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书是2000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2013年5月，该书修订版出版，同期出版的还有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赶上“运动的整套模式”

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

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

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

在档案系统的缝隙中淘宝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2013年，分别收录了这些文章的两本书——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和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同期出版。

陈徒手佩服杨奎松废中寻宝的“神技”，以及和档案馆周旋的智勇。

一次，杨奎松无意中发现摆在档案馆大厅的书柜上，几本用来装点门面的刊物，竟是华北局1950年代的一份内刊，相当于今天各党委的“支部生活”，里面记录了党内处理党员的种种。杨奎松立刻埋头苦抄，抄不完，又申请复印，馆长一审查，这是机密，刊物封存。

《大公报》档案原本是中央级档案，1964-1965年该报下放到北京市，档案关系归至北京市委。杨奎松意外发现，派了七八名学生来代抄，突击两三天后，档案被封了。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一次北京人大会议，每当右派发言自我辩护，下面就有人递条子：让他滚下台去。主持会议的梁思成照本朗读，把右派赶下台。档案记录在陈徒手采访所获的口述中得到印证。漫画家李滨声当年被划右派，在会上做检讨，说到一半，梁思成收到条子，便一脸严肃，挥手喝道：下去！

另一个发现是，梁思成有一个时期喜欢琢磨《人民日报》，尤其社论的写法。他学习批判文章怎么写，学到最后，自己写起来也毫不费劲。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和其他几位教授的建筑思想，其他人检讨写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过关，梁思成写了一篇，“极其深刻”，很快解脱了。毛主席说，梁先生都投降了，就别批评了。

“他像他父亲梁启超，文字感特别好，又摸透了左的气氛下的文章模式，不论哪一个政治运动，都写得很煽情，他念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

最近他查到梁思成在1963年第二届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始终围绕一个话题：要小心保护农村的电器、机械。“三年困难时期刚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支援农业。他不厌其烦地谈这些问题，谈得极其琐碎，会议记录足有五六千字，”陈徒手说，“你也会发现，他那时候不谈政治了。”

那种环境里，没有干干净净的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5年，批判老舍的文章写好了，《北京日报》排好了版，就等着发表。结果没有发——形势变成了不是整老舍一人，而是一批人，老舍躲过了这个关口。但在那之后，他不再受重视，往年北京人艺春节开联欢会都要请老舍来，1964年以后就没请他。老舍知道自己被划入另册了。真正的冲击是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像郭小川最后二十年其实很不开心，虽然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很多文章，写英雄模范，现在看，都没法读，都是大话套话。《一个和八个》之前的诗歌，味道特别好，1964年以后，写大量政治小诗，都特别没有诗意，文革中很多人都模仿，成了一种套路。一个诗人的才华活生生被抹杀了。”陈徒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高一，学校组织去农村劳动，陈徒手借来收音机，大家凑在一起听。不知是谁无意中拨到台湾“敌台”，正播报：北京军队出现了动乱，有人扔手榴弹，把刘伯承炸死了。大家听傻了，忘了去关收音机。有人揭发，老师盘问起来，同学齐齐指向陈徒手。

陈徒手吓坏了，那时正想入团，心想这下可入不了了。当晚，他趴在路灯下写检讨。不远处的树底下，老师在给同学讲著名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梅花党”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老师正讲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受“梅花党”派遣，回大陆接头，暗号是梅花形状的戒指，她跟王光美握手，发现对方就戴着梅花戒指，原来王光美也是特务！

陈徒手永远忘不掉：那晚的月亮出奇地大，他听着“梅花党”，胆战心惊，两手颤抖。写完检讨，他就在月光下念给同学听，声音也在颤抖。

三十年后，陈徒手在档案里看到夏衍和邓拓的经历，尤为感慨。“1964、1965年文化部整风，党组成员全体被整，也是把最大的目标——夏衍抛出去，夏衍倒台后，党组成员还是一个个被收拾。邓拓也是被北京市委抛出去，很多揭发材料都是北京市委同事写的。“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当，下次就要当，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