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种族灭绝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4月15日,为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60周年,德国研究纳粹史、第三帝国兴亡史和犹太人大屠杀的学者齐聚一堂,在多少有些沉痛的气氛中庄严宣布:德国大屠杀纪念基金会于当日成立了。与会学者大力呼吁政府斥资建立详细的纳粹统治时期所犯罪行的资料库,从而使没有经历过那段苦难时光的年轻人勿忘历史,可谓用心良苦。
面对德国人的反省之声,东方的日本就要嚣张的多。他们似乎对南京大屠杀满不在乎,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桩二十世纪战争史上的丑闻实在让他们有点难堪,所以索性从教科书中抹去了事。面对这些复辟分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困惑,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理论是否也能移植到日本军国主义和南京大屠杀的身上?
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
这个小标题并非我对日本人的污蔑,而是三岛由纪夫的原话。1970年,三岛把自己的肚皮剖开之后就上了西天,作为为天皇陛下效忠而死的极端分子的典型,他在文革中备受国人的批判。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系列表明心迹的文章,三岛是如假包换的日本右翼,这个阵营里的供词看来要比外来的攻击更能说出事实的真相。在《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一文中,三岛大谈了一番施虐-受虐淫,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通常,施虐淫是支配、领导和破坏的意志,受虐淫是忠诚、直接行动和自我破坏的倾向……也就是说,施虐淫容易转化为服务和献身,受虐淫有时会暴露出他人利用工具的利己主义。”从来没有哪个人像三岛那样精辟地深入到问题的要害部分,侵华战争中一变为恶魔的日本人恰恰站在三岛的靶子上,日本人不仅在生理的意义上强烈地要求着色情满足(在当代日本,色情早已成了一种收益颇丰的公开的产业),在政治上,他们因为他们的这种民族特性而沦落为社会和政府的傀儡。当社会秩序走中日友好路线时,日本人同样会同意并且遵从;当裕仁天皇用他富有魅惑力的嗓音在广播中散布各种煽动性的言论时,他们就要把生理上的“施虐-受虐”癖好转化为政治上的支配、领导、破坏或者服务的欲望。性爱被利用了,他们是“没有个性的人”,就像是烧水的茶壶,只有在加热的时候,才会让自己的身体热起来,但这种茶壶的热却为火焰所控制。
和希特勒将孩子组成“少年党卫军”极其相似,日本也有这样专门培养青少年的组织机构。政府在学校里推行包括裸身运动在内的各种各样健身运动,他们裹着兜裆滚裤,遮住羞处,学习相扑和体操,三天两头大练兵,梦想有朝一日,这些孩子能摆脱日本民族的亚洲身份,和欧洲的列强平起平坐。三岛由纪夫就是这样被洗脑了,他积极进行肉体锻炼,柔道、剑道、马术和拳击,乃至自卫队的艰苦的军事训练,一样都不能少,这使他至死都不能摆脱军国主义者为他预设的“幸福”。可以这样说,在德国和日本,培养孩子的目的都是为了重塑孩子的肉身,让他们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躯体,最终蜕变为一个装甲车式的货色。
这样培育出来的军人死心塌要成为国家机器的一分子。他们是流水线上的一环,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将他们拆开可能一无是处,但当他们组合起来,他们就能焕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他们要献身,要体现出他们对天皇的无限忠诚,他们要杀人和强奸,但就是不要独立思考的头脑!这一切的一切,其实质就是社会秩序操控下的性变态。
暴力的艺术
多少年来,国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育和文化产品都在灌输一条日本人的定理:南京是冒险家的乐园。一群战争狂人用飞机和大炮轰开了南京的防线,就开始在殖民地里为所欲为。他们最爱干的莫过于两件事:不是用刺刀砍下成年男子的头颅,就是用他们的性器来蹂躏中国妇女的身心。
关于后者,由于没有更为细致的性功能区分,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妇女所犯下的罪行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色情活动。但问题更严重,准确地说,这不仅仅是强奸(以射精为目的),它更是三岛由纪夫意义上的“虐待”!
德国的好心人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有过这样的记载:
这名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安全区的一个草棚中带走并拖至城南,在那里关押了38天。在此期间,她每天被强奸7次-10次。由此她不仅患上了3种最严重的性病,而且阴道大面积溃烂。
还有一段更为触目惊心:
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试图强奸一名怀有6个半月身孕的19岁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者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和脸部有19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该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学医院。
这种暴行都已经超出了普通强奸的范围,蜕变为一种战争幌子下的人类性行为的异化。面对一个并无深仇大恨的女子,强奸7-10次或者连刺19刀是什么概念?他看着这个女子在他的刀子底下挣扎,她扭动着受伤的裸体苦苦哀求,痛苦地挣扎,从而,他能获得更大的性满足--施虐般的满足?关于这一点,施蜇存早在他的小说《石秀》中就有过非常传神的描述。在这里,强奸不仅是强奸,也是征服的象征,而且,随着性暴力行为的愈演愈烈,它逐渐被形而上化了,随军慰安妇的制度表明,这一切不仅合法,而且得到推崇,成为日本侵略军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门。
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不可计数的中国妇女遭受了强奸,很多人先奸后杀,死在了日本兵的凶器之下。这从《拉贝日记》中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证明。除了实在忙不过来,只好用机枪扫射以外,日本兵似乎更喜欢享受这种滥杀无辜的乐趣。活埋是种体力活,虽然中国劳工会自己给自己挖上一个并不舒适的墓穴,不需他们亲自动手,但挖坑总需要时间,把那些不情愿的中国人推下去也需要费不少气力,但是日本兵却对这种杀人方式乐此不疲。相比之下,德国人的作法就要科学和讲究效率的多,他们让犹太人自己脱下衣服,进毒气室,杀死之后推进焚烧炉,德国人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当然,他们也活埋,但规模要小得多。日本人似乎太不经济了,他们不惜体力在城内烧杀抢掠,他们还喜欢把中国人扔进水塘淹死,或者在他们的头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燃,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为什么呢?在日本士兵的眼中,杀人和强奸是不是和柔道、剑道差不多,是一门暴力的艺术?
日本人强奸的案例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对检点的纳粹德国党卫军产生了一点怀疑?为什么日本人毫无顾忌地实践他们的性幻想,在这方面德国人却腼腆得像个小学生?德国士兵几乎不会把犹太人作为他们发泄兽性的目标。是不是因为德国人更为死板?鲍曼敏锐地发现:“纳粹党卫军头目(似乎是肯定地)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于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对血腥任务的忠诚就是--也确实是--对组织的忠诚的一个衍生物。”
但不管如何,看完托纳多雷的《西西里美丽传说》后我不禁感慨万千:这里给德国人设置的妓院在1937年的南京简直就是天堂!
上帝保佑原子弹
和德国人的死板相比,日本人似乎很有激情。这恐怕只是种假像。南京大屠杀也从来不是杀人的狂欢节。在1937年的南京,杀人、强奸或者说虐待当然是“合法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日本军官下令屠城十日,就是这些军官对属下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哪个日本兵会因为杀人或强奸而遭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一次集体中毒,还是集体疯癫?是上行下效的自发性冲动?还是像战时日本其它所有的大事件(如“9·18”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变)一样是有计划有密谋的杀人事变?
明治维新将日本带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轨道。这个轨道所蕴含的理性实证精神、技术至上性以及社会管理的官僚制度和西方一脉相承。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打破了小农经济的模糊界限,每个人都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找到了一个位置。我们是螺丝钉、是轴承、也可以是轮胎,总之,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工作化作“社会交响乐”或者“社会大合唱”中的一个乐音(那些不和谐音会被当做异端而被剔除出去,就和犹太人被剔除出去一样),为建立理想的完美的国度而添砖加瓦。
劳动分工的隔离墙使外行者无从区别谎言和真正的科学,人们讲究的是逻辑实证,却将自己推入了和理性共谋的深渊,是什么在政府的命令下达之时,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全然属于恶魔的城堡?鲍曼的答案是:正是现代官僚体制及其相关产业促成了这样一桩不美满的婚姻。官僚体制对象的非人化、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操作准则渗入到我们的精神深处,就必然导致人类主体性的丧失。一个可见的证据是:死亡集中营的建筑采用了以理性和复制性著称的包豪斯式建筑模式,它们仿佛在默默地记录着社会运作体系的马达如何轰然作响。
千万不要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自欺欺人。这个世界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从来就不缺少这种历史的调味品。反犹主义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沙皇俄国对比萨拉比亚犹太人的迫害,迫使那里的犹太人流离失所。前苏联对波兰军人的屠杀至今仍是前苏联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而大清洗则让英勇的苏联红军竟然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看看米哈尔科夫的名片《烈日灼人》就知道前苏联好人的下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期,50万人死在种族仇恨和屠杀之中。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让170万人从这个佛教传统的国家消失了;1994年,卢旺达的暴乱分子又下了狠心,将近100万同胞死于非命。而标榜民主和仁慈的美国人又如何呢?当“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的投弹手汤姆·费雷比像扔雪茄一样随手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时,他也许没有料到,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刽子手(多么可笑而又耻辱的称谓)。但是,诡异的是,他本人并没有多少负罪感,因为他只是按了按钮,只是服从了上级的命令,这和德国毒气室负责按下按钮的杀人犯是多么相似?
我想,每一个看到今村昌平的《黑雨》中那个被烧得全身皮肤全部脱落下来的小男孩时都会为之心碎,都会不忍多看他一眼。
弟弟(手上融化的皮肤拖得很长,从废墟中走出来):哥哥,哥哥。
哥哥(认不出来):你是谁?
弟弟:是我呀。是弟弟我呀。
哥哥(露出害怕的样子,后退):我不知道。说说你的名字。名字?学校?
弟弟:广岛中学。
哥哥(惊呼):是你。
弟弟:是的。
哥哥(高声):把你的胸卡给我看看。(扑上去看他腰间的胸卡):就是你。(抱住,相认,痛哭)。
毫无疑问,所有在大屠杀中充当刽子手的人,都是在深切缅怀希特勒同志的幽灵,他们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以“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庸常逻辑来指责他国的人都是危险的。上帝保佑了原子弹,那么美国人是不是就有资格来这样说话而毫不脸红呢:
杀日本鬼子,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美国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在自己的舰队上竖的巨幅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