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心理学一代宗师、102岁长寿星陈立先生于今年3月18日仙逝，给我的打击犹如6年前王淦昌先生的噩耗。命运真会折磨人，就在先生仙逝前19天，在中国科学院自然学史研究所愉快地合作共事25年的李佩珊猝然去世；而在淦昌师去逝前3个月，浙大物理系同班毕业的志同道合的同学胡济民也猝然去世。这使两位恩师的永别令我倍加悲痛凄怆。
（一）
陈立先生是浙大教育系心理学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但先生说我们有“缘份”，因为我们几乎是同时到浙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搬到桂林阳朔，后又搬到柳江上游小镇丹洲。不久应竺可桢校长邀请，借聘到浙大任教。先生雇小船顺柳江到柳州，再逆龙江到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在离宜山还有30里时，宜山遭到日军18架飞机疯狂轰炸，仅在浙大校舍就投下118枚炸弹。这是求是学子永不能忘怀的1939年2月5日的大轰炸。先生是在大轰炸后的第一天到达宜山的，我则是两天后从浙江赶到宜山入学的（已超过截止入学期三天），这确是特殊的缘份。
那年暑假，学生自治会请先生作了一次关于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据我所知，1949年以前，在浙大校内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由于我考大学前用心读过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并深受启迪，随后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兴趣，先生这次演讲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时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随手拈来的生动事例，至今犹历历在目。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不少英国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旧译海登）的论述，但主要还是根据先生从自已的心理学研究中所提炼出的哲学思考，特别是感觉经验与理性思维问题。例如，先生从一朵云加两朵云可能合成一朵云，来说明数学公式1+2=3对现实世界并非普适的。这使我悟到物理实在与抽象思维之间的区别，也悟到数学不是科学。因此，先生是我在哲学上的启蒙导师。可是，由于我拙于口才，怯于与人交往，从未想到要主动找教授请教（唯一例外是王淦昌先生，因为他是我选定的导师），对先生只是敬仰而不敢单独拜访。
1948年初，为筹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我与周志成、朱兆祥一道拜望先生，请先生主持此事。分会成立后，先生被推选为理事长。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一个多月后浙大接受军事接管，先生是9人接管小组的成员。当时报上公布的接管小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在此前20天就已被调到新建的中共杭州市青委，负责全市学校的党务工作，不可能回浙大。可是先生仍希望我为母校尽点力，要聘我为教育系兼职讲师，可惜我无法遵命。因为我既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分不了身，完全辜负了先生的关爱。
再一次见到先生已是33年以后了，中间经历了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民族灾难和人世沧桑，那时我已结束了20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1982年4月，我返母校参加85周年校庆，特地去杭州大学拜望先生。当时先生任杭大校长，虽已80高龄，仍无丝毫老态，精力像青年人一样充沛。我为先生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感到高兴。由于当时杭大党委书记黄逸宾解放初也曾在杭州市青委工作并领导过我，我既到了杭大也应该去看望他，因此同先生交谈时间有限，无法尽情倾诉二十多年来人生坎坷历程中的感受和醒悟。而这次见面后再无缘见到先生，这是我一生的大遗憾。这个遗憾终于在17年后开始得到补偿。
（二）
1999年8月周志成转来先生给他的信，满满两页信纸中，一半是讲我的。信中说：“所谓党员最怕三件事，开除党籍，离婚，坐牢他都因反右而经历过”；反右对我的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因此，先生同淦昌师一样，都同情我，为我所受的冤屈不平。信中又讲到1995年我起草宽容呼吁书请淦昌师领衔的事，是“利用”了王师的名字，是强人之所难，“我是很反感的”。意外地读到先生的信，知道先生一直在关怀我这个不安份的学生，非常激动，立即给先生写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给先生写信，那时先生已97岁高龄，我也已经79岁了。信中首先讲了1939年听先生演讲所受的鼓舞，然后对先生所听到的关于我“利用”王淦昌先生的传言进行澄清，说明王先生是我一生唯一的恩师，曾多次解救我于危难之中，在他几代的学生中，对我的感情可能是最深的。我一生从未说过假话，也没有做过任何损人利己的事，当然不可能“利用”恩重如山的恩师去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利用”之说，显然来源于海外某一别有用心者。
1999年9月3日先生回我4页长信，讲了自己1957年的遭遇和1965年与文痞姚文元的争论。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先生对我的理解和疼爱，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由此，我认定先生也是我的恩师。我告诉先生，我是一个书呆子，从小把书上和报上说的都当真。1974年从现代造神运动的迷信中猛醒以后，我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这块土地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了我这个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因为我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亲近我，并推心置腹地引我为知己，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
以后（2002年1月27日），先生在信中谈到治学问题，说“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凭良心说，我就从这点来攀交上你结交的。（当时我是三不畏！）”正是由于先生自己具有三不怕精神，自然就同情疼爱我这个长不大的学生，这更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的通信一开始就处于亢奋状态，先生收到了我的信后几天内甚至当天就给我回信，有时信写得很长，五六页大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字，在开头5个月中我就收到先生10封信，还收到先生90寿辰时出版的文集《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先生在信中谈论了不少学术问题，主要是心理学方面的，也谈论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他与淦昌师、竺校长的友情。
1999年11月我寄三张照片给先生，先生回信说，看了我的照片，“大吓我一跳。你的照片和我[的]摆在一起，恐怕人家也猜不到象你所说的师生了！”随后先生寄来三张近照，看来先生比我还年轻，根本不象年近百岁的老人，真是天赐的洪福。鉴于两年后就是先生百岁寿庆，这是人间千载难逢的大喜事，须事先作必要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把先生百年人生经历如实纪录下来，这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让世人共享。因此建议先生写自传或回忆录，也可以口述录音，由年轻人整理成文字。先生回信说，他不能写自传，“只能写忏悔录，原因是我自小学起，就太顺利了，所以养成现在的坏习惯，认为一切事都不过如此，缺乏你那种认真的精神。我自以为很聪明，浅尝即止”；而要写忏悔录，并不是为给后人看，而是象天主教徒那样向上帝忏悔。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然感到失望，但先生的谦虚的反思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这时，先生告诉我，他新招了一个博士研究生（连原有的，共有三个博士生）。百岁老人还在招研究生，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无先例的奇迹。同时我在报上读到先生的论文《行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更使我理解到，先生壮心不已，依然在心理学前沿奋力，无暇回顾个人的历程，我不应该再打扰先生，以后半年就没有给先生写信。
（三）
2000年7月29日，先生来信，说有人（校党委副书记）打电话告诉他，我来过杭州，“未能晤谈，你真太忙”。这封信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因有心脏病，不宜出远门，1987年以后再未去过杭州，连母校百年校庆也不敢去参加，怎么会有好心人误传我最近到了杭州？喜的是，先生听说我到了杭州却没有去拜望先生，先生毫不责怪，当天就给我写信，以为我太忙，对我竟如此宽容和信任。我在回信中重提7个月前最后一封信中的要求；我想在先生百岁大寿时写一篇先生的小传，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希望先生嘱咐师妹或那位好心的同志找出先生的简历以及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复印一份给我。
十天后，收到先生寄的挂号信，以为是我原想要的有关先生历史资料的复印件，想不到竟是先生夜以继日亲自赶写出来的回忆录《我的身世》，密密麻麻13页手稿，大约8000多字，真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在附信中说：“接信后，我即日夜执笔，信笔倾书，事后看来，我自己亦有些看不清楚。老实地说，我是日夜在写，老伴经常干涉，所以时作时止，因为她怕我卒中。”“我无法重核，因为目力实在不行，你看得多少，就算多少”。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认真地读先生应我的请求而日夜赶写的出来的这篇异常珍贵的回忆录，知道先生是长沙人，出身很苦，小学时当过学徒，中学时就参加过革命活动，学习上一直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而且课外书读得很多，经历中充满传奇色彩，扣人心弦。可惜只写到1939年到浙大为止。我希望先生能继续写下去，但无论如何不能日夜不断地写，应从长计议，保重身体始终应是第一位。先生是属于国家的，是国宝！保护国宝，人人有责！
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这篇珍贵的手稿，我把它复印很多份分寄出去，以后周志成转送到校友通信《求是》上刊出。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接到先生一封短信，说“我几天前给你一封挂号信，实在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企图表明一生随波逐流，全无是处，比诸慎之先生的大作，无任自惭。所以我请你将该函完全毁掉，不留灰烬。”信中说的“慎之先生大作”是指前不久我寄给先生的李慎之一篇对现实有很大冲击力的感言《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先生说自己一生“全无是处”的完全否定的自我评价，我认为完全不符客观事实，我无法接受。先生把自己与李慎之对比，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因李慎之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去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可说是个政治人物。先生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对现实政治的感受没有李慎之那样深，这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感到自惭。相反，先生在学术上造诣至深，桃李满天下，而且眼界广，精神境界高，一身正气，读到李文竟如此强烈共鸣，这只能令我更加景仰。先生寄来的手稿《我的身世》，是稀世国宝，我只有精心保管的责任，怎可把它毁掉不留灰烬？
随后，我们讨论了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我认为先生的情况很象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早年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情俄国十月革命，但拒斥任何形式的专政，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是人类合于理性的健康发展的道路。相反，象我和李慎之那样，由于年幼无知，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史和西方社会现实的无知，凭着激情和幻想轻率地作出抉择，并不是可取的。如果历史能够回到三、四十年代，我是不会再作那样的选择的，而应该学习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大概是同意我的分析，对我当初没有听从淦昌师嘱咐，跟随他搞中微子研究，而感到“失望”和“可惜”。不过，我对自己那时的选择并不后悔，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中国历史条件，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
我在信中提到给先生的信迟复了，是因为旧病早搏曾两度复发。想不到这成了使先生牵挂的心事，一连两次信中嘱我无论如何立即住院治疗。先生说自己原来心脏病比我严重，室性、房性早搏都频繁；还曾小中风过，36小时不省人事。原有病共达19种，经过几年的治疗，基本上都已消失了。我感激先生的关爱和传授治病经验，但可告慰先生的是，我幸运地遇到一位医德高尚并精通中西医的老大夫，治病不会有问题。
（四）
2000年11月，先生来信说，省政协和浙大校方都已开始筹备明年先生百岁大庆，要由心理系筹备一次学术会议，同时出版一本《论著续编》，要求先生写一篇自传，先生已同意，但内容以科研为主。先生要我把8月上旬写的《我的身世》寄还他，并说这“也就间接完了你的雅意”。由于这份手稿的不平凡经历，对于我这个科学史研究者显得尤其珍贵，我有责任全力好好保存，因此只寄还先生一份复印件。我建议《论著续编》中，除了自传，还应加一个详细的年表，这项工作可以由师妹亦平承担。
出于对我的完全信任，先生在2000年12月8日的信中向我逐一详细介绍了家庭的每个成员，从师母到五个子女和儿媳、女婿。师母是马寅初先生的侄女，省中医院的血液病专家，“有些小名气，中医学院当西医教授，在中医院当内科主任，现已退休，但还看专家门诊。”子女中第二个是女儿，叫亦平，三届生，电容器厂搞绘图技术，已退休，“现在家里的一切事就全靠她了。她说她是我肚子中的蛔虫，我说她是我的灵魂，她知道我的心事，不用开口就会给我办了。”身边有医术高超的师母，又有能知道自己心事的女儿，先生的家庭生活实在是美满幸福，这显然是先生长寿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我们应该衷心感谢师母和亦平对先生的悉心照料。
先生告诉我，省政协、科协、教育厅和浙大四个团体合办的先生百岁寿庆定于5月28日举行，同时还要开国际心理学会议。先生反对把学术活动与祝寿活动搞在一起，认为是劳民伤财。我不同意先生这个论断。据我所知，科学家的祝寿与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惯例，有利于学术进步，从科学史角度来看尤其如此。虚怀若谷的先生，终于接受了我这个不懂世故的学生的浅见。
先生百岁寿庆活动如期于2001年5月28日举行，可恨我身体不争气，无法去杭州参加。祝寿盛会后，我读到先生托人寄来的《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续编）》。《续编》比十年前的《论著选》增加了学术自传、年表和照片，但缺了原有《著述年表》，许多文章没有注明发表年代和刊名。我盼望刊出的《我的身世》也没有。先生写的学术自传与爱因斯坦1946年写的《自述》在内容和篇幅上都很类似，正是历史的巧合。不过爱因斯坦67岁写的《自述》谈的全是学术思想，几乎没有涉及具体的历史事件，也没有标出时间坐标；先生则详细记叙了历史的具体进程，并一一标出确切的年月。百岁高龄仍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力，真是人间奇迹。读了这篇学术自传和亦平编的年表，以及手稿《我的身世》，对先生一生的经历总算有一个比较系统、确切的了解，知道先生的生日是7月22日，并非5月28日。
这本《论著选》续编内容非常有价值，可惜赶的太匆忙，在编辑工作和印刷上都有不少失误。我把自己的初步发现列表奉告先生。我还冒昧地提出，有些照片选得不当，其中有些人在当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心目中形象不佳。寄出信后，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因为先生百岁寿庆后，我竟冒昧地对《论著选》续编提出这么多意见，有悖“师道尊严”的古训，会干扰先生平静的心境。想不到先生立即给我写了6页长信，不仅没有责怪我鲁莽，反而夸奖我，一开头就说：“来信太好了，大家抢着看。”后来又说我的意见“全都中肯，也受到家人的重视”。信一连写了两天，追述了不少往事，有涉及学术方面的，也有关于人际交往问题。有的过程讲得十分详尽，显然先生是把我当作一个“入室子弟”和准家庭成员看待的。先生也告诉我，此书的编辑工作和照片的选用，全部由一个助手负责，看来他并未认真负起责任来。
（五）
十天后，先生来信说：“我明年真满百岁了，我已声明从0做起！自己也了解脑子不灵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读后百感交集。百岁老人有这样的壮心，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至少我是做不到的，也不想这样做。当然，我理解先生并不是完全否定自己的一生，而是强调要多反思，多学习。
自从1999年开始同我通信以后，先生虽然觉得我是他“心惊肉疼”“不懂世故”的学生，却把我当作一个知心朋友，碰到什么不顺心甚至伤心的事，总要在信中向我诉述。如他曾为之大力奔走呼吁的四校合并后出现的某些违背他初衷的现实。先生的揪心之痛，我深感同情，并为之愤慨不平。2001年11月28日先生在信纸的天头写上一行字：“孔子日：‘益州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非子而谁乎？”我从没有读过古书，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和原意，只能似懂非懂地领会先生对我的信任。师母审阅这篇悼文初稿后指出：此语出自《论语?季氏篇》，“益州”系“益者”之笔误。
2002年1月16日，先生给我写了4页长信。在讲了在医院用药的情况和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以后，告诉我一个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非常有价值的创见：
“我今年是整整一百岁了！我现在仍想在最近写一篇文章，主旨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制度化，我认为把科学方法制度化，这就是划地为牢。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指导科学。方法制度化，就是限制科学发展的自由，至少我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此感受。到底是科学引导方法，还是方法指导科学？什么是科学？科学是专门化，而哲学则是一般大道理。”“科学方法是非常狭窄的，因此不能象对待哲学那样讲大道理。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我的职业是心理学，对心理学研究是不是一定要走物理学或化学这样一条路，我曾明目张胆地反对过。”
先生接着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回答，因为不是你的工作。”我对科学方法问题确实没有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我在大学时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有强烈兴趣，自然也涉及科学方法问题，1956年还曾为“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起草过一份《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是匆忙赶出，很肤浅的，不值得向先生汇报。但先生告诉我的，我能理解，也完全赞同，期盼早日读到先生的论文。
在随后的通信中，我们又讨论了很多问题，如Spinoza和Einstein的宗教信仰，J.S.Mill的《On Liberty》(先生中学时就读过)，以及学校的现状。期间有一场虚惊，先生被诊断视网膜出血和糖尿病，原来是误诊。但先生说体力在衰减，走路摇摆不定，记忆力更是严重衰退。
先生在3月12日信中，从浙大的现状谈到在浙大已63年，而到浙大比我早二天，“也算缘份吧！”先生又讲到与竺师的情谊，因此竺师家乡的东关中学40周年和60周年校庆时都请先生题词。这使我联想起，我家乡创办于1906年的立本小学，解放后改了校名，半年前我发起要求恢复校名的老校友联名信。这个要求刚在几天前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因此，我恳请先生为复名后的立本小学题校名。先生慨然应允，5月初交给我在杭州的弟弟转到我们家乡。百岁老教育家为将近百年历史的乡村小学题校名，是将留传千古的人间佳话，是我们家乡的莫大光荣，也是先生对我这个长不大的学生的一大奖励，我当永远铭记在心。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5月14日，先生给我信中回忆起自己小学时与解放后首任最高法院实职的吴溉之同做作文的情景，吴的父亲评，先生在文字上胜于溉之，但溉之的“架式”比先生大。先生说自己“文不成体，不成形”，我要他为我们家乡小学题字，“是强人所难”。这封信又谈论了专制与自由问题，向我透露鲜为人知的邹韬奋和涂长望30年代在伦敦商议成立第三党，以及40年代竺校长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见解。
（六）
孰料4天后先生不慎跌跤骨折。师母于5月28日来信，说先生“于本月18日去之江饭店洗澡时不慎跌跤，致右侧股骨颈及右肘关节粉碎性骨折，情况严重。经再三考虑，决定给他置换股骨关节及修复肘关节。医院集省内最好的麻醉师及骨科大夫于21日进行股骨头换置术，手术经过顺利，两处关节均修复。但术后因创伤面积过大，心血管影响严重，几度出现险情，目前稍有好转。请释念。”这个意外的坏消息，使我惊呆失措，犹如五雷轰顶，但愿经历过不少人生奇迹的先生又能创造新的奇迹。
新的奇迹果然出现了。10月18日师母来信说：“先生已逐渐恢复。经人扶着能行走数丈路。食欲也良好。其次是精神记忆均恢复正常。只是写信还没有给他尝试。”11月21日先生终于亲自给我写了信。信虽然只有一页14行，其中有9行向右下方倾斜了30度，是先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写成的。先生在信中说：“现在写字，笔已不复听命，一划下去，就无法自主，只好由它去了，它往哪走，就由它去了。”先生以百岁老人之身，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粉碎性骨折的磨难，现在不仅能够走路，还能写信了。这真是天赐宏福！为了健康恢复顺利，避免勉强的活动，我希望先生近期不要给我写信。事实上，这封克服重重困难延续一个多月写成的信，竟是先生最后的一封信！
2003年7月，为祝贺先生101岁生日，我托弟弟送花篮给先生。他电话告诉我，先生健康和精神都很好。随后师母寄来三张当时拍的照片。照片中先生依然象几年前一样神采奕奕，动人的笑容，满口的真牙，真让人钦羡。相比之下，我这个比先生年轻18岁的后辈反而更苍老，牙齿就只剩下一颗（今年连这一颗也掉了）。但我自信可以再工作10年，我想先生应该可能有120岁长寿！
（七）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2004年2月23日接到杭州作家冀汸来信，他也在浙江医院治病，与先生同一个病区。信中说，先生20日上午出现险情，开始抢救，下午又抢救一次，傍晚转入重症监护室。护士只告诉他是“年纪大了”，什么病不知道。此前2小时，获悉李佩珊也突然病情恶化。真是祸不单行。
3月20日，杭州一位亲属来电话，说《浙江日报》报道陈立先生已于18日上午去世。第二天也收到冀汸报噩耗的短信。3月27日浙江省教育、科学界为先生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4月1日，师母刚料理完先生后事就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详尽叙述了先生最后的病情以及治疗的全过程。先生1月15日体检时，三项生化指标远远高于正常最高值，而两个月前这些指标完全正常。当时先生的体力、食欲正常。经多方检查，发现肝内胆管扩大，胆囊肿大。1月17日发现黄疸，后诊断为肝内胆管癌。2月4日做ERCP手术，将导管从口腔送入十二指肠，到达胆管，介入一个扩张胆管的支架。经过1小时又10分钟的手术，胆管通畅，黄疸逐渐退去，肝功能也有所好转。“但不幸的是，第三天发高烧，持续5天后热退，能进食。但在三天后即2月18日突发心脏病，从此进入高危状态。20日早上10时呼吸停1分钟，经抢救，插入人工呼吸器后进入重症监护室。从此就不能说话，仅能以张眼示笑，或在摸他手时给予回音（也捏捏我们的手）以示致意。去世前二周，又出现严重黄疸，从此处于昏迷状态直到去世（3月18日上午11时5分）。”
“29日将骨灰盒葬在南山公墓，刚在玉皇山脚下。该地树木繁茂，空气新鲜，入土时仅子女四人和我参加，还有几位亲友。这样终结了他的一生。追悼会后，我百感交集。他去世前二年余，我没有一天不在旁边陪他。但他并没有讲到一句有关身后家中安排的话，或是留给子女的遗言，而最后的一句话，还是关心心理系。为此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因身心疲劳到极点，没有写好。现登在浙大校报上，剪下寄上。”师母还托我请书法家启功写墓碑。由于我不认识启功，也没有门路，未办成。
4月14日，师母寄来先生1998年96岁时接受中国人类工效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时摄的极其动人的照片，并告诉我：
“现在他已长眠在玉皇山下‘南山公墓’的一小块土地上。我请人写了八句墓志铭刻在墓碑前的一方像展开的书页的石头上面。内容抄录如下：
“开宗创派 巍巍门墙
哲人耆颐 家国之祥
世传硕德 多士雁行
众山环仰 永葆其昌”
先生走完了102年奇迹般的人生道路。他临别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是因为他把100岁看作自己生命新的起点，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还带着博士研究生，还有一篇关于科学方法与科学关系的论文没有写成；在科学探索上，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事务上，他仍要不停地思考。无情的命运迫使先生终止了这一切，但先生对生命的永恒追求和对人类事业的无私奉献，永远照亮每一个跟随先生足迹前进的后辈学子之心！先生的生命是永恒的！
2004年5月13日初稿 6月8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