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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故国人民有所思》的最初计划，就是怎样利用收集来的官方档案资料，运用多种角度，去还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参与思想改造的历史全过程，力求寻觅到高级知识分子在其间紧跟、蜕变的复杂心路，尽可能选用人们以往所少见的第一手素材，尽力给人材料上的新鲜感。
1949年以后，相比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和溃乱，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是有期许的，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清明和上进的氛围。对于诸多的社会调适和思想斗争，他们多半是采取配合、担当的态度，对于领袖人物是取拥护的姿态。原辅仁大学老校长、北师大校长陈垣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他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表示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他在公开场合几番表态：“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像冯友兰1955年4月10日参加民盟区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诚恳表示：“我感到通过这次批判，学术思想水平提高真快，一个人写的文章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发现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参加了几次会，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提高学术水平的武器。”他们对新社会带来的巨变多少有一种期盼中的疑惑，也身不由己地加快自我熔化的速度。
随着国家层面剧烈的斗争运动展开，极左路线逐渐占据上风，从上到下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念，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打压日益明显，力图以思想灌输、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迫使学者脱胎换骨，让知识界陷入难堪和苦楚之中。这是一种深刻的时代纠结，思想改造的结局之一就是痛责自己、污损群体，这让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观念上难于承受，常常要撕裂人格，麻醉自己，方能解脱精神上的重负。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多次写到教授们的这种内心折磨，他们承受左倾路线的折腾，往往要有更多的心灵波折和身体磨难。
1949年后新政权对于知识分子队伍的改造有一个逐步强化、逐渐到位的发展过程，“极左”思潮也有逐步弥漫、占据政治舞台的轨迹。我在书里提到，最初高校党组织还把“思想改造”视作学习和提高的意味，多有勉励之意，斗争艺术还不像后来那么凶狠和纯熟。而且高校党组织的操控能力较为弱化，基层干部对斗争实践的渴望和执行力还没有以后那么强烈。
但是随着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声势日益浩大，党组织对非无产阶级的势力有了坚决斗争的初步部署。由此中央高层埋怨北京高校“党忙乱”，思想上、组织上均乱，对于复杂局面的反应不够强势，忽略了对知识分子斗争改造的重要一面。正像邵燕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点明的那样：“1953、1954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
只有让知识界改变原来自由随性、不驯服的落后面貌，打掉他们自大、抵触的傲慢作派，承认自己在政治认知上存在错失，才能促使他们培育起对新时代的热爱和拥护的感情，确保在思想上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策。由于这样指导思想作怪，整个社会主体呈现了强烈左倾的刚性倾向，从思想上改造落后的知识分子队伍成了国家的一时国策。这是上世纪民族和文化的巨大悲剧所在，也是《故国人民有所思》全书所笼罩的特定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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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时之所以需要对知识分子强化思想改造，就在于想让社会重新“换血”，蜕变成工农联盟主导、党领导一切的新型社会样式，才会出现“革命革到资产阶级思想根上”“剥夺资产阶级赖以倚靠的学术资本”之类的提法。1958年3月高层会议就鲜明地提出：“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
在现存的北京市高校党委系统文件中，可以看到不少领导人谈知识界及教育革命的内部讲话稿，其主旨精神贯穿和落实了十几、二十年，无非是批判唯心主义、贬低知识价值、强调思想改造，这些领导旨意加快了高校左祸的旋转程度，各处校园只闻“磨刀霍霍声”，造成了几十年绵延不绝、有增无减的内耗惨剧。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引用了部分领导讲话要点，突出的一点就是无缘由、无根据地贬损高级知识分子仅存的学术颜面，强硬地剥夺他们唯一倚靠的学术资本。譬如领导人屡屡爱说要“破除迷信，不怕教授”、“要搞臭教授名声”；又如康生在党内会议上快人快语：“实际上冯友兰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出来，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这种张嘴就来的点评极为轻薄，却迎合了当时打压、拿下知识人的总体政治需求，一经层层传达，务必使校园内反理性反知识的狂飙骤然上升。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历经多次思想折腾和摧残，强行植入“原罪”思维，行政组织方面的禁锢措施日益增强，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挤压是颇为成功的，而且学人们集体认输认罚。譬如1958年北大化学系教授、“中右标兵”傅鹰被迫写了《向真理投降》一文，整篇文章充斥过多的自污语气，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思想行为，其污头毁面的政治效果对知识界冲击颇大。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把它作为事例写进官样文章《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中，以自豪的口吻宣布：“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
当知识分子成了全社会的“公敌”之后，校园内的党务人员自然是天生高人一等，以绝对阶级优势的管理者姿态活跃在各个工作层次。因此，我们就能明白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教务长周培源与年轻党员干部屡屡冲突的原因。正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们之间这种时代造就的隔阂几乎无处不在，强势的年轻党团干部急于想改造旧校园的面貌，动手能力强，又带有政治批判能力，自然容不得周培源按部就班的守成状态，时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不信任”应该是那时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词之一，在强调阶级斗争观念时又被过分渲染为“敌我矛盾”，书中所提及的“深挖资产阶级祖坟”“烧焦教授”，就是当年最有代表性的特定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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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写到了十一位北京高校教授的遭遇，具体翔实地写到这种斗争的压迫感，能给读者了解当时的斗争景观提供较大帮助。
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转变是最为典型的一例，他是缓慢的、被动地卷入哲学斗争的战场。细观那些年北大哲学系的大小会议纪录，很少见到冯友兰激动批评人、谩骂的言语，他只是在落魄、无援的境地中一遍遍在哲学语词中咀嚼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面对不容置疑的新时代思想体系，他碰壁多次之后也在慢慢接纳，机巧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血液里。
冯友兰对斗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慌心理，面对责难很容易就缴械认输，这是他化繁为简、不愿过多纠结的做人之道。有一次他曾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一位年轻助教立即反驳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极为教条、僵硬的“不讲理”说法，都让冯先生回不了嘴，还不得不在教研室做检讨，承认自己片面考虑问题。这就是提出不同意见的代价，冯先生从根本上就放弃了这方面的争执和纠缠，这与他在哲学研讨会上轮番接受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红色党内专家“轰炸”而保持沉默是一致的。
在跟进新时代的潮流时，像冯友兰这些旧式教授很快明白自己无力的处境，在斗争恐惧到来之时，只能是头脑简单地随波逐流，必然要放弃抵抗，欲迎欲合，以求得一份安身立命顾家的生存条件。
书中写到的傅鹰与蔡旭二位教授，应该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能力与操守都获学界认可。钱伟长当年不是特别愿意赞许别人，但他却愿在中宣部来人面前为傅鹰说好话，为他辩诬，让高层认识到傅鹰的专业才能及一心扑在科研的认真精神。蔡旭则是对北方小麦连续高产贡献最大的农学专家之一，他可以长期守在麦田里培育良种，辛苦走访多地，探究不同土壤条件对小麦品种的影响。这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格外敬业、专一的纯朴学者。
因为这是两位近乎痴迷、非政治化的内行人，想不到最终还是为政治所害，所以写傅鹰、蔡旭两人时心情格外沉重。北大化学系总支对傅鹰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排斥和压制，在今天看来是一桩不可理喻、难获谅解的行为，但放置在左倾激烈的北大校园内，也就呈现了相当大的共通性，只不过相比较之中化学系总支更为坚韧和顽固而已。傅鹰已成为“牺牲”的受害标本，而化学系总支也已然作为坚硬的“斗争野性标本”而留存，它们显示了政治运动最为真实、惨烈的两端。最为悲叹的是，到了1962年日常生活困难时期，斗争难以为继，形势暂时缓和，但化学系总支甚至不顾上级干涉，依旧批判领先，丝毫未见收手。
农业大学党组织对蔡旭的整治是经久不息的，花样百出，弄得蔡旭等著名教授在新来的党委书记家中诉说时忍不住哭泣。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最为伤筋动骨，农业大学师生集体下放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参加劳动锻炼，发动青年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老农民出任顾问。这就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心思。险恶的劳动环境，看不到生活的前景，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这都给蔡旭他们带来严酷的压迫感和绝望感，心境万分凄凉。
通过傅鹰、蔡旭的个例，充分显示了基层党组织斗争刚性的一面，把极左的土壤打理得“极其肥沃”，生长出一朵朵妖邪而残忍的奇葩。这是令人叹服、为之悲催的一段国史，所有的政治运动受害者都应该值得后人洒以同情之泪水。
应该说，历经几十年的斗争磨炼，中国式的政治思想运动模式、内容日益庞杂丰富，远不是一本书所能表述尽的。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做好更多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把斗争运动的肌理和纹路描述得更清晰更准确。
来源: 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