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琢磨写这篇文章，又见吸引眼球的新闻：《上海“法官集体招妓” 爆料人：发视频因法官判案》（凤凰网2013/8/4）爆料方倪某，即新浪微博发布视频的网友@公平正义比阳光还温暖。倪某称，发布视频是由于一起涉及自己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有人为因素干预，没有得到公正判决。此消息给我进入这次写作以直接的推动。
1
任何政府都有着自我辩解自我粉饰的本能。在客观意义上，有的辩解是必要的，也是对的，是它负责任的体现，但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也相伴随形，这应该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可是，在我们这个习惯意识形态统治、凡事讲究政治正确，天平总是偏向党政的国度，通过官办的主流媒体，自我粉饰大于自我辩解，也就是说，在事实和真相面前，官方的自我辩解十分勉强和虚弱（不是弱势），这也是一种事实——社会现实。于是，我们看到并感觉到，“自我粉饰”更加趋向于“自我包装”，主流媒体承担了这一职责。
进入新千年，主流媒体的自我包装更加逞强（勉强）而光鲜华丽。
应该承认，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早就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了，与其说它为当下政府宣传，不如说它沿着自己的惯性，挟政府以镇世人，于是有了“强势包装”的种种作态。
确切一点说，政府跟主流媒体有区别，政府是“自我粉饰”，而主流媒体是“自我包装”，包装的不仅是政府，更是相沿成习的意识形态。数十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都在践行“自我包装”的神圣使命，何止粉饰政府，还要把社会和人的思想精神规范起来，用毛泽东当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的说法，对人进行彻底的思想和心灵改造，因而这种“自我包装”还承担着管理人管理社会的职能，不断在思想上设置红线。当然，它不会说得这么赤裸，而是以绝对真理持有者形象出现，说远一点就是毛泽东的“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说近一点就是“把握大方向”，“突出主旋律”，“服务大局”。当今国民素质如何？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在境内尚“久居其厕不闻其臭”，大家彼此彼此，一走出国门就露诌，可以大声说“不”的国人的作态反而被人看扁。就是说，国内的强势包装主要给国人看，还培养国人服膺强势包装的心理，而国外大多数人是无视这种强势包装的。
一般说来，重视事实、建立在真相上的强势者无须刻意于自我包装，恰恰在我们国家，强势者更加注重自我包装，因而反衬不少强势者的内里真实是不可见阳光的。国家权力赋予主流媒体的权力，它们以强势者凌驾于社会之上，它们趁势行政本身就是一种包装，而主流媒体缘由数十年的惯性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系统，就成了双重包装，这双重包装更加显示其强势。因而，“强势包装”在一些时候与政府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政府接受这种强势包装，用了纳税人的钱为其买单。
2
可以说，如此“强势包装”是历史的产物。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有过预演，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进行过很有说服力的梳理，王克明《延安文艺：从繁荣到沉寂》（《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依据事实说，延安整风和《讲话》之前文艺刊物景象繁荣，之后延安文学社团百分之百消失，“那几年间，全延安实际上没有出版其他报纸和文化刊物，只有一份被毛泽东称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一统天下。”但是，由在野转为在朝的执政党通过主流媒体成功地进行了“延安包装”，“延安实现了文艺大发展”便灌输到国人脑中。1950年代以后“延安包装”覆盖整个大陆，在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它够威够力，一切异议被它销音，一切异见被它整肃，明明是万马齐喑，民心凋蔽，满目疮痍，哀鸣遍野，却能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整合成“形势大好”、“六亿神州尽舜尧”、“文艺的春天”的天堂胜景来。
作为社会精英的作家艺术家也纷纷以自己的创作加入这种强势的包装之中。帅好《饥饿年代的中国画家》（《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说：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国画江山，争夸“黄河清”；国不畏民死，画里逢盛世。饥荒前后，画家李可染的作品“获得大饥荒、大浩劫中的‘大丰收’。”除了沉默者，能出声——允许出声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强势包装的行列，更不要说无数负罪者“改造灵魂”的检导了。因实现了社会互动，这种包装更为强势。
建国十七年，强势包装非常成功，连弱势者——受苦受侮辱者也参与包装，把真相掩盖得严实。1970年代我在农村，包括我自己，农民挨饿，大家都叹息说“年成不好”，而不会想到这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必然，上面给一点回供粮（平价大米指标），大家都称颂上面“关心群众生活”，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后一句当然是宣传媒体加的；农民面对回供粮，考虑的是想法子买粮，根本不会去想“社会主义”这类漂亮字眼。来年又要求上面“照顾”给回供粮，农民嘴上会说“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其实他们经历了1960年代饿死人的愁惨），“上面”听了自然高兴，自然又强化了“社会主义包装”。
真实情形是，在拮据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们会流露不满，发发“哪有这样的胡搞”、“做过做绝”的牢骚。要是家庭背景不好，在又一次政治运动时，有可能遭到揭发批斗；要是贫下中农，就说他受了坏人蒙骗，翻身忘本。这个“本”并不是指农民可以说话之本，而是农民不可乱说之本。可见，在强势包装的政治化环境中，诸多名词的内涵受到了颠覆性的违背常识的改变。喊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涵其实是变动的，社会的实际情形与它所标榜的反差极大，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一种强势包装。
3
不过，对弱势者参与“强势包装”，情形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是植入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成功“洗脑”，有的因恐惧，从最广泛意义上，其缘由要生存要生活，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党政控制了人的一切资源，拿21世纪某些中国官员的大口吻：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看你跑到哪里去！（弱势者确实无法“跑”，但天、地和空气都管得更差。）于是，弱势者或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强势包装”。这里，狡黠的弱势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蝇头小利），也会打出顺应意识形态的旗号（捷克的哈维尔描写过这类情景）。
强势包装就是意识形态包装，就是沿习意识形态的观念逻辑，以不变应万变。汉娜·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此文作为一章加入1958年再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分析：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a 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thinking）的必要控制而被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化为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解释对于极权主义的推理是如此富有成果，但其从事这一类操作却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以致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并通过纯粹辩论的方法（the manner of mere argumentment）得出结论，借此强迫心智接受这套思想路线。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一个新观念（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前提而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结论）所打断，也不会被一种新经验所打断。意识形态总是假定，一种观念便足以从前提出发来解释发展序列中的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一切事物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之中得到了理解。( http://www.aisixiang.com )
“重庆唱红打黑”、“宪政姓资”、“七不讲”、“宇宙真理”、以及胡鞍钢们近期一些言论，都是这样纯粹辩论的“富有成果”。
如果说阿伦特这段话不太好理解，那么，一拨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们梳理出由此及彼自圆其说的严密逻辑关系，用更加晓畅的语言做出解释。这种理论家本国有，外国也有，比如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分析，“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一个独裁式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参看吴亮《西绪弗斯，还是普罗米修斯？》，《粤海风》2043年第4期）这是为政治意识形态——强势包装的开脱性解释。于是极权专制永远需要，因为“外部环境”永远是恶劣的。比如逢一些重要会期（奥运会、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等）、重要节日对舆论加强管制，人们会以特殊时期给予理解，可会后、节后管制依然，其实它是常态化了。这种管制同样是“强势包装”的有机一环。
对此做出判断的只能是强势的权力者，而不会是别人。其实这也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假想敌”、“阴谋论”、“姓社姓资”、“宇宙真理”等就是这样派生出来的。也就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文版2011年4月在耶鲁大学出版，三个月后汉译版就在北京出笼，次年5月就已经印到了第八次。（参看吴亮文）这种他山之石成了我们“强势包装”的思想依据。
4
如此“强势包装”曾经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也就是对人对思想的控制相当成功，它甚至成了可以傲世的光荣传统。于是今年年初以来，一批素有专攻的精英从此传统中推陈出新，其实是为曾经的“强势包装”招魂，在新的世纪新的年代践行新的“强势包装”。
可是，从根本意义上，人类人性对自我完善的动机和能力是无可阻挡的。我们国家也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互联网兴起和普及，与其说是科技的进步（权力正在利用科技进行新的管控），不如说人类人性对自我完善的努力不可逆转，民主自由的潮流不可逆转，电脑时代的出现就是其积极成果。不能设想极权之下能发明英特网，而是权力可以利用英特网加强管理，换言之利用英特网进行自我包装。
在这种崭新的情势之下，“强势包装”也捉襟见肘维持乏力，只能是唱归唱——包装归包装，人性之流生活之流不可阻遏。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已然出现的，并不是持理论和思想利器的社会（知识）精英如何揭穿“皇帝的新装”（这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而是以前隐没在舆情视野，沉默的弱势者自在自为的“低级”行为，对铺天盖地的“强势包装”，一不小心就戮了个“大窟窿”。
大概在前些年谁也不会想到，已玩弄得炉火纯青的“强势包装”，会被今天仍处在劣势中的弱势者轻轻一戮。且不说几年前的邓玉娇们，就说最近的冀中星事件——山东残疾青年冀中星7月20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引爆炸药事件（南方都市报）；就说瓜农邓正加事件——7月17日上午，湖南省临武县南强镇莲塘村村民邓正加与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生争执，突然倒地身亡。18日晨，当地出动200余名警察赶往事发地，将死者遗体抬离事发现场，并致数十人受伤。此前，据多名目击者证实，邓正加死亡前，数名城管对其进行了殴打（新京报）；就说上海倪某爆料：法官集体招嫖监控曝光（北京法制晚报2013年8月4日），倪某此前曾举报法官赵明华嫖娼未获处理，他发布视频是因一起涉及自己的装修合同纠纷案有人为因素干预，没有得到公正判决。
相比之下，华丽的、威耸的、宏大的“强势包装”情何以堪？瞬间黯然失色。
这见证了“强势包装”有着不可克服的致命短板。
这还说明，那些出丑——瞬间由极强而极弱的强人们，他们平时参与“强势包装”是多么言不由衷，心中都盛有精致利己的小算盘。他们中受到法律追究的人，应该明白，那种“强势包装”是不能依持的。那种违背人性人心的“强势包装”只是某种观念自圆其说的跑马场，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如果说，以前的强势包装隐含着强势者享有特权的生活待遇，还有个“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情结，拿吴亮的话说，此前“是赤裸裸政治的，是鼓吹暴力美学和贫困乌托邦的”（《隐藏的肖像》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那么，现在的强势包装明显具有袒护利益集团的私利特征。
当然，如此“强势包装”依然故我，因利益链，仍会有无数的名人、精英和非名人、非精英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浇筑它、装潢它，如此“强势包装”能够以极速让“弱势者一戮”销声匿迹，但是在第一时间里——第一时间出事第一时间互联网传播，它却无计可施。那些拍着胸脯喊“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权力者和权力依附者，只能面面相觑。“强势包装”苍白化是其命运，它的短板是无法“镶长”的。
回到文章开头，那个叫公平正义比阳光还温暖的新浪微博网友，其名字无意中还透露了真正强势包装的“要诀”，或叫作“强势包装”的基本底色。可以不叫资本主义，可以不叫社会主义，可以不叫别的什么主义，可以不刻意（跟应有的礼节不能混为一谈），公平正义既然比阳光还温暖，当然更比我们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强势包装”温暖！由此生长的社会常识是强大的，这个社会是有根的，有心灵活泉，无须刻意包装。
2013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