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在3月15日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有关人权的提问时，讲到他曾对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
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自1911年“清华学堂”建立到后来改为大学，以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和严谨的教学与学术风气，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和大科学家，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时，从“五四”到“一二·九”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中，又锻炼出一批又一批革命的政治家和实干家。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当中，都有清华出身的英才。当代中国的总理朱镕基，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纵论“爱与憎”走上革命路
我同镕基同志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其实，在中学也是同学。那是在1946年，我们同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读的都是理科，我比他高一班，但彼此并不相识。那时，我家住在一中校内。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被人尊称为“郭化学”。作为我父亲的学生，镕基对我父亲甚为尊敬。我和我弟弟郭道尧在一中参与组织过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弟弟因此还被反动校方开除。我父亲拍案而起，在校委会上痛斥这种行径，并帮助被开除的6个学生转学他校。我们一家在校内颇为同学们所称道。朱镕基是品学兼优、文理兼通、才华出众的学生，据他的同班同学回忆，他在中学就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此外，他多才多艺，还在全校登台演出过京剧《贺后骂殿》，他因演那个挨骂的皇帝而轰动全校，所以在同学中很有名气。不过，那时我和镕基还没有机会交往。
1947年夏，我在武汉，他在上海，同时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进校后，又同住在大礼堂附近的二院。那本是大教室，因这一年新生特多，原有的学生宿舍各“斋”爆满，就暂以此教室作新生宿舍。在二院，我住236室，他住235室，每室住10余人。后来在平斋、明斋，我们又曾同住一室。他是长沙人，我祖籍湘阴，但生长在长沙，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加上我父亲与他有师生之谊，我与他有同窗之缘，更主要的是我们思想、性格比较相投，所以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初来清华，美丽的校园风景，令人神怡。我们一起照了些相，还爬到航空馆一架旧飞机上留影，觉得做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很自豪。我们还常一起散步，谈天说地，叙说个人生活经历。
镕基的功课比我好。这归因于他过人的天分与勤奋，也由于他一直在湖南名校、名师授业下，基础扎实。我在中学虽也曾名列前茅，但抗日战争中四处“逃难”，每“流亡”到一地，就转一个学校，高中6个学期就念了5个学校，时断时续，有时主要是靠自学补上。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镕基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籍学生中，考分数他最高，而我少了4分，只好望“金”兴叹。我们那时都家境贫寒，平日常到“学生公社”干些磨豆腐、花生酱和拔草等“活计”，补贴零用。
这是1947年秋天。自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回北平后，经过“抗暴”、“五·二0”等次学生运动的洗礼，清华园也弥漫着一股清新自由的政治空气。同时，学校严谨认真的学风，既使人欣慰，也叫人刻苦自励，不敢怠慢。刚进学校头一个月，我总是抢坐前排，认真听讲。可是，随着内战趋紧，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学生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积极投入每次学运，游行，散传单，曾不顾国民党军警坦克车和机关枪的威吓，爬到西四牌楼上用油墨写反美反蒋的标语，同时到学生自治会办的“一二·一图书馆”借来进步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也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老师讲课，一边悄悄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马列著作。当我读到列宁号召工人和士兵“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变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沙皇统治时，真是豁然开朗，拍案叫绝：中国现在不正是从对外抗日转到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内革命战争吗？自此，我彻底抛弃了任何不流血变革的改良主义幻想，认定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朱镕基初进清华时，也是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我因参加活动较多，耽误了一些功课，不时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点，倍加关照。但他自己也并非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他很注意看报，关心世界大事和国内政局，视野广阔。我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抒发要投身于革命的志向。1948年春，有一天，我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的笔名写的一篇《谈爱与憎》的文章。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他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他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乃至玷污了的“爱”表示了深沉的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我的文章认为：“爱是施予，而非取得。”在这样一个斗争的狂飚时代，失去父母之爱，也许反而是“值得羡慕的事”，因为这样可以无牵挂地“去‘自我牺牲’地爱，去爱真理，爱人民，爱人类”，“是不会感到‘孑然一身’的孤苦的”。我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这两篇互相“谈爱”的文章，反映了当时走向革命的青年的心情和志向。联系镕基在50年后就任总理时的一段誓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的一贯体现。
争民主 争人权 反迫害
我们考进清华的那一年，正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进行着殊死斗争，并且正处在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转折点，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疯狂迫害与镇压。全国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压迫，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人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在我们进校前，1946年底，在北平已经掀起抗议驻华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又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持续一个月，规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于5月30日发表《蒋介石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文，指出学生运动是同人民解放战争并行的“第二条战线”。
我们进入清华后刚半个月，北平就接连发生反动当局非法逮捕清华、北大等校同学和中学教师事件，两校为此成立了“人权保障委员会”，进行抗争。接着又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屠杀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和血腥镇压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等血案，清华学生和北平各校一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罢课抗议。
1948年4月，北平各校又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那时，物价指数已涨到1937年的20万倍，师生最低伙食费每月达300万元。教师靠月薪五六百万元(相当于战前十五六元)，已无法生活。而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顾，反而加紧对师生的迫害，甚至组织流氓打手包围北大，高叫“打倒红楼”、“推倒民主墙”、“北大清华是共匪老巢”等荒谬口号，冲人教师宿舍大打出手。这一连串事件，激起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义愤和反抗，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为了对付所谓“清共大队”“下乡清共”(即冲击清华)的暴徒，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日夜保卫校园。电机系是一支劲旅。我和朱镕基那时同住一室，我们都参加了纠察队，轮流值班。我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自容基接替。
“四月学运”风暴之后，6月又进行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游行。7月，有抗议国民党屠杀进关求学的东北学生的“七·五血案”的大游行。当时国民党特务还组织所谓“海淀人民服务大队”的暴徒，叫着“打倒学生”、“向学生索还血债”、“消灭知识潜匪”、“收回学校租界”等莫名其妙的反动口号，闯入清华园行凶。
“天快亮，更黑暗。”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前线节节败退，在其后方又遭到“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的冲击，他们狗急跳墙，大搞白色恐怖，正式发布在全国逮捕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和所谓《共匪间谍制造学潮之铁证》。北平特刑庭也接连公布了两批黑名单，第一批249人，其中清华32人；第二批74人，清华27人。清华这59位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学生自治会和各学生社团负责人。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园，并闯入学校，对着黑名单准备捕人。这就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八·一九大逮捕”事件。清华同学再次为保卫校园和同学，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黑名单上的同学事先都通过地下党组织疏散去解放区，不及逃走的也躲在教授家里或校外，反动军警扑了个空。
明斋“117”战斗迎黎明
1948年秋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北平已陷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中。在古城即将解放的前夜，反动派的迫害也日益加紧。面对异常险恶的形势，为了防御反动派的迫害，也为了在家庭经济来源断绝时，彼此生活上有个照顾，思想上能互相关心，我们十来位湖南籍同学自愿地共同组合了一个“过共产主义生活”的小集体——明斋117室生活小组。我和镕基都搬进了这间可容十余人的大房间。“生活”的内容是组织读书会，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思想生活，促膝谈心，共勉进步。经济系的刘观丰同学担任“管家”，大家将收到的家庭汇款和多余的衣物，集中交“公”，由他“按需分配”。我们的衣物也相互穿用。这是一种患难中的互助。更主要的是由张信传同学领头主编了一份油印报《晓露》(意指在黎明前以它催花润草，向湖南家乡的中学青年传播革命信息；而在太阳出来即解放后，就自行消失)。我为这个报写些评论和搞美工(负责刻写所谓“民主体”的标题)，朱镕基和其他同学撰稿、发消息，他还帮着刻腊板(他的字写得工整漂亮)，还不时给中学读者复信。
在《晓露》上，我们发出了《饥饿道上一块儿走》的呼喊，报道了《冤狱满天下，了案无确期》的消息，发表过吴晗、张奚若教授写给青年的文章，刊载了《孤城落日话长春》等军事述评，还撰写了《历史的道路》，回顾“五四”以来的学运，清华、北大校园里的民主生活和争人权争自由的斗争，以及纪念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和介绍清华、北大名教授的文章如《钱三强重返清华》、《向达先生》等，很受读者欢迎。有的中学生还写信来要求我们指导他如何投奔解放区。
在清华园刚解放时，奉地下党组织之命，117室全体同学突击三天，以红油墨印出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供全校同学学习。这是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校园内组织学习革命书籍，我们十分兴奋。“117”在全校也出了名。镕基积极参加了“117”的各项活动，成为“117”的骨干之一。
入盟入党 化雨春风
当时，117室的战友中，有三位是地下党员(张信传、张履谦和我)，还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他们同时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彼此无横的联系，心照不宣。
当时在清华，参加革命组织一般要经过几个台阶：先是参加由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种进步社团，如读书会，壁报社，农村识字班以及文艺社等，这是“进小学”；然后进一步吸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民青”、“新青联”)等进步青年组织，过秘密的组织生活，团结青年同学，参加学运，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这叫“进中学”；最后，经过学运的考验和党组织的考察，发展入党，这叫“进大学”。我入党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至解放前是清华电机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兼任“新青联”电机系分部的书记。
在学运中，在“117”的战斗生活中，镕基同志受到很大的锻炼与考验。1948年冬的一天，我代表组织，介绍他加入“新青联”，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也同党组织一样过严密的地下生活，3—4人编成一个小组，小组间无横的联系，只有组长与上级领导单线联系。此时，我们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更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动力，又有了组织的支持，在工作中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新青联的组织下，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同班同学蒋企英(地下党员)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郊，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与此同时，“117”的刘观丰同学也被组织上派去国民党青年军208师驻地侦察敌军兵力。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暑期，党组织又派朱镕基随同几位党员，参加由团市委主办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工作。电机系的凌瑞骥负责全面工作，化学系的龚育之管政治思想教育，朱镕基则负责文化补习工作。据凌瑞骥回忆，镕基承担了集教务长和部分总务长工作于一身的重任。工作中严格认真，热情负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受到很好的锻炼。1949年10月，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我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很高兴地作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又成为同一个党支部的战友。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表示坚定地忠诚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1949年12月，我调到清华大学党总支任宣传委员(总支书记是彭珮云同志)，后来又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没有再在班上工作，但仍和镕基一起学习和保持亲密交往。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据当时的电机系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同志说，支部里是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当时在群众中存在恐美情绪。他作为班长，代表本班同学在全校大会上发言，还援引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说明勇敢是锻炼出来的，为了保卫祖国，革命青年应当不怕牺牲，无所畏惧，抵抗美国的侵略。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但我们班还是有6位同学被批准参加了海军，后来成为海军中的技术骨干和海军学校的教授，有的现已成为工程院院士。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我们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帮他竞选。(清华学生会换届，解放前后一直采取竞选方式。解放前还是一场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是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朱镕基在清华党委的领导下，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了各项活动。如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声援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将士；动员同学踊跃参加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组织同学分赴长辛店、丰台等地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还同校委会与青年团联合制订了“全校爱国公约”，等等。
那时，学校党委尚属机关党委性质，对学校工作起保证作用而不是在体制上起领导作用。党委工作的重心是学生工作。朱镕基作为学生会主席，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其“内阁”包括学生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学习、生活、体育、文娱以及中苏友好部等5部1处)，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的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性很强，总是能够成功地征服群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这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之际，朱镕基满怀激情，在《人民清华》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离开了党的思想领导就将一事无成》的文章，以自己在学习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贡献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195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奉党委之命，带领全校300余名毕业生奔赴当时我国工业重地——东北，开始走上了新的征途。
首先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我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他对我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华80周年校庆时，他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
教我育我，终身难忘。
在清华电机系建系60周年之际，他在祝辞中，又以“为学与为人”为题，写道：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这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这一题辞，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来源: 《百年潮》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