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编辑；王：王绍光

编：王教授,请谈谈你在文革时候的经历。

王：1966年,文革爆发,我十二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时,我还在武汉市三元里小学五年级毕业班。当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我已进入武汉市实验学校读初一。这使我有机会亲身投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这种豪气冲天的口号激励下,我打起背包,与几个小伙伴到首都北京串联。在北京期间,我们没去颐和园等名胜景点游玩,而是认认真真地花了不少时间在街头抄大字报,“取”革命之“经”。

从北京返回武汉已是秋天,学校里成立很多组织。我申请参加“红卫兵”,但也许是因为成份不够“过硬”,没被批准。正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站”招兵买马,我就入了他们的伙。同时,还跑到武汉二中参加了一个名为“国际红卫兵”的组织。但那时毕竟只是个初一的小男生,没人把我当回事。

为了过“革命”的瘾,我和几个小伙伴回到三元里小学,弄到油印机、钢板、蜡纸和纸张;然后又到已被“砸烂”的市委大楼占了一间办公室。于是我们自己的“武汉市毛泽东思想小八路”诞生了,隔几天我们就刻印一批传单。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在闹市区向人群撒出传单那种感觉。看到人们纷纷抢那从天而落、五颜六色的传单时,我着实过了把电影中那种革命工作者的瘾。

不过好景不长,家长们很快发现了我们早出晚归的秘密,加上他们此时自身难保,于是我们被赶回了家。

编：对此后武汉地区的文革,你有什么见闻?

王：此后两年中,武汉文革高潮迭起,“二八声明”、百万雄师、1967年6、7月的大规模武斗、“七二零事件”、大联合、三结合、钢新之争、成立各级革委会、1968年夏天的抢枪和武斗??这一切令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眼花缭乱。我既是这些事件的观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参与者。

1973–1976年,武汉文革派系斗争的战火重燃。那时,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学任教。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骑着自行车赶赴大字报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胜路、航空路等地,打听最新进展。这几年留下的日记和与友人的通信,日后也成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编：那么你为何会走上研究文革的学术道路?

王：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同月,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这样,我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北大毕业后,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

1985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下一步就是写博士论文了。写什么呢?出国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为主攻方向,但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却觉得用学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更有意思。于是,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

以毛泽东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伟人史观”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亿万人民的参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群众身上: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群众为什么会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特点?这些便是我所关注的问题。

编：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群众的行为呢?

王：我决定以一个城市作为分析单位。这个城市当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汉。为了收集论文资料,我于1986年返回武汉。在武汉市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我足足蹲了三个月,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图书馆休息,我就在附近转转,思考问题。图书馆没有文革小报目录,馆员们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报,他们拿出什么,我就看什么。馆里规定不许复印,找到有用的资料,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在笔记本上。

之后,我将重点放到了人物专访上。几个月里,共采访八十多人,包括武汉文革时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人物专访让我了解到不少文字资料所无法提供的内情。

最后论文写成。我要达到的目的有二:一是系统地论证我对文革的解释;二是替武汉写一部地方文革史。

编：你的论文提出了什么新的学术见解?

王：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的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个解释基于文革期间自己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我当然并不否认文革中人们的行为有疯狂的成分。这种疯狂与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分不开。用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毛泽东属于那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charismatic leader)。

问题在于,韦伯也好,其他学者也好,当谈到超凡领袖现象时,他们似乎都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必然会丧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真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只会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进程决不会乱到连“伟大领袖”也难以驾驭的地步。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对几十人的访谈都证明,文革参与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

文革这个个案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既是疯狂的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信息的解读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文革中各派大打

“毛主席语录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崇拜者会有疯狂的行为,而认知向度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

除了论证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以外,我还试图解开一个理论上的疑团。熟悉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朋友们都知道,理性的人并不一定会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参加集体行动,他们更可能采取“搭便车”(free-riding)策略。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说文革参与者真是理性的话,就必须解释文革中的种种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对比各种“理性选择”理论和深入分析文革这个实例,我发现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难以解释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只有将理性的假设条件有限度地放宽,才能比较好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派性斗争、在什么条件下诉诸武力、何时退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