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10月5日，《人民日报》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10万名干部、工勤人员和三万多家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团中央系统的1500名干部、工勤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69年4月来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在这三县交界、两河汇流的低洼湖区，办起了“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生活。

黄湖本是个蓄洪区，连年水灾，一眼望去，十里八里没有一棵树，只有半人深的杂草、泥泞的道路及片片水塘，十分荒凉。大批干部来到这里，挤在农工留下的一些黑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住下，一面继续“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同时开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修筑防洪大堤、挖排灌干渠、烧砖盖房、打井修路、改造条田，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把生产仗当作政治仗、思想仗来打。基建工地、田间地头，都要开展大批判和“讲用会”。

为了不让汽车、拖拉机、收割机代替“五七”战士的思想改造，到大别山远达80里路拉石头，全部是人拉架子车。还有手割5000亩小麦大会战、抗洪抢险、水中捞麦大会战……每场战斗都是“五七”战士的一堂课。干校的口号是“一场战斗一堂课，一次总结一层楼”。在战斗中要“一事当前先分线，时时处处有路线”，总结时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建校初期，“五七”战士是“晴天一身汗水淌，雨天一身湿泥浆”，白天出工战天斗地，晚上收工“斗私批修”。初期黄湖没有电，每到晚上，一人一盏小马灯，忍着蚊虫叮咬，在小板凳上写思想检查。

一般革命群众尚且如此，作为被审查的“走资派”胡耀邦同志，还要按照军代表的要求，扛着行李轮流到各连队去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1971年1月，在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上，团中央五七干校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驻干校的军代表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在参加劳动的同时，拍些照片，记录干校的每一场战役、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一是留资料，二是举办校史展览。所用胶卷是《中国青年报》仓库中剩下的过期胶卷，由政工组保管，有拍照任务时先到政工组领取两个120胶卷。

在筹备举办建校一周年展览时，军代表指示还要照两张胡耀邦、胡克实这两个“走资派”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照片。我这才去照了胡耀邦同志插秧、胡克实同志挑稻谷的珍贵照片。那时，没有军代表的指示，谁敢随便给“走资派”去拍照片呀！

遗憾的是，领到的胶卷是过期十年的高速胶卷，当时冲洗条件非常困难，有的底片冲出来厚得几乎看不出影像。干校夏天温度高达40℃，而冲胶卷需要18℃，温度无法控制，既无暗房又无显影罐，也无温度计和定时钟。冲胶卷要等战友们睡下以后，用床单把门窗挡好，坐着小板凳，用两个小塑料盘，一个显影，一个定影，一盆清水，用两片南瓜叶蒙在手电筒上当绿色安全灯，用手将胶卷在药水中来回倒动，边倒动边观察胶卷的深浅变化。五七干校的几千张珍贵历史照片，就是用这种土办法冲洗出来的。

团中央五七干校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以大批判开路。除批判“人性论”、“先验论”外，对一些生活小事也从不放过，无限上纲，开展批判。如“一个萝卜事件”（一个同志在收萝卜时偷吃了一个），“半个馒头事件”，特别是“水獭皮事件”，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批特批，轰动一时。

有一天，二八连安排青年归国华侨杨知行和胡启立同志，到离连部5里外的幸福闸看水闸。杨知行平时就爱捕食野生小动物，一天夜里，他打死一只水獭，把水獭皮剥下到附近集上卖了。连队发现此事后，他怕连队抓住此事进行批判，自己就当不成革命群众了，就求胡启立同志说：“这事你就替我承担了吧！你反正已是‘走资派’了，你的问题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比起你的政治问题来，也算不上什么。”胡启立同志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事被干校当成大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批小会批，上纲上线，全校广播，还上了干校“五七战报”。事情越闹越大。杨知行又不敢站出来说明真相。胡启立同志为了保护群众，自己蒙受冤枉替人受过，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在批判会上，胡启立同志面对刺耳的批判，只能把苦水和泪水往自己肚里咽。

到后来，干校实在没有什么好批的了，就把一些同志盼复业、盼回京、盼探亲的思想，统称为“三盼思想”，在全校开展大批判，真是莫名其妙！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