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无数优美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除了其自身魅力外，每个故事演变发展的历史，也能使我们从对比中发现故事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从属的社会历史文化蕴含。
孟姜女的故事源远流长，至今盛传不衰。其面貌随着年轮的推移，也千变万化，以至于现今人们所知晓的孟姜女故事与其雏形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其中演变的轨迹颇能令人玩味。
孟姜女故事最早见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
这里丝毫见不到今天孟姜女故事的影子，甚至连孟姜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只是记载了齐国将领杞梁战死后，齐侯归来时路遇其妻而吊，杞梁妻因野外凭吊不合礼法而表示不满。这是因为尽管周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但它的礼法观念却仍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当中，成为人们不自觉的行为准则。写《左传》的史官也着眼于这个故事的知礼法、助教化的一面，而忽略了这个故事的情感因素。因此，二百年后出现的《礼记·檀弓》篇通过曾子的话对此作了补充：
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辞不受也。
曾子在重述这个故事时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句，透露出杞梁妻对丈夫的真实感情。一个恪守礼法的偶像，又重新被注入了人的血色。这是因为战国时齐都盛行哭调，故而突出了“哭之哀”的凄惨气氛。这个微小的变化不仅表现了历史对传说的制约，也为后来这个故事的演化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孟子·告子》、《淮南子·览冥训》，以及搜集并伪托战国人文字的《列子·汤问》诸书中，也都有了相应的铺演。
从汉代开始，孟姜女故事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它受到诗人的关注和表现，另一方面，民间传说继续对它进行改造加工。相对而言，诗人对孟姜女故事只是赞叹和感慨，是前代悲歌哀哭传统的符号化印记。而民间传说则继续其形态变化的趋势，开始向后来的“崩城”情节转化。文人诗篇先有枚乘的《杂诗九首》其一：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1]。
这是把杞梁妻的哀哭记载完全给文学化了。与之相类，王褒的《洞箫赋》则把杞梁妻的歌声作为美妙乐曲的意象符号：
锺期、牙、旷怅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载《文选》卷十七）
到了西汉后期，孟姜女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开始出现了哭夫崩城、殉夫死节的情节。这大概与汉代注重天人感应，愿意在想象中创造奇迹的风气有关。刘向的《说苑》记述了这个故事的新变化：
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阤，而隅为之崩。（《说苑·立节》）
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说苑·善说》）
而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归，遇其妻，使使者吊之于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于罪，则贱妾有先人之弊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諴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诗云：“我心伤悲，聊与子同归。”此之谓也。
颂曰：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赴淄而薨。
《列女传》虽然保留了《左传》中孟姜女“知礼”的旧貌，而且在孟姜女身上又增加了“贞”的属性。但从故事的实际内容来看，这种“贞”既有受治与服从礼教的一面，也有超越礼教，忠于爱情的一面，后者所占的比重也许更大。这样，从汉代开始，对爱情的忠贞成为孟姜女故事的主导方面，并为后来的这个故事奠定了基本框架。
唐代是孟姜女故事最终基本定型、更富传奇色彩的时代。其进步表现在，首先，故事正式与秦始皇修筑长城联系在一起；其二，增加了许多新的情节和细节，加强了故事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能够代表这种进步的文献有两种，一是唐玄宗时所出《雕玉集》引录《同贤集》，记述杞梁为秦始皇修筑长城时逃入孟家后园，见孟女仲姿沐浴，孟女以此为由强嫁，婚后杞梁返役后被殴致死，尸体被筑入城中。孟女往赴悲哭，滴血认尸，收尸归葬（见程树德《<琱玉集>中的杞良滴血》，载顾颉刚编《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二是敦煌曲子词所记片段，其中不仅包含千里送寒衣的情节，而且还第一次出现孟姜女的名字，结束了女主人公名字不确定的历史。唐代以后的孟姜女故事出现在包括变文、话本、戏曲、民歌、弹词、鼓词、宝卷、子弟书等几乎所有的通俗文学艺术形式中，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孟姜女故事作品（见路工编《孟姜女千里寻夫集》）。但就其情节内容而言，基本上没有离开唐代孟姜女故事的规模和范围。
从孟姜女故事的流传地域来看，也与各时各地政治文化的强弱消长有关。春秋战国时齐鲁文化最高，所以这个故事起源于齐都。西汉以后数代以长安为京宅，所以这个故事产生崩梁山和崩长城的说法，并从此沿着长城来发展这个故事。长城西到临洮，故敦煌小曲有孟姜女寻夫之说；长城东到山海关，所以《同贤记》记杞梁为燕人。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西部的传说又传到中部，故而有河南杞县的范郎庙。湖南受陕西的影响，融合本地的舜妃传说，又有了澧州的孟姜山。广西、广东一方面承受北面传来的故事，一方面又往东传到福建、浙江，并由浙江传到江苏。江浙是南宋以来文化最盛之地，所以这里的孟姜女故事虽然产生最晚，但数量却最多，文艺性最强。北京自辽以来几代为都，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使得它附近的山海关成为孟姜女故事的最有势力的根据地。江浙和山海关的传说联结起来，便成为孟姜女故事历代积淀的精华合成。
如果说孟姜女故事在《左传》中的记载是以真实史料为主，刘向《列女传》的记载是史料与传闻参半的话，那么到了唐代便是以虚构的传奇故事为主了。这样的走向从表面上看来是故事离历史的原貌愈来愈远了，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每次故事变化的背景，就会发现它们所超越和偏离的只是故事原型的历史背景，而又不知不觉地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制约。唐代的孟姜女故事虽然较之前代有了很大变化，但仍可从中看出当时社会的影子。据已故学者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唐代的孟姜女故事之所以有了秦始皇修长城的内容，一方面是受到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因为唐代国势强大，对外扩张，滥用徭役。百姓不堪其苦，故有此说。而唐代的孟姜女故事之所以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情节和细节，富于传奇色彩，则与唐代盛行传奇小说，小说艺术有了长足进步不无关系。而孟姜女故事的地域流传则更是体现了政治文化的兴衰对文艺作品的制约关系。这样看来，传说故事乃至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每一次超越，都要伴随生活对它的制约。但每一次超越并非是对前一次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次高级的升华。这种超越代表了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艺术家对生活的概括和升华，而生活对它的制约则又使它更为坚实，更富于生活的底蕴。
（本文文献材料多参据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特此说明）
(原载《文史知识》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