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系里的一位博士生问我：“什么是‘五七干校’？”我惊愕了，难道这段历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它距今也才过去了四十年！
准确地说，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于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柳河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知道的是，这篇文章中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乎，就从这天开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县级各机关，数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专业，集中到了这个以“五七指示”为方向的“学校”里进行“重新学习”。有人统计，当年仅中央和国务院一级的机关，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宁夏等地创办了一百零六所这样的干校。
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严欣久：“有空吗？一起去咸宁看看，那里可有咱们父辈留下的足迹……”湖北省咸宁县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甚至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被集中到了这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我明白，他们的足迹一定是蹒跚的，踟蹰的，但我不能不去……那天正值酷暑，当地气温高达40℃，我们一行三人于武汉会合后，便结伴上路了——博士生带着轻便录像机，严欣久带着数码照相机，我则带上了父亲留下的《牛棚日记》。
一
感谢湖北省政府，颇有历史眼光的他们竟将当年的这处遗址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长蒋祝平说了，目的就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位于“四五二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的红砖平房，如今被两扇大铁门圈了起来，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院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丝人迹。行至五六十米远，是一排面对大门的平房，左首的两间辟为了一个展览室，面积不大，陈列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和实物，还有这样两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着苦辣人生，历史的筹码历史地掂量着沉重记忆。”
我没有下放过干校，和欣久一样，“文革”爆发时都还是高中生，我们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乡，是插队落户。然而不知怎的，当这段历史重新扑面而来时，竟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不知该怎样去“品味”，怎样去“掂量”了。博士生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新奇地用录像机拍下了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陈旧的锄头、扁担，破烂的衣物、炊具……整个展览室内阒寂无声，谁也不愿去惊醒这段沉睡的往事。欣久终于开口了，她轻轻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文化部为什么要将干校选在咸宁？”
两千多年以前，这里属于云梦泽的一部分，水天相连，人迹罕至；两千多年以后，这里属于长江的泄洪通道，湖滩片片，沼泽连连。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属机关——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属的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众多的单位，被一股脑儿地驱赶到了这里。仅仅是为了围湖造田吗？仅仅是为了“重新学习”吗？答案似乎并不如此。－－据当年的资料表明：越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越是要将校址选在最为贫困、最为落后的地区，或是黄泛区，或是盐碱区，就连兔子也不到那儿去拉屎……内务部等机关，更是跑到了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区域内，而他们的上级竟向“学员”们严密封锁了消息。国务院的直属机关选中的是宁夏的平罗县，那里是戈壁荒滩，没有公路，没有人烟，每隔几十里便是一座监狱；犯人们被转移走了，“学员”们被赶了进来，四周是高墙，四角是碉堡，牢房里散落着手铐和脚镣，墙壁上书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与这些干校相比，咸宁的自然条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却在于：其本身属于“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么与文化有关的一切机构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当其冲地成为革命的对象了！其实早在动身之前，军代表的一番话已是一语中的了：“要明白，像你们这样的单位是要彻底砸烂的，你们到干校去是属于安置性质，从此就在那儿劳动、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就这样，这些文化人被一锅端地逐出了上层建筑，逐出了知识领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残。上路的那天是中秋节，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车刚一启动，车上车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也来送别自己的丈夫吴晓邦，她说：“车站上的气氛很紧张，很吓人。解放军站成一条封锁线，谁也不许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恶极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韦君宜，则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没有，无人知道，但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了单位的人，就跟没有了妈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览室的墙壁上，悬挂的都是一些高举红旗大踏步行进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们的笑容背后是否含着泪水，但我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直接领导便更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不可否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经过“大熔炉”锻造出来的军人，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由他们来占领上层建筑，无疑是最让人放心不过的事情了－－
这是一位军代表在五连（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的训话：“你们这些‘臭老九’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打起仗来，先把你们‘突突’了！”这是一位负责人在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公开扬言：“我们一定要把文艺黑线的根子彻底挖出来，先吃肉再喝汤，最后啃骨头！” ……就这样，当知识贬为粪土、文化贱如草芥之后，读书人终于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尝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味道。
那天，就在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泪。不为别的，只为当年他们的单纯与天真－－进入干校之前，他们又有谁不是抱着美好与期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一位著名的画家甚至买来一支竹笛，想象着自己就要成为水墨画中的那个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亲也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
那条大堤还在。这是首批来到这里的“学员”们为了围湖造田而修筑起来的，也是后来他们每天高举着红旗去上工的必经之路。当年尚属“壮小伙子”的崔道怡这样回忆道：“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便修筑起来了－－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爬上陡坡的。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踏碎冰凌拉犁奋进的。”据说当年同样是“强劳力”的阎纲实在熬不住了，他悄声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时期，你俩都在南泥湾开过荒，同今天的围湖造田相比，哪个更苦些？”不料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无法相比，干校的劳动要比南泥湾苦多了！”
年轻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残者就只能以生命为代价了－－我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灵，两次落水，极为狼狈。”“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然而比他更惨的却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断了，仍得拄着拐杖参加劳动；侯金镜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还得于月光下加班加点，最后累死在菜园中……如此的折磨，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出来讲话：“我们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六十岁也都不下地了。你们怎么能让那么一把年纪的人去干重活呢？几可怜哟！”
“文革”结束后，记者去采访周巍峙，他这样说道：“干部参加劳动，益处是很多的，我们也并不厌恶劳动，重活脏活都愿意干，而且干起来非常认真。但是被当成了‘专政对象’，进行劳动改造，心里很不平！”－－他一语道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性质！为了想方设法折磨这些“专政对象”们，当年在其他的干校中，甚至还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比如说：“宁要革命化，不要机械化！”拖拉机被闲置在一旁，硬让“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拉犁。又比如说：“五十米不抬头，一百米不直腰！”这是为了防止插秧时有人“磨洋工”，田头上竟连简易厕所也不修造，不论男女一律在水田里自行解决。
……那片操场还在。这是当年批斗“反动分子”的会场，通常是彩旗招展，口号震天。展览室内，一张发黄的照片证实了这一切－－台下，人们高举着胳膊呼喊口号；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着头一言不发……这个人是谁？看不清他的脸。其实又何必去辨认呢？我的心头一阵发酸，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腾，几欲发狂，却又不得不镇静自己，不露声色。”身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于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于大堤上狂奔；他对着四周呼喊，但四周却是一片沼泽，连一声回音也没有……
后来读到许觉民的文章，才知道饱尝这种生不如死滋味的人，并非父亲一个。他写道：“我不了解过去法国第三等级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想我不会比他们再差了，我是一个十足的贱民！”那年，萧乾的一家也被驱逐到了这里，他的妻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家中的小猫失踪了，等到找回来时两条腿全被人打断。同病相怜的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你活活受罪，不如‘安乐死’吧！”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
不曾想，这样的一种折磨，很快又扩大到了年轻一代的身上－－一场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于干校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声势之大，可谓人人过关；其刑法之酷，可谓惨绝人寰－－用烟头烫，用皮鞋踢，搞“车轮战”，使“熬鹰法”……阎纲曾这样描述他被带进审讯室时的心情：“周身的热血直冲脑门：这不是进了《红岩》里的中美合作所吗？”
仅仅几年的工夫，这所美其名曰“向阳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终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此间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残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清了。韦君宜写过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记忆》，记载了发生在她身边的十个“无罪者”的故事。她凄楚地写道：“当初我们是一起被赶下来的，如今却不能一起走了……”
还需要怎样去评述它呢？－－萧乾说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阎纲说了：“应该面对事实，把‘五七干校’如实地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治国家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文革博物馆’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校部出来，我们一行前往当年的宿舍参观。在路上大家讨论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干校的“军事管制”方式应该如何评价？一时间，两种意见争论不休。
我向陪同参观的人们讲起了父亲的一个故事：那是一九七○年的初冬，宿舍建成还不到三个月，他却被派往湖中看守菜园子。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住处，离开原本的集体，独自一人搬进那个杳无人烟的荒滩里，搬进那个孤零零的草棚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新家”：“……不过是以油毛毡盖顶、以芦席围墙、不到十平方米的一个工棚而已。虽有门框，却无门扇。至于屋顶，西北风一刮，大有被随时掀走之势。”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此时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是满心的高兴。他说了，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能够“离群索居”，彻底摆脱那个令他窒息的环境！
欣久也讲了一个有关她父亲的故事：当年她在内蒙插队，曾经写过很多封信，希望能来咸宁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贯慈祥的父亲却坚决反对，理由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眼睛在盯着我，到时候哪怕想给自己的女儿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寻找事端，会不由分说地批评我：‘你又想搞什么阴谋？’”
望着博士生那一脸的茫然，我真想告诉他，这两个故事正是对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的一个最好的注释。不知是为了显示“钢铁长城”的威力，还是为了更方便地管制这群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后由北京军区和湖北省军区组成的“军宣队”，竟于整个干校中实行了军队的建制－－“学员”们按照原先的单位和系统，被分成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连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于管理，同样是“准军事化”，一切均以军队的纪律严格要求之－－白天，在连长、排长以及班长的带领下进行劳动；晚上，则以班排为单位继续开展“斗批改”，就连国务院规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到了半夜，也要被哨声唤起，进行“军事训练”。年届六旬的萧乾不堪其苦，他说：“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圆，因为军宣队半夜里会吹哨‘拉练’。我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得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响的哨子……”一次，冯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岗时跌倒了，萧乾急忙上去搀扶，但是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却上气不接下气地推开他：“别管我，快跑，跟上队伍，不然又要挨斗！”
后来，读了别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这种制度并非是咸宁干校的“专利”。在中央直属艺术院团的干校中，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看露天电影时，所有的人也必须整队，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一溜，班长坐在最后边。有人要上厕所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往后传，向班长报告；而班长的答复，同样是一个一个地往前传，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会”。
很可能也是为了这一同样的原因吧，在“准军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强行拆散了，这里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而无夫妻或者其他亲属的关系，一旦入校后，一律按照性别的不同，住进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里。
时间一长，问题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青年人要解决“性”的问题，老年人要解决生活问题。至于前者，尚可想出种种办法，甚至跑去“野合”；至于后者，便只能是“好自为之”了。－－沈从文初下干校时已近耄耋，却无法与隶属于另一个大队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书中凄凉地写道：“……目前的困难，总还能克服。至于病，有个亲人在一处，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于无可奈何，那也就一切听之，接受现实了。万一忽然完事，也极其自然，不足惊奇，到时让大弟或小弟同来收拾一下残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镜，同样不能与同在一个连队的妻子团聚，直到咽气，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最终是“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就开走了”……至于那些随同父母一齐下放的孩子们－－从学龄前的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则一律被集中到了数十里外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里，两个星期才能探望一次。涂莹跟随父母来到干校时只有六岁，她回忆道：“……送我坐班车去学校的日子到了，我独自逃到山后的林子中间，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丛中的各种虫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学校！”
欣久宛如一名记者，一路上手持相机拍个不停：甘棠镇、鲁家湾、红旗桥、五七道……其结果，还没到目的地，电池便消耗尽了，相机也彻底“罢”了“工”。我笑着批评她道：“不能省着点吗？”她却赌气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说，哪处地方可以‘省’掉？”我哑然了。是啊，面对着这片曾经上演过无数悲剧的土地，又有哪一处不该去记录、不该去探寻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王六嘴”。这是一个小小的山岗，当年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宿营地就建在这里。如今那一排排的红砖平房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所有权已经转让给了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成为职工们的家属宿舍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房主人将我们让进了屋子里。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是一个个用土坯隔出来的房间，既低矮又狭窄，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当年却被塞进了三到四个人，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蜷缩在一起的？－－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空间全都占满了，我的行李只好悬之壁上，床前之狭只可容膝……”房主人一脸的茫然，虽说“？菖？菖？菖旧居”的木牌在他家的门框上已经挂了多年，但他却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然而，我已经很满足了：那门、那窗、那墙、那顶……毕竟都还是历史，它们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当年，这里没有孩子的欢笑，没有家庭的温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因为“军管”的需要而重新组合的“集体”。其中的成员，按照顾学颉的说法，一共分成了四种等级：头等的，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为一般的革命群众；四等的，则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于是乎，当这四种不同阶层的人被强行“集中”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时，彼此间的“勃谿”则是不言而喻了！－－十四连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食堂里宰杀鸭子，有人“义正辞严”地提出意见：鸭肉分给革命群众，审查对象只配吃鸭头和鸭屁股！人性终于被“阶级性”所取代了。
身为第一等级的军代表们，权力意识在不断膨胀，傲慢情绪在不断增长－－大言不惭地将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刘白羽”者有之，有恃无恐地猥亵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张胆地窃取公共财物者有之，居高临下地向被管制对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为其他等级的人们，为了“立功赎罪”，也开始钻营与投机了起来－－有人总结出了看“牛”的经验，并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墙报上；有人则以“告密”而邀宠，以“卖友”而求荣：某某某于私下里偷吃营养品，谁谁谁于背地里大骂校领导……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同样当过“学员”的火星写下的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同时也是一场‘造奴运动’！……没有‘奴’，‘神’是虚空的；没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无由抓出。”
－－这就是父亲为什么宁愿一个人睡在荒湖野滩上的原因，这也是欣久的爸爸为什么坚决不同意女儿来看望他的理由。
王子野身染“出血热”，危在旦夕，连长却发话了：“死了活该！这种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金灿然被斗得神经失常，造反派却幸灾乐祸地说：“这个老呆虫，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李季递了一支香烟给仍在受审查的陈白尘，便被扣上了“敌我不分”的罪名；陈早春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喝令“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天，面对电视台的记者，欣久朗诵起了牛汉的一首诗：“那些年/我没有记过一天日记/没有邮过一封信/没有被人握过手/没有叩过谁家的门……”我的心再一次地流泪了，我品味出了潜藏在其中的辛酸。
三
参观结束后的第二天，当地的最高学府－－咸宁学院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主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作为上山下乡的两支重要大军，为什么到后来“知青文学”收获颇丰，而“干校文学”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问得好！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话题－－它是随着“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的开发而被提出来的－－什么是“干校文化”？“五七干校”有无自己的“文化”？虽说它并不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却与前面那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早在一九九八年，一个名叫摩罗的年青学者就这样评价过“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群群地被赶进了一个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也已没有了一丝知识分子的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了自我、没有了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否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如果说“是”，那么这群知识分子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那么当年的他们又为何要争先恐后地跑到干校中来呢？我对欣久说，这也是我来咸宁的又一个目的－－我就不相信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一个清醒者，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个体人格与耻辱意识重新苏醒过来！
那天，我们应当地“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城外的邀请，走进了他的家中。小伙子年纪不大，但他书房中的一切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排排的书柜直抵天花板，里面摆放的都是他自一九九五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左边是采访时的录音磁带和录像光盘，右边是搜集来的历史照片和文字资料，中间则是他亲手撰写和主编的丛书，一摞又一摞……十多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仅采访了上百位曾经流放于向阳湖的文化名人们，而且还为他们一一建立起了“个人档案库”。于是借助着他的辛劳，我终于走进了这段历史的深处，走进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答案就在这里边！
那群“矢志不渝的虔诚者”们，正在渐渐地产生动摇。－－张光年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位“老革命”在初下干校时发出过这样的誓言：“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然而他的这片赤诚，不仅没能帮他解决“历史问题”，就连“现实表现”亦屡屡遭到否定。他悲怨了，愤怒了，终于拿起笔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永远也发不出的信。张光年的反抗完全是“张光年式”的，他说：“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竟发现许多过去实际上并未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不禁拍案叫绝！于是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作为知识分子存在标志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那群“惨遭蹂躏的哀怨者”们，正在悄悄地坚忍起来。－－以萧乾为例，曾经的历史“污点”竟让他天真地把干校当成了“避难所”。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这一美梦，他开始转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胡风分子”牛汉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读着这样的诗句，已经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
那群“宁折不弯的抗争者”们，则在继续地斗争下去。－－郭小川算是一个，他大胆地向干校领导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的自由？”人们这样描写他：“……在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侯金镜也算一个，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更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读着眼前这一页页血写的文字，望着窗外那一片片曾经的湖滩，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与父亲的一次对话：
“干校期间，你想到过死吗？”我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死要‘死得其所’－－这里不是我死的地方！”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一个大写的人不愿倒下去的“底线”！
一九九七年，语言学家陈原重访咸宁干校，并为这片土地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了向阳湖。”……是的，“五七干校”终于成为了他们心态史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驿站”，一个知识分子开始恢复其独立思考的重要“驿站”。
体弱多病的臧克家，被逼着像年轻人一样下田劳动，但他却将这一“惩罚”化作了美丽的图画和优美的乐章：“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他在劳动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司徒慧敏的任务是看守菜园子，但他却写出了《蔬菜栽培笔记》和《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科研专著”。为了研究西红柿的生长规律，他更是冒着酷暑连日进行观察。－－他在苦难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黑帮分子”严文井，于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送给被斗得又饥又乏的“五一六”份子一块香喷喷的桃酥；“走资派”周巍峙，则于暗中向其他挨斗者教唱《大刀进行曲》。－－他们在蛮荒中展示出美好的人性。
冯雪峰于油灯下向年轻人讲述自己当年写诗的情景；陈羽纶将世界名著伪装起来，躲在蚊帐中研读；陈白尘则在日记中，用各种符号及“缩写”记录下了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在混沌中坚守着文化的阵地。
然而，我却又不能不回到当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很少去创作“干校文学”呢？那天在座谈会上，李城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年我去北京采访严文井，刚刚接通电话，就吃了一个闭门羹－－他一口回绝道：‘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就足矣！’”看来，他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对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沉痛的反思，去对那场已经垂下帷幕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总结。
欣久也发言了，她说：“我想，如果我们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他们一定会创作出真正的‘干校文学’来的！”她还转述了她爸爸留下的一句话：“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有眼泪，却不为自己哭……”这究竟是遗憾还是悲哀？当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人”之后，却又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一步步迈向了暮年，又一个个相继离开了人世。它终于造成了文学领域中无以挽回的损失，终于形成了文学园地中无以更改的“空白”！
那天，我们在学院里看到了一份中文系的教学计划，他们将挖掘干校历史列入了必修课程。这是一位学生于考察归来后写下的诗句：“六千个名字啊，诉说着六千种不幸。苦难谱就的曲调，辛酸酿成的醇酒，在向阳湖畔，铸成了一座文化的丰碑。”系主任单长江教授介绍道：“我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向阳湖。向阳湖使他们较早地熟悉了干校的历史，向阳湖使他们更深地领略了文人的风骨。因此，他们会比同龄人多一份成熟和自信，多一份坚忍与练达。”
我的心中流淌出了一股暖流－－这是遗憾后的收获，这是悲伤后的欣慰。返程的那天，我对着向阳湖，对着向阳湖畔的土地和向阳湖畔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来源: 《悦读MOOK》第九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