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哲学是引导各门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从哲学主要倾向上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演变发展。分析这一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关键词〕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哲学基础,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
相对于政治学、经济学与历史学而言,哲学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虽难以觉察,但却非常深刻。根据哈贝马斯对人类知识类型的划分方法,我们可以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划分为三类,即经验-分析型、历史-释义型和批判-反思型。与此相对应,从哲学主要倾向上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总体上经历了经验主义(其最早的表现是英国的古典经验主义)、19世纪中叶以后的科学哲学(其主要派别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20世纪后现代主义以及实在论的影响过程。
一、经验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
我们之所以不说经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因为在20世纪以前没有一种足以使这门研究成其为专业领域的“学科理论”。就是说,缺少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概念系统以及方法论,用摩根索的话讲,“甚至没有人考虑过写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有的只是一些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从其他专业领域或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对国际研究有启示作用的一些“陨石碎片”和“化学原素”,它们不是国际关系的系统理论研究著作。〔1〕这些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滋长了国际关系学的最初萌芽,启迪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早研究,为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以经验主义为其哲学基础有内在的必然的原因,这表现在,其一,经验主义哲学是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发展的产物。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经验主义在当时的英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流派,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其二,经验主义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排斥了许多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命题,而强调其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从而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国际关系学一直致力于科学化的追求。霍布斯、洛克和休谟是西方古典经验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对社会科学最大的影响是人性论,即构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是人类自私和贪欲这一自然本性的结果,这构成了政治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从认识论的层面上讲,理性主义一直是与经验主义相对而言的。理性精神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逻各斯”即可找到源头。理性主义认为,人的感官并不能使人们完全具有理解所观察到的事物背后的机械作用的能力,因此只有借助于人类头脑中特有的逻辑推理能力,人们才能推演出现象与其背后的机械作用之间的关系。如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话题,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说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霍布斯等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是自私和利己本性的表现,人性和道德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为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利己本性是人类行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因此,如果没有拥有权力的国家机器的控制,受原始利己动机驱使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会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能够运用其理性权衡利弊,从而服从国家权力所施加的各种限制,放弃了一部分自由,建立了国家(“利维坦”),因而避免了无政府的状态。这样,理性就成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工具。〔2〕休谟又强调善与美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建立关于人性的综合学说。他在《人性论》中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具有充分的远见卓识,都具有促使他奉行公平和公正的强有力的爱好,抗拒眼前的快乐和利益的诱惑,那么,政府或政治社团这类东西就永远不会存在,人类就会生活在永久和平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20世纪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知识积累状况,使经验和理性成为西方人的共同信念。以此为指导,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以零散而深刻、广泛但不系统的方式,为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哲学的政治观以及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尤其是以国家利益、权力平衡和自助学说为核心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家竖立起基本坐标;博丹在分析当时欧洲主权现象基础上,从理论上奠定了现代主权的概念;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语,“利维坦”则是国家机器的象征;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的主要哲学源泉;克劳塞维茨的国际冲突思想,为当今国际战争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国家的最高职责是成功地实现自我保护和生存,成为一切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出发点;对于当今左翼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而言,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仍是他们批判强权政治行为的主要“武器”。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实证主义成了经验主义的同义语,而理性主义成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二、实证主义与国际关系
理论实证主义是一个声称以实证科学为哲学基础的哲学流派,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早的流派。它19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于法国,40年代出现于英国,主要代表是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经历了具有不同名称的阶段,诸如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到20世纪中叶则与分析哲学及语言哲学合流。因为实证主义坚持以观察和经验为证的原则,所以它必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反神学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核心有两点:一是实证主义原则。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即对于超出经验范围的事物是否存在这一类问题“不予理睬”。二是客观性原则。在事实的领域之外,则是逻辑和纯数学知识,也就是关于观念关系或纯形式的科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应该留给神学去讨论。哲学的任务只是给科学提供方法和原则,而不去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和“拒斥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成为指导不少社会学科领域———包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严格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从外交、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发展而来的,其研究传统是注重和强调国际事件及人物的特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独特性。它所关心的不是发现普遍法则,而是注重叙述具体的外交事件、人物或决策过程,再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面貌。然而,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没有沿着叙述的传统发展,而是逐渐从叙述转向接受实证主义传统。我国有学者认为,实证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结合大体经历了以下4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国家确立。在当时,它主要关心从理论上回答爆发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手段问题。残酷的大战促使人们对战争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摆脱对个别的、孤立的战争问题叙述的传统做法。此外,人们还试图对国际组织、国际法等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作用给予较系统的说明。这些均为后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综合性、一般性理论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联的破产以及乌托邦主义的破灭。1939年,英国学者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批评自由主义的幼稚观点。此后,传统现实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947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问世,其被推崇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经典著作。该书深入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其实证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本最早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专著;其二,摩根索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有一套客观法则在调节和控制着国家行为,“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它)是人的理性所能够获得的。”〔3〕这种认识一直反映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实践活动中。第三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渗透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挑起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激烈论战。行为主义利用现代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批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根据科学”、而是凭历史主义的直觉与经验主义的主观推理总结出来的,并且把事实与伦理道德取向混淆在一起,这种非逻辑的抽象思维是不精确的和缺乏事实证明的;认为历史研究所使用的大量书籍、文件、档案资料等只是直观地积累事实或收集知识。一些行为主义者试图建立所谓定量型国际政治知识,其目的是要通过“真实的”数据来“精确地”分析和预测国际政治、检验理论假设。在这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占据了上风,但传统历史主义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假设亦得到了保存。第四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出版了新现实主义代表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再次使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得到人们的认同。华尔兹主要讨论了科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问题,他在批评先前理论“缺乏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他所谓“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并且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观察认为,“国际政治的特征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中,其模式一再出现,事件本身反复不断。”他试图从国际体系层面分析、解释和预测国家之间的行为及其结果。〔4〕
三、历史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19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其中,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分界点。西方哲学中的所谓历史主义,尽管评论众多,但并无确切定义。历史主义一词最早是德国人评介维科的著作时所采用。维科认为历史是循环进化的,但一国的观念、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历史发展所决定。当前,有人认为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思维取向。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可称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作为先后承续、不可割断的发展过程,其意义在于它会永远“活”在现实当中,历史、现实及未来的紧密联系是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这是由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决定的,如历史的继承性、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任何理论都是具体历史时代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特征就是理论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不反映时代特征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主义观点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继承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每一代人在开始实践活动时,并不是从前代人开始的地方出发,而是从他们结束的地方开始。这样,人类历史的整体便在这种继承与延续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很显然,国际政治现象作为以往国际政治实践的既成后果,必然含有与以往国际政治活动相关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或构成现有国际政治现象的前提,或成为促其进一步演化的诱因,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会对现实国际政治现象发挥某种深刻影响。其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现实国际政治现象与历史发生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体现着某种必然性的特征,其表现为历史发展中确定不移、不可避免的总趋势,社会形态更替的秩序性和规律性。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现象也不能规避某些历史规律的制约,或者它是某一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的产物,或者它必然会受到来自这一历史进程中固有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其三,历史主义还认为,在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通常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事件综合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并且对新发生的事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样在依次出现的思想与思想、思想与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就确立起某种相互的联系。在众多的相互联系中,总会有这样一对相关因素,使前者成为后者之因,后者成为前者之果。国际政治现象作为一连串历史因果链条的一个片段,它本身既是诸多历史因果关系复杂演变的结果,同时又构成引发同阶段其他国际政治现象发生变化的诱因,甚或成为下一个历史因果周期中具有孕育催生作用的关键因素。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历史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历史影响了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理念的形成,如主权国家观念、国家利益、集体安全、均势、外交思想等。现有的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逐步形成的,其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多数有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是历史学家这一事实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其二,历史事实能成为纯粹抽象分析的制约因素。由于各国各民族彼此不同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人与社会、群体与个体、公民与国家等关系上有各自独特的认识,进而他们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也各有不同,这些差异在历史上产生,就不会立即消失。这样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等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对同一国际关系的理解就会大有出入。
20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批判后,历史主义学派重新兴起,其代表就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库恩从科学史上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科学发展是新旧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更替,这种更替是革命,新旧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没有逻辑关系。范式理论是库恩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本质内容。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范式”一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5〕库恩所创造的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于自然科学进步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一理论也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在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时,都谈到了库恩的范式思想,政治学界也不例外。在政治科学理论化的过程中,政治学家们在有关理论范式问题上也进行过认真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究竟有没有理论范式?二是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究竟出现过哪些理论范式?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学派,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等。这些理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不同,例如,现实主义从利益和权力的角度解释国际行为,自由主义从规则和制度的角度解释,建构主义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解释。不同的理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区别就是范式的区别。然而,范式只是解释现象的出发点或角度,而不是研究方法。范式的区别是研究者主观认识和假设的区别,而研究方法的区别则是客观研究手段的不同。主观范式不同的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以不同范式为基础的研究。〔6〕还有人认为,政治学科研究没有统一的范式或模式,只有相对处于优势或暂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研究范式,各种研究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从元理论这一角度出发,应把政治理论的研究范式区分规范性的、实证性的和理性的三个更具一般性水平的类型。〔7〕还有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重心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这一次论战之所以被称为范式间的辩论,是因为两种理论的不可通约性似乎非常明显。自由主义学派否定了现实主义学派的三个核心概念。〔8〕
四、后现代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文学批评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对西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通常被认为是“软”科学,其理由是社会科学的解释不精确,无法预测现象的发生与变化。同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依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科学”等级。“科学”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根据因果解释的形式化和定量化,以及预测的准确度。对于“科学”的标准,社会科学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突然解体,使西方社会科学家十分震惊,政治家和公众也普遍指责国际关系学家对这一突变事先未能做出预测。一些社会学家依据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怀疑或否定社会学的预测功能,他们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是理解、释义(阐释意义)、描述、反思,而不是(因果)解释和预测。这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的解释与预测问题的方法论讨论已进入到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的领域。在方法论方面,所谓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区别是,前者大多坚持决定论和基础主义,而后者则坚持超决定论和反基础主义。决定论和超决定论是指“对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如何彼此关联”进行概念化的两种方式。决定论者大多假定,社会或经济的各部分并不创造彼此的存在,或者说,它们总是相互独立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它们可以被区分为原因和结果。因果关系通常被假定为单方向的:作为原因的某些部分决定作为结果的其他部分。超决定论把社会或经济的每一部分理解为是由其他部分产生的复合结果所构成,即这些不同的结果或“决定”确实创造了每个部分的存在。超决定论指的就是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社会的诸部分被理解为是所有其他部分产生的复合结果,所有部分都是构成性的原因和超决定的结果。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是围绕“知识如何系统化和科学知识以何种方式被证明”这个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基础主义认为,知识的结构是线性的、等级链环的结构,知识是客观的、无偏见的。但在20世纪中叶,基础主义方法越来越受到了批评,比如,波普尔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且不可能被证实。反基础主义更是强调知识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基欧汉认为,以前者为方法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理性主义的,所以将之统称为理性主义理论,这是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把坚持后者的理论称为反思主义理论。〔9〕反思主义理论主要指的是规范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等。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否定目前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错综复杂的世界事务进行实证和经验上的认识。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从自身的本体论和意识形态出发,只是看到国际关系中的特定画面,在理论和知识论上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总结或获得的国际关系知识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实证的主流理论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僵化而单一地简化成几条“普遍法则”来表示,提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多元化,应多角度、多视野地解释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例如对规律的理解上,我们通常认为规律是客观的,从不认为规律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这也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标准。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规律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规律实际上是我们描述世界的一个范畴,和世界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们认为万有引力规律仅仅是客观的,否认其主观性,但万有引力规律仅在真空中才是能够成立的;而人类社会远比自然界复杂,因为人类社会与人的思想意识是紧密相关的。人类社会规律除了具有客观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总之,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者认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正在经历新的剧烈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发展已落后于现当代的诸现实”。因此,他们呼吁在深刻反省基础上重建冷战后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实在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之一,更是当代西方哲学家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实在论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在思想之外有某个东西存在,无论这个东西是现实之物还是所谓的客观观念,即凡是确信某种争论中的实体是存在的说法,都可以被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实在论。实在论认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在自我理解方面存在着偏差,应该从僵化的实证主义 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摆脱出来了。试图在这二者之间采取中间的妥协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两个存在疑问的观点之间保持中间立场,并不会使人们更加信服,我们需要一种针对这两种极端观点的超理论分析方法。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都内含着哲学上的反实在论观点。这种反实在论产生于我们所称的国际关系的后康德-休谟式的“问题领域”,大多数当代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就产生于此。他们认为,应通过批判的实在论从根本上重现现实的方法,来克服这种问题领域。批判的实在论哲学能帮助国际关系学者超越面临的自相矛盾。〔10〕以上这些思想都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某种思路。当然,从根本上而言,哲学研究的是整个世界,它不仅仅是科学,其最终关注的应该是人的价值,即“人的终极关怀”。从这个角度讲,哲学也应该是人文哲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仅仅是科学哲学,比较而言,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理解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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