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始终和政治不可分离，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起步以政治格局的调整为前提，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为政治体制变革提供动力，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对现实政治框架变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从另外一极，政治性因素的适应性调整无不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视角的策略考量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长治久安 执政能力 改革思维 政府转型 政府治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全方位地触及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都会面临深刻变革。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仅仅依赖经济领域中的变革是不够的，还必须依赖其他制度领域的横向协同。基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制度系统中首先引起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依据现有文献，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的全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体系。 1在实践中，虽然政治体制改革获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但人们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求解的冲动却始终形影不离地紧逼政治体制改革。

一、以新的稳定思维保障社会稳定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都是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与这一要求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依循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 2这一改革方式实现了改革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契合。在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框架向完善这一框架的转折时期，人们悄然发现，在经过30年改革并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成就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冲突多发期——各类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新近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央一直将稳定视作中国政治的核心，保持社会稳定自然演变成执政者的首要使命。我们认为，在新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如何以较低的社会成本维护社会稳定，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稳定思维在其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毫无疑问，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付出成本。这样自然产生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和收益。一个理性的社会必然力求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取得既定的社会稳定结果。有人可能会说，社会稳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不能算经济账。固然，算“政治账”必要且重要，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排斥算“经济账”的理由。毕竟资源的稀缺性始终存在，只要存在资源稀缺，就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活动可以脱离“成本——收益”视野。 3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及其对各级官员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影响通过行政系统的层级传递使社会稳定问题成为一个“天字号工程”，其中的“一把手工程”、“一票否决”等行政性规则的汇聚将社会稳定问题由重要变成了事实上的“唯一”，行政系统的运行机制将社会稳定问题不知不觉地放大了。 4在社会稳定工作的实践中，每遇重要的节日和国家层面的重要公共活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都会高度紧张，生怕出现任何一点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中，社会稳定经济思维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应该理解为一种理念误区！这种理念误区必然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一段时间内密集出现校园安全事件，行政系统和社会安全管理部门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很快在几乎全部幼儿园和小学里出现了保安人员的身影。对此作出评价还为时尚早，只是：此中是否存在反应过度的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的更为有效的形式？柯武刚教授在论及政府保护局限性的时候，曾经提到美国在制定苯废弃物标准、新饮水标准和保护森林的有害废弃物标准时，为保全一个人的生命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分别是1.68亿美元、9.2亿美元和5.7万亿美元。“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必然要问，美国的这些安全管制是否还有意义。对每一项管制措施，都要权衡与长期社会成本相对应的长期社会收益，这一要求当然也适用于环境保护”。 5因此，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将会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维护社会稳定实践中，还需要准确认识社会稳定问题的类型和性质，这一点直接决定应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策略选择。经济市场化进程将原本同质化的个人变成了无数个具有经济利益追求的独立主体，且相互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实际经济地位、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强度、对未来的预期、拥有各类资源状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千差万别。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处在持续性的变革之中，利益调整成为各类社会变革最终难以绕开的结点，经济利益的不均衡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格局的常态，各类经济利益主体被毫无例外地卷入利益博弈之中。利益博弈的难点在于并非所有利益博弈都能最终增加博弈各方的经济利益，即使是在这种博弈中也存在“增加多少”之间的差异，相当数量和广泛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都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增长，而是进行利益的结构性调整——利益增长和利益减少并存。此时，那些在结构调整中获得利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社会群体就会通过正常甚至是非正常的途径表达其利益诉求。如果对这一背景加以认可，我们就会发现现存的社会矛盾及其各种表现形式都源于经济利益的纷争，如果这种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或长期不能形成解决类似问题的制度机制，就有可能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因此，就我国现阶段社会稳定问题的类型而言，绝大多数是经济性冲突，而不是政治性冲突，从动机到结果都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的现实威胁；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有了这一认知，社会稳定问题就被相对地缓和了，经济利益冲突绝大多数可以通过讨价还价、集体协商、相互妥协等途径加以解决，少数经济利益冲突可以借助于司法途径最终解决。

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和社会稳定手段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两者都是一种社会目标，区别在于社会稳定目标处在表象层次，而和谐社会目标则处在本质层次。两者的动态关系可以表述为：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级递进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继而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因此，两者具有同向性，都必须解决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之后，在社会层面上较为广泛地出现了一种回避矛盾的思想倾向，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不正视矛盾，简单地将各种意见的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不积极地化解矛盾，不努力利用行政性资源形成解决矛盾的良性机制，而是不讲是非地和稀泥，致使很多并不复杂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类情况的汇集酝酿着不稳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漠视矛盾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矛盾会因此而滋长和激化。在中央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6“那种认为和谐社会没有矛盾的认识是幼稚的、有害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7因此，各项社会实践都要在目标和手段的相统一中加以推进，具体地说：在目标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谈不上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决定性意义。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自然可以找到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正像一位新闻工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政治怎样变化，很多社会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衡量一种制度、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并不是有没有冲突。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 8在找到正确的手段之后，还要寻求实施这一手段的有效形式，一个实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在很多高档小区大门的显著位置，赫然出现了“XXXX派出所警务室”的字样。实际上，这里几乎看不到警员的身影，只有值班的保安。这种手段无异于“此地无银”，其有效性似乎不需要借助实证研究加以判断。

二、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架构中，执政党自身建设较之其他国家更加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多党或者是两党执政的政治架构中，如果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出现问题、执政方略出现偏差、执政行为出现失误，特定的政治机制将会出现执政党的更迭，原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将被替代。而在中国，社会政治架构中不存在外部矫正机制，实践和逻辑都可以证明，外部矫正相对于内部自我矫正而言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缺乏竞争压力的政治市场又蕴含着自我约束不力的更大可能性。这样，共产党自身建设就成为一个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执政党自身建设息息相关。

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将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化为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9我们认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建立在几个前置性认知的基础之上。第一，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制度框架的基础之上。五种能力中的前四种能力基本对应于当今中国的制度框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探求我们已经初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并对每一种体制的本质性规定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这些制度性规定应该成为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依循和最终指向。第二，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认识和适应环境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经历了以下变化轨迹：革命党——执政党——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执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执政党——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执政党——科学发展时期的执政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每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蜕变，继而适应了新的环境，这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正像吴作栋1999年指出的那样：“一个政党的寿命不取决于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 10第三，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建立在客观认定现状并坚持持之以恒改进的基础之上。执政能力首先是一个内源性问题，必须立足内部，客观分析现状，发现问题并寻求优化的路径和措施；执政能力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必须脚踏实地，注重积累，在短期和长期的统一中凝练能力。管理学中有一种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这一理论从企业自身解释企业长期保持竞争优势的原因，逐渐“成为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主题”。 11企业能力理论和执政能力中具有十分相似的“能力共性”。

确定执政党合适的党员数量规模。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架构中，党员的数量在一定期间内持续增长是正常的，在肯定这一趋势的前提下还必要确定党员数量增加的合理速度。当然，对这一问题合理性的判断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依据资料，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 12按照这一增幅，现在的党员数量估计已经超过8000万。对这一问题同样有微观感知：我所在的学院有大约一千名学生，每年发展一至两批党员，每一批的发展数量都在50人左右，据此计算有二十个学院的学校在一定时间内发展党员的数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贾西津研究了现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数量（2987+2235）和有效民主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样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民主决策的范围，如果全国人大代表减至目前的四分之一，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13共产党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数量规定性具有不同的内涵，这涉及不同组织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职能界定，但是从科学性角度对国家决策适度人数的研究无疑对思考合适的党员数量规模具有启发意义，过于庞大的组织系统起码存在一个最基本的组织治理问题。 14我们认为，在党员数量和党员质量的关系上，应该适当降低党员数量的增幅，而将工作重点转向党员质量建设。另外，在党员数量的调控上，应该缩进口，扩出口。共产党执政能力主要是一个质量概念，数量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中公有制企业的数量减少以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并不影响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

始终不渝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建党之日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鲜明地写在党的旗帜上，这一宗旨被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铭记于心，并用行动乃至生命践行这一誓言！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意识到经济转型可能对实践这一宗旨带来冲击，并迅速对相关社会现象作出反应。“十二大”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1985年就作出承诺：力争五年之内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此后，中央依据客观需要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部署和策略性应对，由此构成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反腐败的制度框架。应该说，教育不可谓不力，办法不可谓不多，措施不可谓不细，惩戒不可谓不严。但是，现实依旧严峻！我在想，一项事关执政党兴亡和民族命运的社会实践，在经过长期探索并投入大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不能得到根本性治理，就产生了对其制度框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的必要，以此为制度创新提供方向性指导。腐败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事关百姓感知和人心向背，反腐败应该成为国家司法实践和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中国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找到根治腐败之法——有效的制度框架。笔者曾经探讨过共产党员的行为结构——廉政、勤政和善政，并将“廉政”视作“门票”，有了它不一定行，没有它一定不行，而获得这张门票的关键是心灵内省！

三、以科学精神坚定地推进改革

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的首选领域，从探索阶段开始，历经确定改革目标、搭建体制框架，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阶段，每一步进展都依赖改革。但是，现实背景下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进程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经济制度的界域，就改革的内涵及其关联性而言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牵动全局，影响深远！

走出改革功利性的窠臼。中国的改革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改革和发展被始终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发展启动改革、为发展设计改革、以发展评价改革、急发展期盼改革。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时候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表述为“视发展为改革的目的”。 15我认可这一经验总结及其表述。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引进改革特质——改革是触动现有的制度结构，必然产生改革的阻力，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及社会群体往往在改革面前具有相当的惰性。这样，自然呈现出以下现实景象：改革的现实重要性只在发展的制度约束十分强劲时才会体现出来，此时重视改革并集社会之力推进改革，而在发展环境较好时则可能延缓甚至是搁置改革。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改革的功利性。此时就会发现，历史进程中的改革在为发展开辟道路的同时，经常存在发展需求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均衡，表现为发展需求紧逼改革。摆脱改革的功利性，是为了避免改革陷入功利性而丧失独立性，这不是否定改革的发展取向，而是着意于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协调发展。改革的独立性思维将有助于克服改革惰性，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将会为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

调整改革的战略性指向。1978年至1992年改革处于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指向是模糊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改革的战略性指向才逐渐清晰，从这时开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性改革举措陆续进入改革框架之中。在这个系统中，始终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莫过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16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认为“所谓经济改革突前、政治改革滞后的观点，不符合事实，显然是偏颇和错误的”。 17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是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从历史上观察，这种争论无疑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发展。笔者认为，现在似乎是终结这一争论的时候了。随着中国制度转型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而转化为一个策略性问题，如果还在战略意义上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已经由第一层级战略转化为第二层级战略。对当下中国更具战略意义的是社会制度框架的构建。这一制度框架由四种基本力量组成——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这四种力量按照强弱程度依次排列，这既体现现状，也为这一社会制度框架的发育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三种力量具有明确的载体，政治力量的载体是政权，经济力量的载体是资本，社会力量的载体是公众。文化力量是经济和社会进程的集中汇聚和整合，处于社会的基础层面，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每一个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和社会行为无不体现鲜明的文化印记。 18过去的思绪一直萦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上，将现实经济和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归之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现在看来，即使不存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衡，在既定制度框架内也难以使政权力量和资本力量处在绝缘状态。在新的制度框架中，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熟必将形成一个巨大且极富魅力的社会空域最终将难以分离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分割开来。可以发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很多久而未决的难点问题可以在这一框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201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社会管理问题，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作了如下表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19从中可以发现，社会管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积极推动政府转型和有效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全过程无不体现出政府的作用。鉴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各个领域中的深层次问题被或多或少地搁置起来，各类利益关系的调整成为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期盼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府！

改革中政府角色的双重性及其结构性差异。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框架内，政府始终是改革的推动力量，这一角色依然会在此后的改革进程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任何弱化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会面临难以应对的现实挑战。同时，政府还是被改革的对象，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在信息传递、资源配置、内在机制等方面都迥异于原有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得以成长，政府必须放开对资源的控制和主导，并继而重新确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位置。前一种角色是既定体制在改革进程中的自然延续，只是增加了改革的相关内容而已，政府的这一角色已经为社会所充分感知。相对于前一种角色，政府作为被改革对象的角色则要复杂得多。首先，公众的感知度较低。政府作为改革的组织者，需要设计并具体的实施改革，而实施改革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公众可以观察到其中的政府作用；政府作为被改革对象同样是一项社会性工程，但现实的改革过程主要在行政系统内进行，公众实际的参与机会极其有限。其次，作为改革的组织者，在面对自身改革的时候具有更大的改革惰性。政府作为改革的组织者，可能因为改革特质本身出现改革惰性，这种惰性在面对自身改革时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中，这种改革惰性不存在外部纠正机制。当我们明了政府角色特征及其结构性差异之后，我们自然会想到必须在政府之外寻求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以此撬动既缺乏内部动力又缺乏外部压力的政府改革！ 20

由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由古典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力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及其在初建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发展效能为政府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启示；资本主义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过程中所秉持的实用理念为政府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为“全能市场”向“有限市场”的过渡过程，与此同时，政府力量逐渐进入经济领域并形成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分工。政府介入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现代市场经济表现为“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过程，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市场力量的成长，这一过程同样形成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分工。市场力量的成长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问题。由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关键在政府，政府主要提供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公共服务，“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 21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市场不行，政府不得不为；政府做，市场无法成长。解决这一争论的方法选择和体制的主要矛盾有关，应该是：政府别做，首先是将市场推向前台。

建立有效政府。在制度框架内，有限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前提，如果政府还是将全部经济和社会事务包揽于一身，即使是倾其全力也难以奏效。前者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后者解决的问题是做好该做的事情，是策略性问题，具体而实在。政府能够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中站稳脚跟完全得益于其行为的有效性。建立有效政府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设计：现代政府制度——党政分开、政府职能、权力约束、依法行政等；政府自身治理——规模控制、素质提高、绩效评估、淘汰机制等；政府行为科学——手段准确、反应敏感、调控适度、前瞻性等。建立有效政府的急迫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压迫着社会神经，物价上涨、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就业压力、公共安全、社会矛盾、国家竞争力等问题不时将政府推向焦点，政府公信力已经受到现实的挑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改革的诸多领域都同时进入了深水区，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供规避改革的“安全岛”，政府改革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有效治理成为各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中枢性改革”。

作者简介：李厚廷，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上海路101号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21116）

联系方式：13805209226

E-mail： lihouting2002@yahoo.com.cn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第31—32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上）》，《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第12页。

3 “招商引资”是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典型。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各类资源的集中指向，人们在工作总结中历数由此带来的种种收益——GDP增长、就业及收入、产业结构，等等，但很少有人提到获得这些收益所付出的成本——土地及相关投入、环境污染、职业病、行政成本，等等。在经济学中不能离开对成本的考量而判定效益！

4 这种现象和经济学中的“货币乘数”和“投资乘数”的道理极其相似，区别只是在于一种依赖于经济机制，另一种依赖于行政机制。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否存在社会稳定问题的扩大化。

5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0-361页。

6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7 田欣：《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10日。

8 杨军：《惯性“维稳”破局》，《南风窗》2009年第8期，第48页。

9《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7页。

10 吕元礼、黄卫平：《一党独大，仍要随需而变》，《南风窗》2009年第11期，第46页。

11 【丹】尼古莱·J.福斯等：《企业万能：面向企业能力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28/c_12271914.htm

13 贾西津：《国家决策的适度人数》，《南风窗》2009年第8期，第22页。

14 在科斯教授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着企业内行政命令机制配置资源和社会范围内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两者之间的均衡，维持这种均衡的内在机制是企业内行政机制的运行和社会范围内市场机制的运行都存在交易成本，且交易成本的高低和企业规模、市场规模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其基本趋向是交易成本随企业（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在此情形下，过度的企业规模所产生的高交易成本会将“经济人”引向市场，而过度的市场交易所产生的高交易成本会将“经济人”引向企业。

1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下）》，《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第26页。

16 沈传亮：《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9页。

17 许雨文：《不能无视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成就和客观规律》，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8日。

18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以至最后出现的战略性调整，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使不少国企职工面临生活困难。我认为，是市场化进程所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力量引导“下岗职工”依靠自己的双手面对现实的挑战，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境遇，也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曾经对当时一些人估计下岗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质疑，他们没有看到社会文化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发生的两个重大变化。

19 《媒体解读高层强调社会管理创新：民众需求转变》，http://news.sina.com.cn/c/2011-06-01/015122564710.shtml

20 国企职工下岗的社会过程还历历在目。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在政府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是否存在政府工作人员“下岗”的可能性？不少人可能会觉得这一问题荒诞不经，而我的结论很明确：有可能，并且不会太遥远！国企职工下岗来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所产生的经济压力，而政府工作人员下岗则来源于政治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政治压力。

21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