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大踏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了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在写作的时候，他更多用“阿坚”这个名字）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

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你看来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看到他怎么过日子。他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自己关于怎样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

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标记。他自己说的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板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英雄，因此也不会有伪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似乎可以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他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的——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官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多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但此处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1976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的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差得很远。

要是回到本文一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1978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1976年了。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