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编订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学习文献，规范政治学习范围，推动全党更准确地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精神。此后，党内政治学习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反省检讨模式为主。通过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并加以组织引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干部思想纳入文件所指向的轨道，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通过“读文件”的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理论学习由抽象到具体的转向，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干部教育 整风运动 文件学习 “二十二个文件”
不断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追求。列宁曾说：“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干部的教育训练以及学习材料的供给，要求上级党部要“注意供给下级党部之教育训练材料”，并提出“中央及各省须创办专门登载教育训练材料及党内讨论的刊物”。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新鲜血液的大量涌入，以学习武装党员头脑更成为迫切之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要“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大规模推行学习制度化。1939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党的学习制度与内容安排有了基本框架，并为此后的干部学习所因袭。不过，彼时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材料相对宽泛，按照李维汉的说法，包括马恩列斯的学说、联共党史、共产国际纲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党报等。1941年底，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自身读物在教材中的比重。1942年初，根据《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精神，中共中央出台二十二个学习文件，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
伴随学习运动的深入，“读文件”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频繁出现的活动。1942年以后，由集中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而兴起的学习模式，逐渐渗透至常态化学习中。然而，这一过程中的“读文件”行为，尚无专门研究。因此，以“读文件”为考察对象，值得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各类运作机制的研究多有出现。总结中国共产党文件学习的系统化机能与制度十分必要。“读文件”如何在实践层面得到贯彻，又如何发挥效用，对统一全党思想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何作用，值得进一步追索。本文着重解析1942年以后中下层干部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读文件”学习活动，聚焦文件在干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发挥的几种典型作用，进而呈现中国共产党所倡导之“学”与“用”的内在联系。
一、 向文件看齐:“二十二个文件”的出台与学习观念的革新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中，列出18个学习文件，并要求各单位“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在阅读与讨论中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及全部历史。4月16日，中央再次补充4个学习材料，与之前的18个文件统称为整风的“二十二个文件”。5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6月7日，总学委召开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开始编组研究某些文件，中共中央先行开展文件的集中研究。6月8日，中央宣传部作出指示，要求“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停止一切其他课目”，“机关部队凡能阅读文件者，均应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如此一来，整风学习有了固定的核心材料，干部学习向“二十二个文件”集中。
“二十二个文件”各有侧重。艾思奇指出，要“先讨论‘四三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联共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等，作为一个‘总论’”。按照中央直属系统的研究计划，文件学习分为粗读与精读两阶段。粗读阶段为期一个月，浏览全部文件，并讨论“‘四三’决定和毛主席二月一日的报告”。精读阶段则按照综合研究、学风、文风、党风顺序进行。其中，整顿学风与党风的学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综合研究”部分的内容与艾思奇提出的“总论”文件基本一致，足见这几种文件的重要性。毛泽东的报告与“四三决定”属于整风学习中提纲挈领的文件。而“联共党史结束语”与“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这两份源出苏联的文件，也颇受毛泽东推崇，他要求中央学习组要先行讨论这两份文件。
毛泽东反对“言必称希腊”，并非排斥苏联文件。相反，他从苏联领袖的言论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这种资源须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加以诠释，方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运动中落地开花。以“联共党史结束语”为例，这六条结束语既是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精炼总结，也是其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由于其高度的理论概括以及强调马列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对其推崇备至。1942年初，毛泽东作《反对党八股》演讲，即引用结束语第四、五条，批判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现象，阐述正确的思想方法。同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重点讲解了另一部苏联文件“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并结合西北局出现的问题，逐条分析。经过讲解，文件被赋予了鲜明的毛泽东思想特质。
毛泽东的再诠释，使苏联方面的理论得以更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同样以苏联领袖言论为主体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民主》亦录有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部分论述。检视“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共有9个文件为毛泽东所著，另有两个由毛泽东经手修改。可见毛泽东的理念对于文件学习的影响。可以说，“二十二个文件”为全党规划出一个明确的学习范围。毛泽东称赞，只有学习文件方可避免“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的思想不统一现象。以此为标志，过去长期存在的脱离具体问题、书斋式的、单纯而抽象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风气发生转变，逐步围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论述为核心的文件展开。
“四三决定”可视为全党学习文件的肇始。“四三决定”发布当月，陕甘宁总学委即召开会议，“正式规定阅读整风文件为业务学习课程内容”，边区学校的学生与剧团演员也要以文件学习为辅助课程。前方根据地与部队的学习安排也随之发生转变。如一二九师1942年的春季整训仍按照以往学习模式，偏重政治理论，分组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及党建，之后则改变了方法，将干部教育重点放在整风与文化教育上，停止了政治理论学习。山东根据地自1942年7月以后，将“过去政治、理论、文化、业务四种学习暂停，集中精力来学习22个文件”，并重新制定学习计划，“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分为三部分，首先从整顿学风开始。精研细读记笔记，并实行小组和大会讨论”。新四军要求参加研究文件的干部，除工作必看书报外，停止其他学习，每天至少抽两个小时，专门致力学习两三个文件，并由总学委统一总结。可以看到，在“四三决定”的影响下，干部的学习安排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学习内容集中至“二十二个文件”，学习管理也统归各级学委。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细致地规定了研读文件的方法，将研读分为粗读、精读、笔记以及讨论四步。读文件前要先拟定反省主题；读文件中须领会文件精神，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做笔记时则“要联系到自己，联系到现实，以求由抽象再回到具体地去了解问题”；做过的笔记，须“时常翻看，俾便改进自己的思想”。最后，逐条讨论所读文件，联系实际反省自己，且领导方面应以身作则，“首先自我批评，作为模范，来引导大家反省”。
由此可见，干部能否通过阅读文件来发掘与检讨自身不足，是检验文件学习是否有效的标准。因此，此时的文件学习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而是必须“有的放矢”的反省检讨式学习。“四三决定”将“中央关于党性决定”等文件称作“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即有转变思想、打破禁锢之意。如艾思奇所说，老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亟待革新。
检视干部们的反省内容，不难看出“破旧立新”的意味。如一位晋绥干部在整风座谈会中说，过去他虽学习过党建、中国问题、联共党史、马列主义、西洋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多门课程，但却是“只学理论，没有学实际，只是孤立的静止的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不是以学习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另一位干部则通过讲述自己的学习史，把反省过程体现得更为生动：
那时，我认为只有马恩列斯的成套原著才算是理论，就以联共党史为主要学习材料……遇有警句，就抄在本子上记住，以便在适当时候查阅……在开学习会的时候也就引原句，而毫不想到理论只有在指导工作时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其结果，学习时不注意和工作的关系，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忘了理论。
可以看到，尽管阅读原著、摘抄警句并时常引用，是颇为常见的学习方法，但如果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可能导致“学用脱节”。对过去学习方法的反省，直观体现出整风学习破旧立新的旨趣。不过，这种反省有时亦有缺点，易造成为反对而反对、对过去的学习方法全盘否定的不良风气。如有的干部将过去在随营学校和训练班所学的内容都归为教条主义，甚至过去读的文艺书籍，也觉得读错了。然而，这样的风气也能从侧面说明，党内许多干部已然逐渐形成革新学习观念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助于干部时刻反省旧有的思维误区，并快速接受新的学习模式，从而确立起文件精神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党性。王林在日记中，或许是不经意间道出了实质：“我学以致用的意识太差，而知识分子为求学而求学的心理反倒很浓厚。例如今天读整风文件改造与检讨自己，心中潜意识总感觉不如读简史和中苏文化历史知识有兴趣，这倾向便表现在写剧本的不密切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倾向于说明和表现已经过去了的时代。”
二、 有的放矢：集体学习与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观念的革新带来学习路径的变革。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用“有的放矢”的巧妙比喻，来形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具体言之，“矢”指的就是中央规定的代表正确学风、党风、文风的文件。“的”则是“每一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是机关以及个人工作中“三风不正的地方”。
箭在弦上，不能虚发。文件的学习，有着强烈的指向性。学风、党风与文风所对应的学习文件，正是为了射向党内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在干部学习的具体实践中，当上级认为当前工作中存在某种突出的问题，或是党员干部出现不良的思想倾向需要及时纠正，往往会穿插开展文件学习，选取有针对性的文件，以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为推进工作作准备。
1942年底，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布化十二条”，堪称运用文件“有的放矢”的典范。他将其中各条逐一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元化领导、统一战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结合起来，用以阐释他自己对某项工作的要求，或他希望解决的某些问题。事实上，为期两天的讲解本就不是单纯的理论讲解，历时近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正是为集中解决某些不良倾向而召开的。在讲解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文件的“矢”，解决边区一系列问题。此次讲解向全党作了一次学习文件的示范。如李卓然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提出，“讨论检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讨论研究毛泽东报告的这十二条。在其范导下，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加紧建立各级领导核心，要求根据整风精神，学习“布化十二条”中的第九条（论建立领导核心），以实行自我反省，使干部严格地纠正自己的宗派主义错误。
组织的有效引导是“有的放矢”原则得以贯彻的关键，通常与集体学习密不可分。由领导人报告讲解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形式。此外还有座谈会、小组会议等形式的集体讨论。讨论前，须进行充足的准备：首先，参与讨论的干部要“看文件想问题”；得出初步的阅读体会后，再与同事“互助研究，交换心得”，使组织充分掌握干部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之后各人“再看文件，准备意见”，并由教员准备理论与实践并重的题目。讨论过程中，干部要“联系自己，进行点滴反省”，务求“把文件和每个人的思想相结合”。
《晋绥学讯》刊载了作为典型的晋绥六分区小组讨论，可援引为例。该小组讨论的是“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经商议，此次谈论主题是“我们在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徘徊摸索的现象？在目前工作上是否还存在有这种现象？”讨论会采用轮流发言、层层推进的模式，由某个组员先发言，后发言的组员根据前一个发言内容提出意见与批评，再结合自身进行反省，以此类推，最后由领导干部总结。成员的主要发言内容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于讨论前已确定了议题，有着明确的反省目标，因此，讨论已脱离了对“联共党史”结束语本身意涵的探讨，而是着重反省工作中徘徊不前、充满旧作风等问题。而且，反省并不止步于找出工作执行中的毛病，还追求理论层面的解释。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的要义正是“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讨论结果最终落脚于没有掌握正确理论方法上，既检讨了错误，又达到了理论认识的一致。正如赵超构所看到的：“所谓‘对事实的认识一致，对党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过小组讨论来实现的。”赵超构在抗战期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久而久之，遵循党的要求来反思工作与生活中的问题就成为干部们的习惯。
比较而言，1942年之前干部对“联共党史”的讨论，更注重对书籍本身内容的探讨。如王恩茂于1940年1月参加了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甲组讨论会，每月两次讨论“联共党史”的相关内容，基本是逐章学习书本内容，并就内容进行发言讨论。尽管1942年以前干部对“联共党史”的学习也强调将“联共党史”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但是运用更为凝练的联共党史结束语，有针对性地检讨具体而细致的实际问题，确实是1942年以后文件学习的一大特点。
晋绥六分区的小组讨论，以文件的某一专题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讨论并不仅限于这一种，而是相当灵活，“可以讨论某一个或某几个文件的读后感，可以讨论某个专题，也可以讨论某人或某几个人的实际反省”，甚至“不拘形式的二三人、三五人随时随地的交谈也是一种好办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干部，集体学习的方式也各有侧重。如李雪三总结道，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干部，应当注重通过上课、听报告等方式使其了解文件精神，并以一两个文件为中心，专注于结合自身一两个实际例子，便于接受与消化；对于知识分子干部，则应注意纠正讨论中“咬文嚼字”或“离题太远不合实际”的现象。一般说来，地方干部文化程度与级别较低的，则更以研究本部门工作经验为主，而以学习文件辅之。某些地区鼓励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斟酌合编，以便互相帮助。对于部分不易集中或时常作战的部门，则采取短期轮训的方式进行集体学习。如新四军第三师部分后勤部门“采取抽空集中干部作短期（七天至十天）的整风学习”，亦有一定效果。对作战部队，三师则多以营为单位，“采用轮训办法，或指定一营靠旅团集中整训”，训练完毕后再调另一营，“这样可不妨碍战斗任务的执行，又得安心整风的时间与机会”。
不过，各类集体学习的落脚点基本一致，主要为“发展必要的争论，并力求有明晰正确的结论”，且“务求联系当前的实际”。因此，上级需要通过干部们的发言了解其领会文件精神的程度，继而加以引导。晋绥区一次围绕《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讨论会上，干部们争论起“该文件究竟旨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是同时贯穿了反对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本部门的错误表现，究竟是犯了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还是形成了狭隘的经验主义”，为此讨论多次。《晋绥学讯》编委会在回复中，虽鼓励“热烈的讨论”，但还是强调应当抓住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即“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那些具体办法”，并通晓和掌握这些办法，才不会“成为字句的争论”。显然，编委会意在引导干部把握正确的讨论方向。李维汉对延安中央研究院纠正偏向的集体讨论有如下总结：
“四三决定”使我们懂得整风运动的方针和立场，懂得整风运动中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文件的讨论中，特别注意到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经验。《改造我们的学习》，使我们初步地改变了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结束语”和“布化十二条”使我们初步认识了建党的方针和路线……而《反自由主义》《反平均主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使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做了初步的反省。所有在这些文件的研究和讨论，都联系到个人的反省，也联系到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经验。虽然各个人的联系和反省的程度不尽相同……但由于经过集体的讨论，论战终于逐渐的展开起来。
最终，延安中央研究院通过讨论，纠正了曾经发生的不良偏向。由此可见，在集体学习中，每一类文件都有对应解决的具体问题，上级通过制定不同文件的学习计划，引导干部在学习与讨论中正视并纠正错误倾向，达到思想的统一。
三、 以文件为镜：对照文件自我反省
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归根结底仰赖内心自觉的接受。因此，在集体与组织的引导下，深刻的自我反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其中，文件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员干部需要“依文件的精神来检讨自己过去的一切”，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方能深刻反省自己。据干部回忆，陈云曾要求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按照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检查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提高认识、改进作风的目的。
将文件抽丝剥茧，使之具化成一条条能为党所用、为己所用的标准，并由干部将其与自身一一比照，文件便如同“照妖镜”一般，帮助干部找出“哪些是合于，哪些是不合于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方法”，从而“认清错误的根源，求出克服错误的方法”。如晋绥区一位干部，阅读过“调查研究”相关文件后，“感到文件的一字一句，都道着了病”。杨尚昆回忆，整风期间延安干部人手一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这篇文章之所以能为广大干部所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共产党员的标准具体化，如党员应当具备的八大修养等，其间穿插生动的正反举例，便于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以此为镜，正内心衣冠。简而言之，文件为干部们提供了既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贴合自身实际的理论与实践规范。
当然，即使对照文件，想要尽数找出自己的不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景晓村指出，有些干部急于检查工作而对文件学习不深入，导致“不得学习文件与整顿作风的要领”。李锐初学文件时，边读文件边思考自己的毛病，但还是觉得不够深刻。某干部在总结学风时对“如何总结？总结什么？”等问题无从下手，在文件与他人的帮助下，他的自我总结仍修改了五遍。
一份合格的学习心得往往需要具备几点因素：首先，有明确的“矢”与“的”，即确定主学文件以及重点需要解决的不良问题；其次，依照文件标准找出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再次，遵照文件精神并结合充分的具体实例寻求改进方法；最后，还需找到问题背后深层的思想因素，进而向党袒露内心、坚定立场。
以晋绥区干部一位同志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反省心得为例。他先是依照文件精神剖析自己的错误，归纳出“调查研究与工作有些脱节”“急性贪多”“不从现在现地做起”三点主要问题，并分别举出具体实例，如乡村工作求多求快、办事眼高手低等等，使反省更加真实与深刻。找到自己种种不足之后，再反思改进不足的出路，他认识到坚定的立场才是调查研究工作的根本所在：“真正立场坚定的人，学起技术来也容易……调查研究工作，对于立场的坚定也有大作用，它可以使你知道事情变迁的力量及其必然性。”最后，他告诫自己：“自己的自命不凡原来是空中楼阁，不现实的。你才知道天下事十九不如人意是什么意思，并不是社会有意捉弄你，而是自己违反了社会的规律……对我来说，加强思想意识的锻炼与加强调查研究同样重要。”
这位同志不仅抓住了“立场”这一关键要素，还揭露了自己的思想“病根”，这比许多用“小资产阶级思想”大而化之、一笔带过的反省更为深刻。能够看出，他切实放低了姿态，劝诫自己之所以显得作用微小，全然因为自己的立场有误，因为自己没有站在正确的社会规律一边。放低姿态，是自我反省，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反省的必经之路。反省时越诚恳，越能体现文件精神的正确，从而促使干部在不断的自我批评中坚定对文件以及其代表的党的精神的信仰。如太行区要求党员干部思考“党为谁”“你如何对党”等问题，激起问题党员的愧疚，进而加大反省力度。反省过后还需再读文件，特别是“与做好党员息息相关的文件内容”，将文件作为武器，“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当党员干部深刻地批判错误思想，放低姿态，才能做到与党的立场相一致。故而有干部表示要放下以前的“臭架子”，重新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立场，当一名“小学生”。
该同志的反省得到了《晋绥学讯》编委会的认可：“石同志的反省，是坦白的，揭发了自己的错误，也揭发了错误的根源，并且也提出了今后应该怎样。”能获得编委会认可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另一位亨洲同志的反省就受到了编委会委婉又严厉的批评。他的反省并不比石同志的少，但其被诟病的重点在于仅仅揭露了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只是现象的罗列”，引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明自己的问题，属于“搬理论来补救”，却没有诚恳地反省自己错误根源是什么，没有找出自己究竟与文件要求相差几何。这在反教条主义的大环境下，当然是不被允许的。
亨洲的问题并不少见。在一些干部的反省过程中，强行套用文件条文的做法时有发生。如晋绥区一些干部“用原则套事实”，将文件中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一条一条强加在自己身上，结果“不得不承认自己一塌糊涂”。太行区亦出现过类似情况：“拿上自己主观的结论，去找寻材料，碰见一点两点可以证实自己主观结论的材料，不肯从实际出发多加考虑，就下结论。”甚至有干部只是对照条文敷衍应付，毫不联系自身实例，写出“第三条有时犯之，第七条做得不够，第八条做得不够，第十一条有时犯之”寥寥29字。正因如此，上级对反省文书有着严格的要求，干部们往往需要来回对照各种不同的学习文件，经历多次从读到想再到读的过程。如中央党校某干部起初作思想总结时，颇觉得无从下笔，先是将刘子久的信来回阅读，希望学习其写法，却感到难以检讨出自己全部思想，于是又研究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受到其中启发，开始逐渐思考自己的典型不足，接着又“反复研究彭副校长关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报告，总结出自己的全部想法”。如此来回，他的总结修改了八次才完成。
事实上，无论是领会文件精神实质，还是深刻剖析自身，都决非一日之功，更非干部一己之力所能及。因此，多样且强有力的组织引导，是干部文件学习的保障机能所在。典型的组织引导包括督导检查、个别谈话与测验等，这些方式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习保障体系。
常见的督导检查一般表现为上级党组织或学委等负责同志定期批阅反省笔记，及时跟进学习进度，使反省不至于“长期停滞于文件圈子里”。如淮北区党委要求确立“隔级分工领导办法”，形成上下级对应的指导关系，开展“帮助读文件，调阅笔记，解决问题，口头谈话，工作检查等工作”，并配有严格的纪律规范，对不按时上课、读文件、到会的干部进行口头警告、登报批评、记过等处罚。鉴于在职干部业务繁重，新四军三师八旅要求严格规定干部阅读与讨论的学习时间，以保证学习的持续进行。
上级亦会对学习中遇到问题与困难的干部安排个别谈话。谈话是中国共产党指导、训练党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就指出应对存在不良思想动向的党员进行个别谈话。文件学习中，个别谈话同样是指导党员干部找到自身问题、找准纠正方向的良方。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出这样的经验：“要帮助一个错误思想比较顽固的同志觉悟过来，单靠检讨会不够，还需要向他提供材料，让他再仔细读有关文件，领导者本人应指定适当同志与之个别谈话，帮助他自觉的认识和改正错误。”新四军第二师学委会专门组织调查组，事先对干部进行调查，由调查组结合搜集到的材料，对干部个别谈话、提出意见，为接受谈话的干部指明症结所在：“某同志说：我从前看过几遍党员修养，好像反省不出什么东西，现在经过这次谈话及会议后，又再去看党员修养，觉得对这文件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另一个同志说：我平常听见什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都以为是不关我的事，经过这样指出后，觉得实在是这样子，非联系自己检讨和转变不可了。”
阶段性学习完成后，上级组织往往会安排测验。测验的目的，在于帮助干部反省自己的问题，而非停留在记忆词句。新四军三师七旅的整风测验曾被列为反面典型：“用填句的办法，硬把文件中的章、节、段、句摘出为题，其中空些字要受测的人填写进去。”为应付测验，干部们“只好下死功夫把文件背熟”。正确的出题思路，应当如中央党校的考试一样，考题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直击学员工作生活中的错误:“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类似的测验也出现于陕甘宁边区的学风文件学习中：“在你们工作部门中有无主观主义？如有，具体表现在哪里，如没有，有何事实证明？主观主义要怎样才能克服，或准备怎样来克服？何以会产生主观主义？”显然，这样的测验均为促使干部们结合文件拷问自身、联系实际，以达到自我反省的目的。
四、 机制的传导：文件学习的示范效应
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二十二个文件”被突出强调、推广，进而经典化。因此，针对“二十二个文件”的理论学习，与一般的文件学习自然有所差异。不过，“二十二个文件”本就不局限于纯粹的理论文本，其中既包含“联共党史结束语”这样偏重理论阐释的文献，亦有领导人报告以及党的决议、指示等。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学习逐步扩展。《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甲申三百年祭》《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陆续加入其中。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部分文件，包括党和政府的决议、报告经过经典化，逐步上升为理论学习的重要文献。相应地，被列为标杆的文件也不断涵盖时事、政策教育等各个维度，更加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宗旨。
进一步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都可视为良好的学习材料与理论精神的载体。正如姜思毅所言：“党的一个工作决定，一个好的调查研究资料，一期党刊，一张党报，何尝不能当作我们很实际深刻的整风文件呢！”姜思毅的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文件学习的开放态度。他指出：“为了整风的实际需要，对我们有重大意义的其他文件……都可进行学习。而对某些单位及人员，还可规定专门的必修文件。正因如此，“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理念与方法得以运用到其他文件的学习当中，对之后干部的思想教育产生了相应的示范效应。其示范效应有二：一是常态的时局与业务学习同样要求思想的改造；二是结合文件检讨与反省的方法同样应当运用到各类干部教育当中，以为各项工作的思想准备。由“二十二个文件”所形成的学习机制，逐渐传导，渗透到常态化的时局、政策教育中。
以1943年的时局学习为例。1943年中，鉴于共产国际解散以及国民党制定的一系列对共行动，中国共产党判断此为第三次反共高潮。而3月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则被视为此轮反共高潮的标志之一。毛泽东表示，“国民党自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7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陈伯达著《评〈中国之命运〉》予以反击。8月，中央总学委发布通知，要求学习《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五个文件，并辅以三篇《解放日报》社论及相关文件作为参考。《评〈中国之命运〉》正式成为全党必学文件。
总学委的基调明确，就是要肃正党内对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错误认识，加强阶级教育，以使党在思想与政治上更为巩固。按照总学委的指示，各根据地制定了相应的学习安排。如太岳区于地委级以上干部党风学习文件中添加《评〈中国之命运〉》，淮北区也将《评〈中国之命运〉》加入10月时局学习的必读文件。此番学习有两个特点：第一，时局文件与学风、党风等文件的学习相配合，时局学习与整风学习交融，呈现出理论文件与政策、指示文件共同学习的特点；第二，以反省与改造不良思想的整风学习精神为主旨。
以太行区委党校的时局教育为例。李雪峰将关于党风、学风的一系列学习活动称为“运动之准备阶段”，其目的在于端正整风态度，“弄清中国发展前途，澄清政治思想，运用理论与实际结合之方法，研究蒋之思想及企图，党的关系及政策”。在研究文件过程中，不少干部通过思想检讨，弄清了过去对国民党反共问题的糊涂观念，改变了“傲侈的态度”。与之类似，淮北区在1943年10月的时事学习中，要求联系学风文件“反主观主义”和“改造学习”两部分，学习《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并充分讨论、反省，从而暴露干部们的错误思想，统一对时局的认识。新四军第三师直属队举行了关于时局前途与国民党走向的大讨论，讨论的一大特点就是“能把整风精神应用到时局问题上”。通过学习，干部中“主观主义的看法”大为减少，师领导称赞“这是由于注意到思想领导的结果”。
经过学习，根据地各类人群对《中国之命运》均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并认识到中国的光明前途系于中国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如一次时事学习座谈会中，高鲁等人谈到了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引出了蒋介石“一贯反共”的话题，由此发出感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是满篇鬼话。这本书是蒋介石反共的具体表现，是军事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借口……真正代表中国命运方向的是毛泽东思想，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等书。”就近而言，学习《评〈中国之命运〉》，为中国共产党打退“反共高潮”的斗争实践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长远来看，也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由民族革命转向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前提。
时局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干部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高鲁随军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其所在单位亦多次举行时事政治讨论会。不过，由日记观之，当时的讨论主要还是侧重就时事论事，专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于组织生活会，与时事讨论相对分开，且上级并未安排特定的学习材料，阅读材料亦相对缺乏，以至于讨论有时难以深入。1944年，他在晋绥党校更为系统地学习了时事政治，并参与了为期较长的讨论。相比之前的讨论有所改进的是，经过整风学习的洗礼，有的放矢、自省自照的理念进一步加强。讨论过程当中，学员多会反省自己过去对时局的错误认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指出讨论中暴露出的思想问题。教育长有所总结：“思想改造主要是讲通思想。这次联系实际学习时事，知道了怎样学习才能进步，减少了顾虑，丰富了自己，学会了解决问题。”由此可见，这种讨论延续了整风学习的精神，目的在于消除思想顾虑，奠定应对时局变化的思想基础。
在不断深入的学习运动影响下，干部们渐次适应文件学习的节奏。“学习文件精神”逐步成为开展某项工作或运动的先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制的重要一环。先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再开展工作的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4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检查拥政爱民相关工作的指示，要求“利用这一运动，来深入革命军队本身的教育”。指示鼓励各地“学习古田会议的反单纯军事观点及拥政爱民公约”，让“每个人都根据这两个文件反省检查自己”，坦白“自己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作出具体的改正方法”。各根据地与部队均调动起来，开展拥爱教育。如山东军区干部通过学习分局、军区拥爱指示以及刘少奇《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等文件，采取上课、作报告、开座谈会讨论反省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并写拥爱反省，以检查自己的群众观念。新四军要求强化拥政爱民政策的首要工作便是深刻研究“华中局和军政治部发出的拥政爱民指示，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文件，任弼时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关于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的报告”等文件，并“在干部小组里进行讨论漫谈”，进而联系部队与个人的言行事实，作深刻反省。
显然，拥政爱民教育延续了由上级指定相关文件进行学习，并结合文件讨论、漫谈、反省、检查思想的学习模式。所学文件看似包罗万象，其实仍有着内在规律。与前述时局学习相似，拥爱运动的学习文件既有理论性较强的文件，如《组织起来》《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亦有上级指示、报告等指导具体问题的政策文件。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文件安排，也是思想教育与工作实践结合的体现。
1945年初，为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胶东区党委要求干部“一律以三月份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生产文件的学习”，“以推动机关与群众的生产工作”。区委制定出《组织起来》《两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等六个主要学习文件，学习过程分为三步：（1）“检讨”：“在学习时，应将去年各机关、单位及每个干部、工作人员的生产工作作一检讨，找出去年生产工作中的主要缺点，与经验教训，作为推进今年生产工作的依据”；（2）“联系实际进行反省”:“通过文件的学习，联系每个干部、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生产工作的认识、实践及群众观念的反省，进一步提高每一同志的劳动观念、与群众观念”；（3）“集体学习与动员”：“通过以部门及机关为单位酝酿、讨论、研究并具体计划今年机关的个人的生产节约……并应联系研究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及如何帮助推动群众的生产工作，做到从机关、部队到群众，把今年的生产工作，热烈的开展起来”。由此可见，抗战后期，先学习与领会文件精神，再开展各项运动的工作模式已日臻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局面，掀起了一股学习联共党史的新热潮。1953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并选取相关文件配合研读。在中央精神指导下，各级党政机关很快做出学习部署。如宜昌市干部于7月开始理论学习，干部们需要结合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件，联系《联共（布）党史》第九章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经济问题的著作，研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以及财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及思想根源等问题。研究过程中需进行“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以进一步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从而使全党干部“正确而全面地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和实质”。这种学习理念与抗战时期形成的理念可谓一脉相承。
余论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完善自身学习制度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塑造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可以说，毛泽东一直致力于使马列理论为“我”所用、为党所用。这一努力，在1942年后的文件学习运动中更进一步。
中国共产党编订以“二十二个文件”为中心的学习文件，规范学习范围，推动全党更准确地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精神，文件成为架构起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际的桥梁。中国共产党此后的理论学习，不再以抽象的理论知识为追求，取而代之的是“有的放矢”的反省检讨式学习。通过将反省、批评与自我批评注入文件学习，中国共产党构筑起以党的文件为中心，以集体学习、自我反省为方法，以督导检查、个别谈话、测验等组织引导为保障的文件学习机制。这一机制随着学习运动的深入，传导至时局学习当中，对此后的干部学习与思想教育都起到了范导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先学习文件精神，再开展工作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研读党内理论文书、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书写感想等方式，并非中国共产党所独有，国民党亦力图将这几点融入干部训练之中。但论深刻程度，远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曾两度接受国民党中训团训练的郭紫峻，在受训感想中大谈“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然其论及“学习，进步，工作”二百余字，引蒋介石、陈立夫及《中庸》《易经》语就有四处，几乎没有涉及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亦流于形式：“大体是虚伪的、一般的、无原则的……只讲表面的形式，而不作具体的批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各级机关均应切实研讨与批评，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陈克文痛批各部会次长的研读报告，多是“敷衍了事的文章”。这样的研读，显然难以达到统一思想之目的。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中提炼出的经验相结合，制定出“有的放矢”的学习文件，并在干部学习中真正贯彻反省与批评的精神，将研读文件与思想检讨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解决当前实践中遭遇的具体问题，从而使他们真切遵守党的文件、形成理论自觉，成功实现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通过这场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具备了更高的权威，文件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受到广泛认可，这背后体现的是干部对党的忠诚。
在此基础上，党的文件一定程度上亦可作为党员干部们精神世界的支撑，成为纾解情绪、自我规劝的良药。1943年下旬，陈修良因提出工作建议不被认可而心情低落，正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她提供了“正确的思想”,使她“悟出了真理的结论”：“甘心于在这种被冷遇的环境考验，记着‘光荣的孤立’这句话！”陈修良的经历并非个例，另一位干部刘毅生，在面对误解时，也曾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勉励自己：“共产党员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承受各种误解……而毫无怨恨之心。”由此可见，经历过学习运动后，运用文件的理念考虑问题，已逐渐成为干部思考方式的一部分。换言之，在党的严格要求下，阅读文件与自我省思本就成为一体两面，难以分割。如一位干部所言：“文件是供给共产主义的‘我’以武器，而反省就是用这个武器去驱逐另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我’，最后使自己变成一个健全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其他党派或政治势力难以企及的。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独具特色，如赵超构这样的党外人士不免难以理解：“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他的看法未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局限在于忽视了“理论水准”与革命实际之间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讲，赵超构认识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外其他政治势力的局限。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只有学以致用、实事求是、为实践服务的理论，才是更有生命力的理论。
借“读文件”的学习运动，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理论学习的转向，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学习文件精神”的理念，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