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邵迎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说他研究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我读这部著作，也同样发现了一片学术研究的“新大陆”。我想起一件往事：当年和朋友们一起合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我负责写上海孤岛话剧那一节，却找不到任何参考书，只看到一篇《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话剧卷·导言》（作者朱伟华），不得不摘抄充数（当然在“附记”里作了说明）。以后就一直留心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是成果寥寥。因此，我看到邵迎建的这部专著，确实眼睛为之一亮：尽管姗姗来迟，却终于等到了。

“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之所以成为研究的难点，少有人问津，是因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文学，有其特殊之处：它是由“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两个时段的文学所组成，前者有西方的租界占领，后者则由日本侵略者直接全面占领，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文学。但这也正是研究这样特殊形态的文学的意义所在：它包含着对殖民者逻辑及殖民统治的本质的追问，以及对殖民统治下知识分子、作家、导演、演员的言说环境、言说选择、社会责任与作用等问题的思考。不可否认，这些年在国内、国外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时隐时显的将殖民统治美化或竭力淡化殖民占领背景的倾向，应该引起高度警惕。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另一个倾向：有意无意地将沦陷区文学简单化，只强调“水深火热”这一面，而掩盖其畸形繁荣发展的一面；只强调占领军暴力镇压这一面，而忽略其怀柔发展政策的一面；只强调人民的反抗，而不愿正视殖民地意识的影响，麻木、屈从甚至迎合这些国民性弱点的表现。这不仅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而且殖民统治的辩护者正是由此乘虚而入，借口恢复历史的“另一面”，将其无限夸大而达到美化殖民统治的目的。也就是说，研究的简单化恰恰是为对历史的曲解开路的：两个极端，最后就走到一块去了。

本书的研究，正是看到了简单化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强调尽可能地展现历史的各个侧面，以揭示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为追求。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必需，而且也是针对着殖民统治及其辩护者的虚假性的。这里仅举一例：我正是从本书的描述里，第一次知道，曾被视为“中国左翼剧运的原典”的《怒吼吧，中国》居然经日本占领当局批准，于1942年在上海沦陷区公演。这是简单化思维所难以想象的，或者有意将其忽略不提，或者武断地将演出视为“和敌人合作”的“汉奸”行为。而殖民者的辩护者也很容易以此来证明：日本占领区依然拥有一定的“自由”。这两种主观臆断，都不需要对事实的客观考察，因此为作者所不取。她的研究不囿于既定观念，而是从材料出发。她对历史当事人的各个方面——批准演出的日本陆军报道部、具体组织者汪伪“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中日双方负责人、演员、观众、舆论媒体，以及演出现场和演出后的反应，都作了具体、详尽的考释，从而多侧面地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这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策略的变化，试图通过这次以“反英美帝国主义”为主题的演出，来重塑日本“反西方侵略”的形象，以此得到中国民众的理解与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的演员和观众则将其变成一出“借西讽东”剧，以发泄被压抑的反日情绪：这是一场占领者的“欺骗”与被占领者的“反欺骗”的精神搏斗，而以前者的失败告终。这样的分析，是能够显示本书作者的研究特色的：一切用材料说话。作者说她“追求的是原汁原味”，“尽量使用时人的语言，‘让他去说’”，“少谈问题意识，但求贴近场境；少分析、多叙述”（《后记》）。在我看来，作者并不是没有问题意识，没有价值立场，而是将其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隐蔽在事实叙述的背后。

这样，本书的意义，就超出了“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这一具体课题与领域，它提供的是一种直面客观全面而不是主观筛选的事实，以揭示历史复杂性与丰富性为指归的研究方式，对当下的中国学术研究是特别富有启示性的。这背后的经验，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作者谈了两点，一是要摆脱“固定思维”——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二是要“用最笨的方法”做学问，即一页页翻阅原始报刊，一个个采访历史当事人，在搜寻、梳理材料上下足功夫——这是深知学术的甘苦之言，而且完全切中时弊。

来源: 《人民日报》20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