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促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不能为稳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和促改革。过度的稳增长会减轻调结构的压力，延缓改革的时机。

李佐军如今已不愿多谈两年前那次内部报告中提及的经济危机预测。在那个内部报告中，他预测，根据政府所采取应对措施的不同，危机或在2013年7、8月份出现，或将在2015、2016年爆发。

2013年6月，这一内部报告被业内人士找出，在网上飞速流传。由于这个两年前的论述与当前经济形势有某些吻合之处，一时，李佐军的宏观经济分析判断能力被业界广为推崇。

鉴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他愿意在可谈的范围内，就有关问题与媒体进行交流。

最坏的时候还没有来临

主持人：您对中国宏观经济分为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分析，很有启发性。您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周期中？

李佐军：经济增长有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是技术进步周期（康德拉耶夫周期），约50～60年左右；中周期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周期（朱格拉周期），经常与政治换届周期叠加，约8～10年左右；短周期是存货周期（基钦周期），约36个月～4年左右。这种分类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由于中国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这种分类只具有参考作用。

中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的下降阶段，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往下，这个周期的底还没到。虽然由于刺激政策，去年四季度出现了小反弹。预计今年三四季度会继续缓慢下行。最近中央采取了温和刺激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两个季度后的小反弹，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从中周期看，下行从2008年就开始了，2009年初的政府刺激政策带来了一年左右时间的快速反弹，2010年二季度重回下行通道。而2012年5月采取的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当年四季度的小反弹，今年一季度又重回下行通道。除非采取强有力刺激政策，否则下行将继续。

从长周期看，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下台阶的阶段。

综合以上分析，从长中短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叠加阶段。

主持人：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多久才能见效，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

李佐军：这要看刺激的范围和程度。2009年一季度的强有力刺激政策，在当年二季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2012年5月的稳增长政策是在两个季度后才显示出效果。而最近中央政府采取的新刺激政策，要更温和一些，预计产生的效果也会更小。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这一轮中国经济的底部，即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根据您的判断，这个底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李佐军：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只有市场底。但在中国，多数时候因为政府不敢面对市场底，只好不断制造政策底，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政策底和市场底两种情况。比如，2009年一季度的6.2%和2012年三季度的7.4%就属于典型的政策底，其实当时的市场底还未到，但被政策底所折转。

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波动规律，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个中周期底部，每隔4年左右有一个短周期底部。在经济周期尤其是中长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增速下滑乃势所必然，要克服对增速下降的恐惧。

增速下滑会带来很大挑战，应该对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所防范，但增速下滑也带来了改革、转型和调整的机会，经济底部是经济系统消化矛盾和积聚新动力的休息区。一味地用政策托底，阻止市场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反而会延误改革和调整时机。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底都是政策托出来的。只要我们停止经济刺激，市场底就会到来。如果不采取刺激政策，经济触底反弹需具备以下条件：经济泡沫已挤出，如房价等资产价格、金融暴利和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等泡沫挤出；对中周期底部来说，作为新的增长点的新兴产业形成；对长周期底部来说，新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制度变革取得重要进展，也会产生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

新“稳增长”争议

主持人：上半年，政府对“改革”的提法很多，并在“钱荒”等关键性时刻，发出“不托底”的信号，但最近一段时期，随着“稳增长”、“合理空间”、“新4万亿”等政策话语及具体措施的出台，给人感觉是，政府又开始出台保增长措施了。

李佐军：领导不光要考虑经济，还要考虑政治。而且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具有惯性，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肯定面临诸多难点，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行为。

但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策底对市场底的干预，最终还是要接受经济规律的考验。

主持人：这次政府出台新的“稳增长”措施后，您一直试图将稳增长解释为经济不发生大起大落，而非具体的数字。

李佐军：最近，很多人在关心稳增长的增速底线，究竟是7.5%，还是7%，或者6%等。其实，稳增长只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很难有具体的经济增速数字底线。数字是可以造出来的，高一点低一点没有绝对意义。真正的底线应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平稳地释放风险，并顺利地推进改革和转型。

注意“稳增长”和以前提的“保增长”是有区别的。“保增长”是指将经济增速保持在某个百分点之上，如“保八”；稳增长是指使经济增速变化保持平稳态势。保增长只能使经济增速向上；稳增长既可使经济增速向上，也可使经济增速向下，只是要平稳向上或向下，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主持人：社会上对这种新的刺激政策争议仍然很大，不少人觉得可能会加剧经济原有的泡沫，延缓改革进程。

李佐军：稳增长只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暂时手段，在周期下行阶段减缓下行的速度，不能改变周期。在经济增速合理区间内，更应抓紧的是调结构和促改革。只有调结构才能挤出已有泡沫，培养新增长点，迎来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只有促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根本性动力。不能为稳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和促改革。过度的稳增长会减轻调结构的压力，延缓改革的时机。

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一是包括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内的需求因素；二是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和技术等在内的要素投入因素；三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因素；四是中国特色的动力因素，包括扭曲和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刺激政策和政府企业化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三和四类因素都遇到问题、难以为继的阶段，出路在于重回“斯密定理”，依靠制度促分工，分工提效率，效率促发展。

近年来，学界、媒体和政府在讨论经济增长时，言必称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不可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增长的三大短期需求动力。政府喜欢这“三驾马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凯恩斯主义对GDP的拉动作用见效快，立竿见影。但这种短期见效的手段，往往有许多长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按照见效快慢排序，稳增长措施可大致排序如下：1、调整统计数字；2、央行释放流动性（含印钞、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3、大规模项目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如棚户区改造）；4、出口退税和消费刺激；5、鼓励重点产业发展（最近是信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等）；6、释放改革红利。

见效最快的方法，往往是“后遗症”最大的。改革是最慢的方法，却是长效最健康的方法。

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

主持人：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很独特，而且特别强调“改革”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李佐军：对。制度变革是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视角，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动力，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关键看新一轮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若能，则中国经济再保持10年左右的6%～8%的中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前景堪忧。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叠加的阶段，世界经济也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越是在这种矛盾集中时期，越是要依靠改革，加快改革步伐，这是过去30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因此，以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乃当务之急。

主持人：接下来想听听您对当前一些具体热点经济问题的看法。比如，前段时间出现的“钱荒”，您觉得反映了什么问题？

李佐军：“钱荒”反复来袭的最主要原因是，制度和模式导致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资金被配置到不合理地方。7月底银行间拆借利率重新上升，部分银行提高抵押贷款利率和理财产品收益率，取消房贷优惠，说明钱荒还未走远。

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是高房价、钱荒、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等，追根溯源是企业效率和国民经济配置效率的下降。造成两个效率下降的原因是企业成本上升、创新活力减少、国有企业过多进入竞争性领域、政府控制资源过多且进行低效率经营，而这些又是由政改与经改不平衡造成的。

主持人：最近中央要求全面审查地方债务，反映了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巨大担忧，就您来看，目前地方债的风险有多大？

李佐军：两年前，随着大规模投资集中还款期的到来，一些地方政府就开始面临很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但因有如下招数，很多风险被暂时掩盖了：继续卖地，以及房价上涨的助力；债务延期展期；借新还旧；强征预征税收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源上化解债务，只是将矛盾后推了。

要化解地方债务危机，根本出路是政府要回归公共服务职能，将经济职能交给企业和市场，政府不能办企业；从政绩考核上，不能再以GDP论英雄；还有就是，硬化政府预算约束，建立投资决策失误责任终身追究制。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最近国务院出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政策？

李佐军：从以往经验看，在土地、财税等制度不改革情况下进行房地产调控效果不好，而这些改革尚需时日，为避免愈调愈涨，所以提平稳健康发展。房价波动牵一发动全身，为严防金融风险，故促房产市场平稳发展。房地产积弊甚多，必须推进改革和转型，故要促其健康发展。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