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也不是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文学研究的困境
早在1941年，法国作家克洛德-埃德蒙特·玛尼（Claude-EdmondeMagny）就这么评论过文学批评的困境：“文学批评自圣勃夫（Charles-AugustinSainte-Beuve）开始，就一直被囚禁在一种两难之境中，它要么只是就研究对象做一些无用的重复，例如简述小说，用平淡乏味的散文翻译诗的内容……要么就是躲在某种印象之中，或是褒扬，或是贬斥。”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研究似乎有了不少新的方法和途径，先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意识批评和存在主义批评，后来又有了神话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女性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等。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新的批评话语，我们仍然常常还是会觉得文学批评缺少某种思想睿智的光芒，缺少宽阔思维的敞亮，缺少来自现实关怀的那种震撼和冲击力。我们会觉得文学批评或研究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变着花样的、自娱自乐的游戏。
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学者马克·里拉（MarkLilla）在《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RecklessMind：IntellectualsinPolitics）中似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许多文学批评和研究并不是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马克·里拉是这么说的，“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的论题从事的写作不是做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留下的踪迹。”现在的许多文学研究之所以显得如此贫弱、浅薄、苍白、空洞、平庸，乃是因为研究者本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在这种知识行为中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方位，更不要说为自己的写作行为和政治行为留下什么踪迹了。他们的写作因此变成了马克·里拉所说的那种“室内游戏”。
什么是专业主义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室内游戏”呢？在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讨论中，这个“室内游戏”有一个名字，叫做“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什么是专业主义呢？
按照一般的理解，专业主义就是要强调专业素质，要求在专业上符合规范，有所专精，并精益求精，一句话，就是“具有专业水准”的知识。那么，什么是“专业水准”的知识呢？一般认为那就是能体现和贯彻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或者是把握一个学科的基础原理和权威资料，经过这类“学科训练”的知识。它有较为严格的专门化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往往用同一套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并可以用这些话语记号来进行学科的自我辨认。如果这种知识被称为“专业”，那么这种知识取向叫“专业主义”。
这种专业主义有它有利的和有益的一面，但也有它不利的和有害的一面。专业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专业，而在于把学术研究与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让知识分子只是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小专业（specialty），而对这之外的事情丧失了兴趣和关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闲事”。
专业主义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这些小专业的知识只能在学院里的小圈子里内部流通。但是，作为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顶牛或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业余作为”，这种业余性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者》（1983）为文学研究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走出专业主义的研究途径，他称之为“业余性”（amateurism）。
“业余性”是知识分子与学院体制里专业主义保持距离的一种批判姿态。在主张“业余性”的知识分子看来，专业主义指的是某些学院人士在知识活动中画地为牢、自我孤立、逃避社会责任、丧失对现实的批判意愿与能力。专业主义使得知识和学术脱离现实，变得狭隘、琐屑、僵死，成为一种小圈子内的自娱自乐和精致游戏。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用来与体制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
其实，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专业主义开始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后来才发生了异化，转变到反面去了。
知识分子最初把“专业”确立为学术自身的价值，是为了用专业诉求来争取自主独立，不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威胁、控制或金钱的收买、利诱。专业主义最初强调的是学术归学术，政治的归政治，知识要客观真实。专业主义要求尊重真实，真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术之外的势力对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横加干预。这本来具有争取知识民主的意义。因此，参与到专业主义中去，开始是一种进步的政治行动和反抗策略。但后来“专业化”和“专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于旧日科举制追名逐利的知识方式。
就像科举制度必须对知识士绅社会政治意识的衰退负重要责任一样，新科举的专业主义也必须对“专门学问”所包含的政治冷漠和疏离负相当大的责任。它对知识的作用和知识者的使命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兴趣。在他们的“学问”中，很难看到与现实问题相关的关怀和想法。
室内游戏的内在发展
专业化的英语文学研究与社会、政治问题距离越来越隔膜、遥远，越来越成为学院小圈子里精致的“室内游戏”，这只要看看英语文学研究在思想界几乎彻底的边缘化和不相干就可以知道。即便是这个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领域之外也是几乎无人知晓的，因为人们很难看到他们的学问和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社会目的性）之间有什么联系。
这种对“室内游戏”的迷恋的外因当然是来自官僚化体制的压力。但这种“室内游戏”的发展还有它的内在原因。英语文学的研究和文学赏析、诠释本身是一种智力活动，其吸引力足以激发和维持浸淫于其中者的学术兴趣。因此，这里存在着将手段不知不觉转变为目的的普遍现象。新的“目的”一旦产生，便产生一种新的合理性导向，以至于很难再回到它原先的目的。
萨义德反“专业主义”
而且，任何一个在大学体制内端饭碗的人（更不要说追名逐利者了），要批评专业主义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提倡体制外“业余性”著名的美国批评家萨义德，他一开始也是一个专业研究者，也不敢公然宣告他的业余性，至少是没有这么做。他的第一本书是论英国作家康拉德的，第二本书《开始：意图与方法》仍然是一本标准的关于文学研究的专著。一直要等到他出版了《东方主义》（1978）、《巴勒斯坦问题》（1980）和《报道伊斯兰》（1981）后，他才从文学专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萨义德批判专业主义，亮出“业余者”这个身份，是因为他有两个本钱，第一，他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家，有内行的认可；第二，他有社会、政治批评的著作，有社会的认可。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本钱，他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以“业余者”自居。业余者这个说法本来有点以谦虚来自夸的味道，一般的教授、专家根本没有这个本钱。
如今“专业”与“业余”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感受到，甚至微博上也开始相关讨论，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呢？是知识向下流动、扩散开来的必然过程，还是和中国社会某些结构性的变化相关？
业余，不是降低标准
人们对“业余”有误解，以为业余就是“玩玩”和不专精，所以向下流动、扩散，成为一般民众的普通知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的业余，是很有实力的那种业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样。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业余提琴手那样演奏。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AlanLightman）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业余写了一本叫《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Dreams）的小说，在全世界畅销。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书中描写的就是猜测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梦”。有人对此书这样评论，“这个‘梦’是三十篇有关时间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空，流动着不同的人生故事。有时是用雕刻的艺术，把时间凝成永恒的石像。有时用图画的艺术，把时间绘为缤纷的落英。有时用音乐的艺术，把时间谱为一曲悠扬的歌，唱来哀乐却不由自主。有时用灯罩上的虫蚁来写轮回的时间，爬了半天，回到原位；有时用河流中的聚叶，来写淤塞的时间，漩于角落，再出不来。时间如丛立的镜面，影像复制成千，重映成万；时间如枝头的小鸟，人们想捉而捉不到，但捉到时鸟却立即死亡”。这种对人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是很有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业余”。
中国人把“业余”理解为“降低标准”是因为不大有机会见识高水准的业余。捷克人在家里跟朋友一起演奏室内乐，就像我们国人在家里的打麻将一样，虽然是业余，水平是一点不低的。
业余性不是不要专业主义，也不是反对专业主义，而是要在专业主义之外另有作为。许多信奉专业主义的人，自以为是“专家”、“学者”的，其实许多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或者根本就是小心眼的知识小贩。他们的全部本钱就是那一点点专业知识，把它说成是了不起的独家擅长，不过是想奇货可居而已。
专业主义起“拉平”的作用
不管话说回来，一直到今天，也不能说专业主义一无是处。专业主义的好处是起到“拉平”（equalizer）的作用，不是拉平起跑线，而是拉平终点线。以前，学问的高低与家庭的文化背景有极大关系，受“幸运”因素的影响特别大，谁如果幸运地能从小在家里学好两三门外语，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的书籍（并不需要读得太精），就能比没有这个条件的同龄人占先许多，因为少年时代没学到的东西，以后一辈子花大功夫也未必能学好。
你去看看西南联大的那些名教授，差不多都有这种起跑线优势。在古代那就更是如此了。西塞罗少年时代，罗马已经有了拉丁文的修辞学校，但他还是一定得到更高级的希腊文修辞学校去学习。昆体良跟名演说家阿弗尔（DomitiusAfer）学习修辞。他们的资质当然都很高，但能在同代人中鹤立鸡群，又何尝不是因为赢在起跑线上？
有了专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没什么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小学、中学、大学一路上来，把课堂里的那一点功课学好了，考上研究生，把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手，得到个大学里的职位，升到教授、博导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叫按部就班、水到渠成。
在这个终点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专业，每个人都是专家，他们安守一隅，兢兢业业，在专门知识的范围内授业解惑，是大学里最适宜的劳动力。办了那么多大学，招收了那么多学生，要想每个教室里站一个像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根本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学生的知识量和知识面就这么一点，他们上学也不过是为将来在劳动市场上找一碗饭吃，并不是要当什么学问家。
这种时代的变化，不是知识分子主观意志可以改变的。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艾略特（T.S.Eliot）嫌大学生素质太差，建议把大学生人数砍掉三分之二，也不过是说说气话、发发牢骚而已。今天的大学生比那时候又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没有专业主义下培养出来的大学教授，一大半的大学都得关门，这么多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上大学？专业主义至少还有这点好处的。
目前的专业已经太细致了
但是，我们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可能指望能把专业越来越小地传递下去，目前的专业已经太小，太细致了。你写了一个关于某作家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一辈子没有长进，成了这个行当里的“专家”，除此之外，其他的知识非常贫乏，甚至完全没有。
即使在“教书匠”这个低标准上，这种狭隘专业的教师在英语系里也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师。好的教授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Smith），他写有《国富论》，但并不是我们今天专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学教授”。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把他在格拉斯哥讲课的一部分内容具体化了。
在当时，这些研究的发表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如何透过中介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感情互动来进行沟通，也就是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他的分析不仅富有创见，而且非常有文采。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教授们是知识兴趣广泛、学识眼光宽阔、思维敏捷睿智的饱学之士。他们活动的学术领域，就像以前有钱人家的大四合院，让主人可以在里面闲散地走来走去。慢慢地，大四合院被好几个人家分别占领了，你住北屋，我住南屋，各住各的，别人不能随便进入。后来，住的人更多了，搭了厨房，又建了小屋。原本宽敞的院子没有了，在原本是共同的空间里，人们各自画地为牢、绝少往来、互不越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现状。下一代的学生还能在这样的研究空间里有什么发展呢？
提倡越界作业
好的文学——真正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文学——不能不具有公共的或人文意义的文学。文学的公共性与作为社会中人的作家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作为公共人物的作家，便无法有效地讨论文学的公共性或公众影响。
文学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思想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
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这也同样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方式。在从事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时候，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运用的是与专业主义不同的知识，知识取向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知识取向不是与专业主义顶牛或对着干的“反专业主义”，而是一种经常会把专业主义搁到一边的“越界作为”。学术研究的越界作为不仅不会削弱专业素质，而且还会帮助提高专业水准，因此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研究取向。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