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陆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掀起过一次陈寅恪热，以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为标志，近几年来，有关陈寅恪的著作又在大陆掀起了出版热潮。2010年，陈寅恪诞生120周年，出版了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2013年，又有张求会《陈寅恪丛考》，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谢泳《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事》，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以及再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的再版等。您觉得这次出版高潮算是一个新的陈寅恪热潮吗？与九十年代的陈寅恪热有什么异同？

谢泳：首先声明，你提到的我那本小书根本没有出版，还在计划中。但今年应该会印出，这是一册小书，不能和你提到的其它书相比，只是我个人读晚年陈诗的一点粗浅心得。

再有一次陈寅恪热，我以为不奇怪。以后可能还会有，这主要取决于关于陈先生的新材料能不能出现，或者人们在旧材料中能不能重新发现陈先生的新思想新观点。陈先生留给我们许多学术之谜，比如他两部重要要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单纯考据还是个人传记？他1949年后的学术论文，也不能简单以一般学术论文对待。现在人们都在解陈寅恪晚年的诗，其实他晚年的文也多有深意。这方面余英时先生很高明，他把晚年陈寅恪的诗与文看成一个整体，很有学术洞察力。

陈先生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人物，这决定了关于他的研究有持续性。还有一个特点是中国的文史研究，多有当下情怀，而这个情怀多出于对历史人物的敬意及他们命运的不平。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史界凡热的人物，多有这样的特点。要单说丰富和复杂性，章士钊、郭沫若、冯友兰等都具备，但你没有发现学术界出现关于这些人的“热”。我们有“陈寅恪热”“顾准热”“储安平热”等等，而没有现过“郭沫若热”“冯友兰热”。以往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我想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当年翦伯赞注解过几首晚年陈诗，刊在当时中宣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如果这个材料出现，对我们理解陈诗肯定会有帮助。中宣部的内部刊物我也查阅了几种，比如《宣传通讯》《文艺情况动态》等，但还没有发现。严格说，这个工作并不难，难在我们现在档案的解密程度过低。还有政协、学部以及中山大学等，这些地方关于陈先生的材料完整公开后，一定会大大提升陈寅恪研究的水平。最近陈徒手先生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完全使用内部文献完成，可以看成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我还有一个感想，这些年来，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数是民间学者作出的，比如胡文辉、张求会、刘经富等，后者虽然在学校工作，但也是边缘学校，他们也是边缘学者。这也说明学在民间的道理，也说明民间对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敬意。近二十年来，官方的学术课题中，还没有出现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门课题。

这次“陈寅恪热”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们对陈寅恪内心世界的细微体察远比当年深刻。比如就个人生活待遇而言，当时中国学者所能得到的好处，陈先生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他是一级教授，是学部委员，是政协委员。但陈先生内心世界的价值并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而改变，这相当不易。我们今天的学者，稍有小惠即转变立场和价值的太普遍了。陈先生是气节第一，成年以后形成的价值绝不因现实生活处境而改变，是真正把知识和良知融为一体的。他才当得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过去我们叹惜他的命运，现在我们敬佩他的气节！

问：您如何理解上世纪90年代的陈寅恪热潮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如何看待大陆知识界这些年来如此推崇陈寅恪？有学者认为陈寅恪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其热潮反映了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与顾准热还不太一样。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陈寅恪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坐标的象征，但公众对他的学术研究并不了解。

谢泳：陈先生是大学问家，但他的著作并不难懂。关键是我们能不能进入他内心世界。他讲隋唐制度，他讲元白诗。许多看起来极为专业的问题，陈先生其实都有非常通俗的解释。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如果遇到知识上的难点，相对也比较容易解决。我说陈先生不是离大众远，而是近。比如陈先生讲魏晋门第、阶层升降转移、讲唐代妇女的妆饰、讲《西游记》故事原型的来源等等，不但深刻，也极为有趣。陈先生是极重学术趣味的学者，没有趣味的课目，他不做，大小都是如此。我倒是倾向于现在应当普及陈寅恪，特别是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还有他做学问重趣味的学术导向，他有思想，但也有智力游戏的追求。他在时代转移之际，关于个人道德和个人节操的议论，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重要。他关于“巧”与“拙”、“贤”与“不肖”的议论，都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极为有益的提醒。

问：有人觉得，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用文言著述，一般读者阅读困难，且引用不规范，不符合现代学术的标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谢泳：陈先生和钱先生是用文言写作，但阅读并不难，这只是个习惯问题。他们行文用语有自己的习惯，但今天解决这些东西也不难，比如他们常用而我们今天极为陌生的词语，可以通过很方便的渠道解决。他们是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自信的学人，根本没有把西式论文看成是学术的唯一形式，他们的注释也相当规范，只不过不是西式的规范而已。他们凡涉及创新的知识都要特别加以明确说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友朋言谈，绝对明晰。特别是陈先生，他在这方面非常自觉。你看他的文章，凡别人帮助查阅过的一条材料，陈先生都要明示感谢，这是真正理解学术规范的意识。论文注解表面规范，而抄袭、剽窃现象频繁发生是今天学界的基本状态。陈先生、钱先生论文形式都有创新。他们受中国传统学术中掌故、笔记、诗话、词话以及野史等形式影响很明显。比如陈先生先引相关史料，再用按语形式阐述自己观点的著述体例为其个人独创。这种体例，极为清晰简洁，史料、议论一目了然，这是陈先生的自觉创造，可惜他这种学术体例，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你看他写《论韩愈》，一上来即说是“仿僧徒诠释佛经之体”，分门别类，绝无繁言。陈先生在文体方面非常自觉，他研究佛经翻译，对于佛经文体在中文里的变化有极为明晰的见解，他深谙文体在宣传方面的功效。陈先生的文章，如果读进去，妙极了。

2013年7月14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