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2003年春卸下职务，退出政坛，从此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近日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却在全国舆论界掀起一股朱镕基效应。
我参加了8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新书首发式和8月14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的朱镕基新书出版座谈会。服务过毛泽东读书、参加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学者杨春贵、郑功成以及朱镕基带的第一位博士生赵平，都称朱镕基是“崇敬和爱戴的国家领导人”。
作为朱镕基的老部下（他任上海市长、书记时，我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他出任国务院总理时，我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深感朱镕基从政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仍值得今天为政者借鉴。
改革的勇气和行动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朱镕基在上海担任三年多市长、书记，后到国务院担任十二年副总理、总理，于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后，离开政坛。这一段历史，正是上海从艰难蹒跚到重新崛起的时期，也正是中国经历错综复杂斗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
1987年底朱镕基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当时的上海的局面可以说错综复杂。经济上是工业生产滑坡，财政收入在减少，甲肝疫情在蔓延，全市有30万人感染了甲肝。市政建设欠账多，行路难、吃菜难、住房差，市容脏乱差，老百姓怨言不少。又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的冲击，世界各国经济制裁使上海经济雪上加霜，中国国内“左”的思想对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也摆在面前。
朱镕基当时顶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在上海这个世界瞩目的城市，希望大胆尝试力图突破。就是常说的“事到万难须放胆”。中国第一个“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就是当时建立的，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加快了上海引进外资、扩大开放的步伐，后来还在全国得到推行。这些尝试还包括建立第一个联合证券交易所，首先开始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浦东实行开放开发，把上海经济推向与世界经济接轨：关税豁免、自由进出、土地批租、引进外资银行等“自由港”特殊政策，其实是在将上海努力打造成“社会主义香港”。
1991年4月，朱镕基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先做的一件事是解开困扰中国多年的“三角债”资金链死结。1993年通胀高企，他配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实施了加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是治理中国经济乱象。在中国中央政府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他所做的都是改革：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1998年的住房体制改革。从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后，朱镕基在副总理、总理岗位上的十年，就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加入世贸也是一样，当年朱镕基与江泽民做出加入世贸的决策时，其实顶着“卖国”的骂声。如今再看，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发展，包括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从而取得经济成就，都源于当时的大胆决策。
今天中国的改革要涉入“深水区”，必然面对各种思想观念的阻碍和阶层利益固化的局面。这种形势与当年朱镕基在上海时很像，因此当年的大胆尝试也显得更有价值。
当然，今天很多人对朱镕基的感佩来自于他治国理政的能力。在朱镕基卸任多年后，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曾创出领导人时政类书籍发行的奇迹，前一本销售了140万册，后一本销售了120万套。这次《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发当天，就销售了3万多册。让朱镕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超级畅销书作家”。22年前的1991年4月，朱镕基当选中国副总理，我们写了第四篇署名“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其中引用了荀子的话，论述道：“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辩滔滔，又能冲锋陷阵，那更是人才难得，求之不得。”当时写的就是朱镕基。
懂经济的领导人
1987年底朱镕基以上海市委副书记身份低调到沪履职，当时《解放日报》上没有片字报道。到1988年2月17日即大年初一，在报道邓小平出席上海市1988年各界春节联欢会时，作为陪同的朱镕基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解放日报》头版上。两个多月后，朱镕基在4月25日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当选为上海市长。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四次（1988年到1991年），邓小平在这四个春节亲眼看到上海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化，也听了朱镕基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看法，才认识和了解了朱镕基。才有了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首钢的讲话中赞赏了朱镕基的话，邓说“他是我党难得的懂经济的领导人”。
在8月12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北京首发式上，逄先知还第一次披露了邓小平的一句话：“朱镕基讲经济，我听得懂！”因为其他人讲经济，一大堆专业术语、数字，邓小平说听不懂。
而实践也证明了邓小平对朱镕基最初的判断。
1990年初，邓小平支持朱镕基提出的开放开发浦东的建议，还主动向国务院提议批准开放开发浦东的计划。于是浦东成为推动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1991年4月朱镕基上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即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解除了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难题。后又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稳住了全国金融秩序。
1993年，中国经济再度出现投资过热，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听取了朱镕基的建议，同意国务院及时出台“国十六条”紧急“降温”，使中国经济避免了一次大起大落。
反腐靠吏治现代化推动
朱镕基曾对上海干部说：“为什么现在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么差？现在是党和权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执政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党员和群众一律平等，总是‘刑不上大夫’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要发挥监督的作用，党在法律面前应该和群众是平等的。”
朱镕基对党政不分的弊端深有感触，所以到上海当市长、书记期间，就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等现象进行整治，从严治吏且不讲情面。他当选上海市长后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高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目标。他经常引用两句古人的话与身边干部共勉：“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
1991年1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内部资料》增刊总第1期上发表了《对“投资黑箱”的初步剖析与若干建议》的调查报告。报告以大量资料列举了外商在上海投资需通过上百个关卡，盖上百个图章的情况。看完报告后，朱镕基批示道：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他当机立断要改革产生这种官僚主义的体制机制，于是成立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并亲自兼任这个外资委的主任。“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
同样对于形式主义也是如此。他给自己提出“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并做出《市政府关于刹吃喝风、受礼风的决定》。他说“主要是针对局级以上干部制定的。言教不如身教，你以身作则了，别人就会跟着来。现在先从我做起”，“党员不谋私，干部干实事，上海就振兴了”。他对上海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要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做敢于承担风险的改革者；二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三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他要求媒体“你们报道的时候，不仅要报喜，而且特别要报忧。”“就是揭发缺点，特别是揭露我们的腐败现象。”
应当说，政府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很难，过程也很曲折。而朱镕基的严厉和铁面无私，是真正地在整顿作风，许多官场中人心生畏惧，时至今日亦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的崛起，与朱镕基在执政期间的从严治官、约束公权力、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的努力是息息相关的。从这一点上说朱镕基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卓越领导人，更是推动中国吏治现代化的先行者。
如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政府干预微观经济频仍，权力寻租难以遏制，贪腐现象高发，垄断现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拦路虎，市场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实际上是在呼唤像朱镕基这样的领导者，也应把他当初创新制度、健全法治的做法旧事重提。
对媒体独立性的尊重和“皇甫平”
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感受最深的是，朱鎔基对新闻媒体工作有独到的见解，也对媒体有充分的信任，是“放手”管理。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他通过媒体舆论维护上海的政治稳定，两次向上海市民直接发表电视讲话，今天读来都能感受到当年朱镕基与学生、市民交流时的坦率。“上海不能乱”，“上海不搞军管和戒严”，“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化解上海学生和市民的疑虑和焦躁，平息了不理性的行为。事实说明“知民心者民拥护，顺民心者化戾气”。为政者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时尊重民意，事事维护民心，不能视民为草芥，骄横霸道，恃权枉法，欺骗妄为。
镕基也认为，政府应该媒体舆论克服阻力，寻求共识来推进改革。当时上海媒体组织编写了有关改革的教材，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播出宣传，是在帮助百姓更好地理解改革。上海推行住房改革、交通改革时期，也是把改革方案事先公布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让民众充分发表意见，在媒体上展开讨论。很多改革的难点、难题，都是通过这种公开讨论解决的。
朱镕基也很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他希望媒体成为政府的镜鉴、民众的喉舌，要求主流媒体“要独立判断，自主把关”，“哪个单位腐败、哪件事没有做好，我非常欢迎你们大胆揭发，再尖锐也不怕，这是对改进工作最好的舆论监督。”1990年他要求《解放日报》开辟专门刊登批评上海意见的专栏，我们当时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两篇批评上海干部的文章，他很认可。朱镕基常说“决千金者不计锱铢”。这对当时缺乏市场观念和开放意识的上海干部来说，是切实的教育。
我要说一下“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事，因为很多人关注文章发表背景。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新中华机器厂等许多单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朱镕基当年一直在邓身边，亲自整理了邓小平的多次谈话。在1991年年初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朱镕基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精神做了公布，我当时有幸看到朱鎔基整理的邓小平谈话材料，就在庚午年小年夜，找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的人一起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是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组评论就署名“皇甫平”，当时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触发了思想理论界一次激烈的交锋,还成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背景。当时上海是风气之先，“皇甫平”文章就是由着邓小平“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的说法做的尝试。文章中写的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惟有改革”，其实都引自朱鎔基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
今天可以公开说，1991年春“皇甫平”系列评论，虽然不是朱镕基直接授意撰写，但确实与朱镕基的领导和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否则我不会有机会和勇气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直接阐述邓小平1991年的上海谈话精神。朱镕基尊重媒体人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新闻媒体实施尊重新闻规律的宽松、依法、有序的管理。完全可以说，也只有在这种舆论环境氛围下，才有“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产生，也才会有改革深入的舆论讨论。
2013年8月20日于上海
（注：本文作者历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作者。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