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创造自我是青春期的一场战斗》
人的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自我是人进入青春期以后，遗传和社会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将最终奠定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形态。就像宇宙星体的诞生一样总是伴随着剧烈的天文活动一样，任何个体的自我产生过程都将表现为剧烈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剧烈活动，自我的创造和最终确立是人在青春期的一场战斗。
青春期是人生历程中一个特别紧张的阶段。这里所谓的“特别紧张”，也可以表述为“充满激情”。人对世界和自己都充满了幻想与激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人的本我还极为脆弱，他看自己和看世界的方式还往往是稚嫩的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有时候甚或不自觉地模仿他人或某种社会行为，他特别在意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甚至据此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需要偶像崇拜的阶段，即使没有也可以想象出一个来，耐人寻味的是，在蒙昧时期，这个偶像也许通常会是他人；而在社会信息快速流动、充斥在每一个空间的时候，人在喧哗的寂寞中、在拥有无数友谊与爱情的孤独中，他很有可能把这个偶像认定为自己--他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轴心，一切都围绕他运转，那个潜藏于心中的鲜嫩的自我，成为了他判断社会事物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他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客观规律或者说伦理道德标准，不知道一个人对他人的责任 制约着人也影响着人，不知道人生的疆域归根结底是由这些东西而不是生命的原始冲力来划定的。
青春期乃至于以后相当长时期，人生都处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之中，人只有在通过一系列叠加的错误才能够看清自己，看清自己与世界的距离，看清它们各自的方位。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将是青春期过去，铅华散尽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支撑一个人行走的本我才能够矗立起来，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他骄傲、自认为世界中心的人是稚嫩可笑的，甚至是让人尴尬的，从此以后，人生就会进入到“纠错”的过程，这也是年龄的积累为什么往往能够让人少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凡事都有例外，一个拥有罪恶灵魂的人是无所谓少犯或者不犯错误的，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尤其是在政治人物身上，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独裁者”、“枭雄”之类的词汇就是专门为这种人准备的。然而就芸芸众生来说，他的人生处境是庸常的，所谓的诗意和波澜壮阔的戏剧性只发生在极个别特殊人物的身上，我在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着眼于庸常的，这里固然没有诗意也没有戏剧性，却直面了我们每一天都遇到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就是由这些问题和不同时期的答案堆积而成的。
162.《自我作为生命的底色，一生都不会被改变》
唉！人生充满了悖论，谁能够穷尽人生的真谛？
具有异常天赋和性格的人往往极度敏感，他经常都会感觉到自我被拒绝、被摧毁、被伤害，他会活得很累很苦很没意思，他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仿佛被什么东西隔开了，他陷入到一种清晰的惘然若失或者细腻的孤独之中，他反复诘问自己：这就是生活么？就是我过的生活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我所期望的呢？他觉得意义被丢弃了，自己也被丢弃了，他沮丧极了……然而就在这一切发生着的时候，他的自我却像星云一样，在灵魂宇宙很深很深的空间聚集和运动，深到他自己都无法探察的程度，每当他向那深邃的时空张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惶惑和迷茫的感觉，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历经一系列难以察觉的心理和精神事件，这个人才会最终获得生命的底色，它通常表现为精神意义上的信仰和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感的确立，这种底色一旦在一个人的灵魂世界中确立起来，就一生都不会再发生改变了，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人生事件，他都不会再被改变了。
这是因为，他看清并确认了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真实距离和边界，看清并确认了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方位，他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是他唯一可以站立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使他发生位移，这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之所以为他的证明。请注意，上述所有表述都是中性的，无所谓褒贬，坏人也会产生作为坏人的精神意义上的信仰和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感，他也在寻找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意义的支撑，坏人同样难于成为一个有质量的坏人。古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描述的其实就是这种自我不可移动之品性。
那些为了崇高的信念和道德感而舍生忘死的义人，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杨佳者也，并非由于血液里有什么特殊的基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了独立于天地之间的自我品性，这是他们生命的底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种底色发生改变，正因为这样，当他们做导致生命终止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才会那么坦然，他们甚至很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壮烈，他们只是在做自我所要求的事情，就像我们认为每一天的生活中无法缺少书籍一样简单。
如果我们的目光再放宽广一些，还会发现，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自我品性也决定了是千人必有千面，有的崇高，有的卑下，有的正派，有的猥琐，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并非仅仅是道义谴责，它同时还确证了一种人类个体绝不相同的存在方式。《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和他们的死敌，都活在独属于他们的自我之中，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品性或者说格调，彼此之间绝不相通罢了--你能想象混吃混喝的泼皮牛二、下流猥琐的红二代高衙内有一天雪夜上梁山去当什么替天行道的好汉么？你能想象英雄武松跪在地上向奸佞张都监或恶霸蒋门神求告饶命么？你无法想象。
再往大了说，某种政治力量正义与否，同样基于其最基本的政治品性，是很难被改变的，所以，对于敌视人民、欺压人民、掠夺人民的力量，除了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摧毁它，似乎没有什么其它办法--张都监归根结底是不会放过武松的，因为武松妨碍了他敌视人民、欺压人民和掠夺人民，这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不容商量，不容妥协的。如果哪一天武松失去了英雄本色，软塌塌地试图用求告和请愿的方式去找回用朴刀都没有找回的东西，他能达到目的吗？他达不到的，他会死得更快。这就是历史规律。
就人来说，还有值得注意的另一种情形，那就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伪装的动物，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虚假的，所谓虚假，就是人的自我被掩饰和遮蔽起来了，我们看到的“他”只是一个伪装之物。人为什么要伪装自己呢？“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天地间大丈夫也！”不是更好么？我想，他之所以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一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他与他人存在着抵牾或者说冲突，他希望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他人达成至少表面上的和解与平衡，为他的作为寻找可行的路径。我们以国家现象为例，非民主国家的宪法一般都白纸黑字地写着“人民享有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人民的这些权利早已经被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机器用行政手段褫夺得干净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上子虚乌有的东西才愈加变得重要起来。
可见，悖论何处都有，何止是人生啊！
163.《雄鹰总是把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真正伟大的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这是叔本华的话。
还没有一个哲学家把人生处境的各种话题谈得像叔本华那样深入，这固然可以说明叔本华的精神时空无限深邃旷远，达到了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但是也可以看出，所有那些睿智的言论都是他的心灵之弦细微颤动的真实记录，他描述的是一个孤高的灵魂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向周围世界的打量和探寻，他发现的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对自我的省察和审视。也正因为这样，阅读叔本华，你常常会发现他是矛盾的纠结的，甚至对自己是怀疑的。这才是真实，而真实是美的，叔本华的魅力也正因此而来。
譬如上面这句话，最好不要理解为是叔本华对某种真理状态的确认，不是的，那是一个孤独灵魂给自己的安慰，那是对人生困境的一种解嘲，那是对自己明确意识到的精神病症的疗伤……“自古圣贤多寂寞”，叔本华几乎孤独寂寞了一生，他很少朋友，他忍受着身边人包括母亲对他的漠视、嫉妒和诋毁，只是到了晚年，他的人生美好岁月消逝在遥远时空之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有些古怪的老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是人类智慧的瑰宝，所有的荣誉都伴随着时代对他的慷慨接纳奔涌而来……风烛残年的叔本华潸然泪下，感慨说：“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人都善于锦上添花，很少有人雪中送炭，这是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也是人性恶的标志性证明，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遵循叔本华的教导，一个真切地看清世界的人，绝不应当对世界和他人抱有过高的期望，不要奢求友谊，也不要奢求爱情，那里什么都没有，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踽踽而行……只有达到了这个境界，你才可以忍受孤独，享受孤独，你才能够在孤独中证悟自己的心，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的生命本真所拥有的形态，其他都是虚幻，虚幻而已。
164.《虚荣的最深处潜藏着愚昧》
我想到了虚荣。
虚荣可能有各种各样华丽的外表，然而它的最深处一定是愚昧。心理健全的人不会相信他人对自己没有拥有的品质的赞扬，然而虚荣的人却对自己没有可靠的判断，他会贪婪地吞下每一个闪光的诱饵，会对他人关于自己的任何想象着迷，只要他做得到，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任何恭维者所说的那种形象，认为自己是任何赞赏他的人认为的那个样子。他会把全部注意力都用在美化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上，他甚至会深深地为这种虚幻着迷，他很享受地看着自己的形象被夸大，被歪曲，直到和他真正的质地不再发生任何联系--这难道还不是愚昧么？愚昧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同情的悲剧，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正在被他人摆布。
虚荣很容易被识别。大约十几年以前，我和一位朋友谈到洛克的《政府论》，那位朋友说：“噢！那是一本大部头著作，我很早以前就读过它。”我顿时失语，因为《政府论》并不是大部头著作，因此我断定那位朋友并没有读过它。意识到这一点让我很痛苦。
依据马斯洛的观点，只有拥有健康人格的人才会拥有完整的自我，他不能容忍假装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寄寓在同一个灵魂之中，这会让他很不舒服，甚至于无法忍受。一个拥有健康人格的人也许会为没有读过一本书而遗憾乃至于羞愧，但是他绝不会装作读过了那本书，因为这种虚荣会严重毁坏他的自我，在那里造成罅隙，而罅隙会使他的灵魂失去安宁，会侵袭他欣赏自己时的满足感，他将无法忍受这个后果--当然，认为这个后果很好、总是期待着饕餮它的人是不会这样认为的。
不能说虚荣很坏，但是这种品质却让人很不舒服，由于你会失去对眼前这个人的尊重，你还会隐隐有一种将什么东西丢失的失落感，这当然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165.《重要的是打通哲学和感觉经验的通道》
我很看重你关于尼采的议论，这是因为我对尼采不像你了解得那样深入，并且，就像我说过的，我对哲学的喜好其实仍旧是文学视野的延伸，有一种实用主义色彩，远远谈不上精到。你谈到的事例的确表现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态，这里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中国人的人格不仅仅由皇权专制主义塑造而成，更源于60多年来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我们收获的全部精神苦难，实际上均源于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怪胎。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说过的，对哲学的领悟，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对现实的感觉和经验，而我们所谓的创造，就在这里生成，也只能在这里生成，非如此，哲学对我们无意义。
166.《自恋与自私的区别》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自恋，往往包含对自私的指责，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更严谨一些，我们还是应当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简单说来，自恋一般是指“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别人对他的感受”这样一种事实，自私则是指“他漠视和抗拒别人对他的感受”所引发的行为结果 。
自恋的人往往没有顾及社会环境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尽管这种评价也有可能偏颇），没有唤起他对社会或他人的正常的精神感应，换一句话说，自恋的人失去了在内心世界准确把握他人的感觉能力，不能使自己的心理和情感的活动适应于社会和他人，从而在两者之间造成了对立与疏离。自私的人则完全沉浸于自我，并且以利己的方式维护自我，所以我才说，自私是行为造成的一种结果。自私的人往往是没有或者不能适应社会道德规范的人，他总是想用各种理由为自己寻求挣脱。
我一向认为，拥有健康自我的人一定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定是与社会同情和远大抱负携手并进的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创造，去爱，去收获。只有经过长期努力和具有坚定意志的人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自恋和自私的人都无法达到这种境界。
167.《被掠夺者的地狱一定是掠夺者的天堂》
被掠夺者的地狱一定是掠夺者的天堂，反之，被掠夺者的天堂一定是掠夺者的地狱。与之相对应，就出现了如下奇景：在地狱煎熬着的被掠夺者总是被宣传为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并且成天叫你嚷嚷“我很幸福”，而真正享受天堂般生活的人却把自己遮挡起来，处心积虑地躲在让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上下其手，鬼影幢幢……我们的权利就是这样被他们代表的，我们的财富就是这样被他们饕餮的，我们的尊严就是这样被他们剥夺的，我们的房屋就是这样被他们强拆的，我们的女儿就是这样被他们蹂躏的……鲁迅先生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曾经呼唤“掀翻了这吃人的宴席”，他们一定想不到，百年来，这罪恶的宴席非但没有被掀翻，反而越吃越兴盛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吃人团伙，他们就麕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68.《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人，但你可以改变自己》
既然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你就永远不要指望去改变别人，即使你珍重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要试图去改变他。问题来了，在两个人的关系中，一定有所改变才可以在新的基点上达成平衡--古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改变，就是平衡。现在的问题是，你是由黑变红还是由红变黑呢？这需要理性的判断。如果一种关系意味着你所珍重的价值感消融，意味着你将不得不改变你用生命选择了的存在状态，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改变你自己还是去改变他人呢？你只能改变自己，而你改变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可能远离开他。
就像我前面说的，就人的品性来说，实际上任何他者都是不可以被改变的，所谓改变，不过是多了一层遮掩，多了几分虚与委蛇，多了几分负累，它的代价必将是人与人之间最为宝贵的东西：真诚。真诚是人与人交往的最重要前提，缺失了真诚的友谊、缺失了真诚的爱情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都没有意义了。这时候你只能选择远离，因为你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发生多少类似的事件啊！
169.《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从遗传学和社会学角度说，人与人之间出现个体差异是很正常的事情，譬如有人天性敏感，有人大大咧咧；有人局促小气，有人豁达开朗；有人斤斤计较，有人马马虎虎；有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人只盯着鼻子尖底下的一丁点儿利益；有人把思想和创造视为人生的证明，有人在连续不断玩弄异性中确证活着的价值……正是所谓“千人千面，各有不同”，倘若“千人一面，没有不同”，出门就把儿子认成爹，还把自己的老婆让给人家，一不小心就把对门那个流哈喇子的傻子错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世界非乱套不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说人说事的时候，只要在社会伦理而非政治伦理范畴，总是把宽容和开放视为一种美德，强调不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一定要允许人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甭看不惯庸俗不庸俗、堕落不堕落……每个人都有成为每个人的理由，或者是遗传的，或者是后天形成的，总之他成了那个样子，即使看着不顺眼能怎么样？难道你还掐死他不成？“宽容”在这个时候非常当紧。
“宽容”这个词很有意思，不仅对主体的意愿与行为发生意义，更与客体的状态发生意义。简单地说，宽容不是无条件、无止境的，能否宽容，取决于主体和客体是否可以达成妥协与平衡。倘若有一个人下决心不再做人了，今儿烧了邻居家的房子，明儿逮住一个老头让人家在长安街上裸奔，你就不能再宽容了，再宽容就是纵恶了。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纵恶也是一种罪错--你宽容了那个下决心不再做人的家伙，那个被烧了房子的家庭该到哪里去寻找公理呢？那个遭受侮辱的老头又该到何处去诉苦伸冤呢？好人助纣为虐，坏人一定怙恶不悛，这是规律。
然而你没办法期望所有人好恶分明、嫉恶如仇，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碰到不是东西的人，正派人一般都避开了，所谓“惹不起躲得起”，结果就造成了另一番后果，成语谓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想古人在归纳这句话之前一定注意到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人归根结底是根据自己的自我品性（精神信念和伦理状态）来认同朋友的，不具备这个基础和条件的，一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志不同，不相与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想来，宽容，劝诫，认同感，就都变成寻常物了，就像一片水面，正是在那里，我们才分别看到鱼和虾，它们是不太可能搅合到一起去的，混到一起会很不舒服，会很没有乐趣，会很不知道该跟对方说些什么。
170.《精神只有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能显现为在》
精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只有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够显示为在，任何外界侵扰都会使它发生变形或扭曲，或者干脆消失为无。发生变形和扭曲的精神还是精神吗？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很难想象一个被操纵的人还拥有完全体现其灵魂高贵质地的精神。他当然还会有精神活动，还可以进行“创造”，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创造，那是精神寄主通过他所做的意志伸张，他成了被非我控制的载体，他的灵魂是破碎的，他呼喊的不是自己的声音，他的创造物不是灵魂的成果，而是远离本我的撒旦的诗篇。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鲜活的灵魂只能萎靡疲软下去，就像蒲松龄描写被狐魅附体的人那样，精血耗竭，日渐浇薄，这预示这个人的灵魂即将死亡。饶有趣味的是，死亡了灵魂的躯体不会因此失血，也不会夭亡，寄寓在那个躯体上的精神寄主会源源不断以利益的形式给他输送血液，他竟也能奇迹般成长，奇迹般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荡，很多时候你甚至看不清寄主与他的分别，你看到的全部是下作、无耻和张扬。
这是古往今来所有被国家权力豢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这种现象，尤以今日为甚。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发生过多少次改朝换代，经历过多少种颠沛危亡，海曾经枯，石曾经烂，唯独一种东西得到了保全，这就是相对于朝廷而存在的--以私有制为其物质形态--民间社会。它如此坚固顽强，即使秦始皇这样的暴君也没有胆量改变它，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润我们心灵的东西，就是经由它传承下来的。然而1949年的那场革命这一切都改变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横力量用公有制取代了它，这意味着不是哪一个社会阶层，而是所有人都遭到了剥夺，国家机器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间隙地凌驾在了每一个人头上，主宰了人的全部精神活动。
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人作为天地之灵所特有的精神创造才能被大面积扭曲，灵魂成为了飘荡在寒冷黑暗宇宙中的孤星。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的境遇，大抵上就是这样一种情景。我们看到，三十年代作家充满独立个性的呐喊暗哑了，自觉不自觉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鼓吹者--周扬、茅盾、巴金等人1949年以后的文学活动证明了这一点；新一代作家丧失了获得健全人性的条件，所谓的“作品”当然不具备任何精神价值，连篇累牍的“创作”不过是国家意志画廊中花花绿绿的点缀--余秋雨、于丹、王兆山者流风光于庙堂之上，大量歪曲现实、躲避现实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大量彪炳古代皇帝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作品，大量清官戏成批出笼，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某些人良心发现决定“撤离”，为了继续“在”在这个专横而荒诞的世界之中，也不可能直面现实与人生，杯水风波、珠光宝气、萎靡堕落成为了他们平庸灵魂的写照……正是这样一些东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
这个时候，国家在做什么？通过话语权的分配，通过国家奖项的暗示，通过审查制度的控制与调节，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到了艺术创造过程之中，利维坦怪兽无遮无拦，压制崇高，压制责任；围剿正义，围剿良知；纵容不义，纵容罪恶；奖赏卑鄙，奖励堕落……在如此严酷的辖制之下，除非一些特别高洁的灵魂，谁能够坚守道义？谁能够抵抗强奸？既然无人能够坚守，无人能够抵抗，逃避和失身难道不正是这些本应当以独立精神创造在天地间站立的人无法摆脱的宿命吗？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类似情况下丧失掉精神品格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义士--当我们也还没有准备成为义士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去做殉道者呢？当我们也还在为生存与发展焦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抛家舍业去颠沛危亡呢？宿命，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常态。我们很崇尚鲁迅，但是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哪一本文学刊物敢于发表他的作品？哪一张国家机关主管的报纸肯给他“纪念张志新君”的版面？哪家电视台肯邀请他作为嘉宾大放厥词抨击现实中的腐败与黑暗？我想，在生死面前，即使鲁迅先生也不能免俗，他和我们一样面对着选择：活着，就得像国家意志要求的那样言行，鲁迅先生会不会成为攀附在“皮”上的“毛”？会不会成为风光无限的余秋雨先生？也未可知。如果鲁迅先生不识时务仍旧决心像三十年代那样“骨头最硬”，在网络上胡说八道，被警察请去喝喝茶聊聊天，或者抓起来判十一年徒刑，到派出所去躲猫猫，或者干脆在最危急时刻被活埋，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经常使用“强力”的概念，泛指所有非我和异己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实在是太渺小太渺小了，这既是我们可怜之处，又是我们处境可悲之源，我们在世界上像朝鲜人那样得不到尊重，甚至于被洋人歧视和侧目，大概也与我们的这种现实处境有关，面对黄皮肤小眼睛、吵吵闹闹的中国人，他们也许是在想：一个不能为自己的命运进行殊死抗争的群体，还值得尊重么？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偏见啊！在如此致密坚固的国家机器面前，莫要说你一个普普通通的洋人，即使把阿伦特、哈耶克、索尔仁尼琴放进来，他们又能如何？谁敢保证他们不被人拿秤砣砸死？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精神病人？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在云高月黑之夜被他人谋取了性命，成为在旷野中游荡的孤魂野鬼？谁敢保证？！
201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