧曾对外国政要说：“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虽说‘民生’提在最后，可是目前‘民族’和‘民权’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实在是最重要的了。政府也曾致力于实现土地改革和提高农村福利的计划。不过中国很大，又从事着一场全面展开的战争，政府未能如愿以行。”但是，无论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还是民生主义，国民党都背叛了，民权主义变成了国民党各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旗号，民族主义异变成为反共的理论依据。至于民生主义，蒋介石承认“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著手太少”。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为三民主义去栖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栖牲”。国民党既然背叛了三民主义，自然忘记了“民为郑本”的古训，“忘记了政府的职责是为老百性谋福利”，其失败是必然的。陈立夫痛心疾首地指出国民党没有树立“建立一个富强康乐之三民主义共和国，进而实现世界之大同”的大志，这实际上承认了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曾经这样表述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盼：“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俄为师，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继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接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以俄为师的历程，即开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其结果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完成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切，为没有偏见的海内外史家所公认，唐德刚在1991年就写到：自孙中山去世60多年来，“‘中国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遗教，‘以俄为师’之结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