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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涌现的有关乡村消亡乡土寂寞乡国追寻的散文作品中，江子《田园将芜——后乡村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是部叩击心灵，掷地有声的响箭。它以书写家人、家族及亲人在后乡村时代无常的生老病死——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为主轴，深情而炽热地为作者故乡——赣江边上的下陇洲，衍展为发掘“赣江以西”的文化记忆，做了乡村细部（“故乡皮肤皱褶里的往事”）的精确扫描，抒发由衷的歌叹。这是20多年来后乡村时代真实的生活和心灵记录。它以在场性、真实性、直击性、直白性（诺贝尔奖对塔赫·米勒的评审辞中有句“散文的直白”）和心灵化为当代乡土散文写作平添雄劲之魂，也为这类非虚构乡土散文走在当下虚构的“乡土”小说的前头提供了雄辩的例证。

江子沿着赣江边走边唱，寄情于赣江以西，他拥抱并注视的既是江西乡土，更是中国广袤的乡村。

当我依次读着《歧路上的孩子》等篇什，我不忍一气卒读而不时掩卷，盖因书中所写亲友离乡进城打工，满怀雄心和希望，不测骤然从天而降，连带乡村家人，落入悲惨之境悲剧之途，不仅个人而且家人孤苦无援。我充分体会到了江子的“惊呼热中肠”（杜甫《赠卫八处士》），而且也汲出了我的“肠中热”。我虽是县城街边仔，却有不少乡村的亲戚，从小就建立了乡村印象，而且作为知青下乡12载，成了标准的乡村卧底，关注乡民和乡村更成了我生命和情感的自觉，江子《永远的暗疾》《疾病档案》等所写的堂兄弟、众乡亲的命运遭际，我感同身受，记忆里总会有一个几个自己熟悉的乡友做对应，悲悯怅惘袭上心头，竟无由排遣。我被江子真切文字的集束子弹所击中。

濒于寂寥和失根，又突然卷入动荡的乡村，我们已有太多的作品叙写农民的豪情、农民掌握了自己命运、农村面貌日新月异、乡土新纪元开始。但是乡村的真实境况却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让人茫然失措的后乡村时代：农民纷纷离乡去了城市，大量村庄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教育和医疗等设施日益衰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遭到遗弃，传统乡土秩序基本瓦解，乡土文明逐渐丧失了世袭的价值，眼看就将消逝殆尽。”（代序P2）

《田园将芜》分“告别与出走”和“无处安放老照片”两辑。它并没有用宏观叙事作全景式扫描，也没围绕某个乡村物象重笔叙写乡村景观的凋蔽化，而是从卷首到卷末，作者自己摆进去，笔力都对准了身边的、正在行进中的至亲乡友，对其命运史、精神流变作了由内而外的追踪，对乡土和乡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进行了深情的辨识，诚如作家祝勇所说，“江子的散文关注的是一个常被我们‘健康的’散文所忽略，却带有普遍性的方面，是取代大历史叙事的日常小叙事，是对日常生活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封底推荐语）

在我，又恰恰是衔接了我于新世纪初《重返下放地》（上海文学2002年第5期）中，对下放地刚刚包产到户那几年（80年代中期），“活着的乡友”、“几个死去的乡友”、“一家人的消亡”——人民公社大集体解体前后单个农民命运的持续性叩寻，因而，我又从《田园将芜》获悉了丰富的乡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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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土内在的精神流变，《田园将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内在视角，原发性地撷取了乡村人的人生片断，向读者展示了诸多原生态的乡村片断。

借用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这一世纪之问，乡友走出乡村又怎么样？后乡村时代的乡村是一副什么模样？用“新生”、“绿美”、“慷慨”、“悲壮”、“悲凉”进行概括是容易的，却可能流于空洞和空疏。《田园将芜》富有生活的现场感和质感叙写了乡友进城的艰苦备尝一路坎坷，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和人的细节，书写了感人至深的诸多“片断”。这不是零星的、断线风筝般的“片断”，而是一滴水见太阳，充满乡土根性（根性式微）后乡村准确定格。

——留守在乡村的。“妹妹带着孩子们在老家留守，妹夫在广东打工，七十多岁的老娘长年看不到儿子，妹妹长年见不着丈夫……对两个外甥来说，爸爸是一个不真切的存在。”（P4）“几个月的乡村生活，让原本温顺乖巧知情达理的她，变成了一个疯子。”（P5）“我年事已高的父母背靠在插着祈求平安的新鲜艾草和菖蒲的门前，不禁老泪纵横。”（P6）“在这一场中国乡村大迁徙中，在这一场乡村与城市的博弈中，那些无辜的乡村孩子，成了被扣押的人质……他们与老人一起驻守在残破荒凉而寂寞的村庄里，或者被火车押解着行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孩子“内心的残缺和伤害，是乡村被放逐之后必须付出的成本。”（P7）河清大婶生儿育女，劳作一生，死时跟前竟没人，“死几天了，都没人发觉。”（P18-19）有一套种田本事，数里扬名的能人刘武汉，“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傻子”，“最后他索性把自己藏起来”，自我掩埋在一块稻田，致使那一丛稻子长得格外野蛮茂盛。（P21）

——进城打工的。打工之路也成了乡村父亲的寻亲之途，李启明“骑着自行车，跟随一个行将退休的老警察东奔西跑……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李学勤早已在一次劫车事件中死于非命。他是老实本分知书达理的乡村教师，而他的儿子被城市改造成了一个窃贼。”（P25）“堂弟”在广东转了多家工厂，做了好多个工种，有了手艺和相对稳定的收入，却走火入魔陷入传销。（P46）弟弟曾元生做重体力活，没有同学亲友作伴，只有用酒浇愁，常常醉到在路旁。（P49）王五生来到深圳搞化工，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存折上的数字不断上升，他的两层的房子胜利在望，但身体有疾，因检查到处奔波，积蓄全部花光，查出的是晚期脑颅肿瘤。（P51）“小堂叔”一直以种几亩地为最正当的营生，由于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反而没脸见人，于是“这个最恋家的人，最终成了一个居无定所的人。”一天他爬上商场6楼工作，失足摔在地上，血肉横飞惨不能睹。在另一个地方制衣厂打工的小堂婶听到消息，“立即晕了过去”。为免让“70多岁的四奶奶精神崩溃”，在家劳作的四爷爷走出家门很远，才大放悲声。（P53）

——当下，通过在省城工作的作者折射的。姨父“头发蓬乱，皮肤粗糙黝黑，面色愁苦”， “看见我有些激动……但是他并没有像在故乡的路上遇见时那样大叫大嚷……待我走近……轻轻地用乡音唤了我一声，”与电影里与地下党员秘密接头一个样。（P209）舅舅嘱托一个工友带着他的X光片（他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断了），他“要我去问省城的医生能否不做手术，因为做手术会花光他全家仅有的存款，两个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会成为问题。”（P301）一个女乡友的儿子在广州被别人的车撞了，伤得很重，肇事司机当场被抓了，可不久就放了出来。这场车祸从此找不着事主了，儿子治伤就没钱了。她认为作者是村里的能人，要他“给广州打个电话那边就会认真办理。”（P303）

——当然，还有消失了的。有不少乡土散文从老树、土地、山场、家族（集体）、村子等物象上的消失而展示村庄的消失或消亡，但是《田园将芜》则是从单个村人的消失叙写村庄的消失。比如“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即使是对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和他的一对儿女”的民办教师王大伟；接生婆李龙姑的儿子豆角去广东打工的路上失踪；村里最有钱的王细金读高中的儿子，在“从路口到家里只要五分钟”的时间里给丢了；酒鬼李大哈子的女人是在一个夜里突然不见的；还有铁匠大四子的女儿喜梅子，捕蛇人王三伢子他爹，去湖南贩假烟的六六陀，杀猪佬刘汉章的女人带着五岁的儿子去县城走亲戚，在大街上给走丢了……从二十多年前的王大伟开始至今，官方正式统计出“村里失踪的人共有十三人”。（P69-73）

——在省城自称为故乡卧底的作者自己。“今夜故乡又有人入城，说是半夜会来。”“我的亲友们纷至沓来。可为了做好一名卧底，我必须承受更多……可我内心的困窘，有谁知晓？一个卧底内心深埋的悲凉，又有谁分担？”（P304）“但我想起我的故乡依然在苦难中挣扎，我的亲友依然蝼蚁般活在苍茫大地上，而我对他们的热情款待和为他们事情奔忙多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星半点的希望和安慰，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今夜，我依然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灯光下，心平气和地等着入城的亲友”笃笃敲门。（P305）

一个个村庄“跑动的姿势是多么难看，踉踉跄跄……跑起来不顾一切，似乎是有什么在背后驱逐，又好像它们是集体响应一个神秘律令的召唤，就像飞蛾扑向火焰，就像激流奔向不可预知的地方。”（P56）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乡村委顿的形貌，更能听见乡村心灵的悸动，当然还能感知作者发自肺腑的追问。

这是流动的、不断发生又不断消失的、应接不暇的“片断”，乡土是其最浓郁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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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并不止于简练地写出村人失踪的“片断”，而是显露了村庄何以如此的严肃探寻，或者说，江子感觉到了乡村的“下坠”与时代社会的“核心”状况有着或隐或显的关联。

——时代“核心片断”举偶：村支书刘大眼说：“这些狗娘养的，他们八成是约好了的……他们是嫌我这个村支书当得太久了（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这是后乡村时代乡村破败的一个重要秘密。村支书这席话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后乡村时代延续了二十多年，由内而外变化巨大，村庄每况愈下，而几乎终身制的刘支书稳如泰山；他是土皇帝，将村民视为臣民，动辄开骂；视别人对他不满是基于某种阴谋；后乡村时代毕竟是现代，他也隐隐察觉在支书位子上呆了几十年不是好事，他不好意思了。

——历史的“核心片断”举偶：故乡由于八姓杂居，姓氏争斗之火借助政治而白热化，因为开杂货店生活比别人富裕，太祖父在“土改”时被嫉妒的故乡人定为“地主”。（P219）接下来几代“父亲”尊严扫地受尽侮辱和伤害。盛行阶级区分、仇恨思维和斗争意识的年代，强势者蛮横凌辱和弱势者自贱自戕是会传染的，人心险恶冷漠成了乡村的常态。

——当下作者的人文关怀举隅：“我努力去探索现代文明渐次推进中乡村心灵的奥秘，竭力捕捉人们视若不见的乡村常态中的惊心部分，以我的老家为支点妄图接近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乡村的真相。”（序P3）

由是，涉及了后乡村时代的乡村政治，“乡村片断”的社会内涵更为丰厚。在这个意义上，江子“为故乡立传”、“做我的故乡的史官”、“也是做当下乡村中国的史官”决非虚言。

可是我又要说，作者只是一般性地停留于这种“理性意识”，而没有从描述对象的言行和心灵中把握并提升“思想质素”，这方面江子着墨过于吝啬，或擦“边”而过，也就影响了思想的鲜锐全书的厚重，就是说，这类能抵达时代和社会核心的“片断”过于稀薄。宁可说，他对这方面内容有所忽视；这样的内容他只是作为生活感受无意地从笔端流出。他能胜任做下陇洲的史官，但做当下乡村中国的史官，他尚未站在乡村政治和乡村社会的制高点，纵横的笔力最终受到了局限。

我以为，这里有个写此书的思想基点问题，也有个谋篇布局的情感所投方向问题。他把核心情感越来越投放在家人家族的“血脉”探寻上，固然能强化作品的情感涵量，给人以乡土（社会）的贴近感纵深感，正是这种行云流水的叙写，朝着一个向度深层掘进，而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时代核心“片断”。自然，这类纷至沓来的情感宣泄，也难以连接并聚焦于现实性的时代“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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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凭思想艺术的良知，作者已经意识到，叙写后乡村纪事必定而且必须上溯故乡的历史，探明故乡的“前世”，也就更慨叹于故乡的“今生”，《田园将芜》更具雄浑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无处安放老照片”所辑11篇文章让人感受到内在而宏大的精神视野和魄力。事实上，对家人家族精神底色的探寻，依然与时代社会的“核心片断”相纠结。在这里，自然也是缘由“片断”，对此反复揣摩，拓展了故乡的历史时空，江子也在更深层次上感受并触摸了文化和精神故乡。

我觉得，作者在家族——乡土精神探寻最值得称道之处，一是质朴地揭示了弱势者在无可奈何的命运折磨中自身精神的病变或叫畸变，但仍有人在最隐秘的内心保持着为人之本，这就能够深度解释，今天的乡土乡民精神状态何以如此溃败，但其中的奋发者仍能把握机遇跃起搏击，从而延续着“一个朝代消失，一幅画像、一个人的血脉和一个村子留下”的悲壮历程。（P232）二是质朴地揭示了现代以来，乡村父性——父亲精神的不断沦丧，以及在今天的顽强重现。

——太祖父，即祖父的父亲。从1950年代初已被定为“地主”的太祖父临死前的慷慨悲绝，“他紧紧攥着祖父的手，目光凌厉，声如裂帛：‘握紧篙子咧……撑好船咧……到死都不要……放下锚咧……’”（P222）太祖父身处逆境，仍宣示遗嘱，可见年轻时他在家里是个敢干开创，敢干担当，人格浩然，称职的父亲，他的大度和人格化入了村庄的精神，更成了家族成员的心里明灯。

——祖父。《三国演义》是祖父最可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是个军人胚子，可命运没让他成为军人（红军），没得到贵人相助，反而老受到现实的捉弄。由于太祖父被定为“地主”，祖父瞬间变成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可怜虫，在命运坠入低谷的日子，他有时整夜整夜地阅读《三国演义》。他数十年忍气吞声，晚年的脾气变本加厉，“他的意识里似乎总有一个远比他强大的对手，他想打败他，而根本看不见对手到底在哪里。他的焦躁和暴烈即由此而来。”可以说“祖父”这种接近自暴自弃的性格更是乡土百年沧桑所形成的文化性格，它仍匍伏在当今乡人的血液里。

祖父身高马大却是个弱势者。“祖父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P182）

倘说得势者凭藉政治更为强势，冷血和杀戮让其性格变异，弱势者性格同样受到毒害，这样的毒害也传之后人。“由祖父祖母衍生的家族这时候已经膨胀成几十口人。我的父母天性懦弱，成天受村子和家族的人揶揄，甚至欺负。由于从小见多了亲人之间的倾轧和故乡人性中的恶，我内心与生俱来的温度逐渐散失。我变得好斗，叛逆，歹毒，没心没肺和薄情寡义。”如此环境埋下了后来乃至后乡村时代乡人普遍精神异变的种子。（所以把乡村破败的原因推给近年的“市场化”，是容易的，却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受市场化狂飚裹挟的精神起点。何止外貌，就是心灵，乡村早就不是可绘最新最美画图的“白纸”了。）

——父亲。《你是我的神》一文是寻思父亲的心灵长歌。小时，兄弟姐妹恨爹，连娘也恨他。因为他没给家里带来福祉，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全家因为他没有了面子，他似乎少了些精气神，缺了些做男人的气势。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不赌博，更不闹绯闻，真正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几乎没有为欲望承担成本的能力，他的欲望减少到极其低下的程度。他为何至此，皆因他是地主的子孙。于是父亲受尽折磨为其爷爷还背负罪责，受人轻慢，成了倒霉蛋，可怜虫，窝囊废。父亲在故乡“极其无足轻重”。（P226）

从太祖父到第四代的“我”，精神下滑精神畸变的轨迹十分明显。对“父性”的审视意味寓于悯父之中。

乡土滋生并涵养父性。父性是什么？雄性，坚持，远见，计划，秩序，延续，延迟即时满足，费时良久来发展，自制，采集，负责，承诺，责任，人格，尊严——这些都是父性的切实内容。父亲是一个构建，一种程序，也许是最早的程序。父性是作为一种精神、一种灵感、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现实、一种象征而被保留下来。它是一种在父亲身上体现并超越父亲的人类精神。（参阅鲁伊基·肇嘉《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所以，田园将芜，父性沦丧和式微是其果也是其因。

但是，在下陇洲曾家第四代江子（作者）身上，父性精神又有明显的复活之势。简单看法是江子富有现代意识，可我宁愿看作是他由弱而强、由隐而显、动态地“寻父”中，感受、理解和重新认识了父亲。他从觉得爹“不好”，怪爹恨爹，接受外界对父亲轻慢性评价，逃离父亲（“不能像爹一样活着”），到意识到不能离开，勇敢地承担为人之子的责任（“我用我可怜的薪水供我弟弟读书，偿还爹盖房子的债务”，为爹购买稻田农药，为爹娘生病寻药），到把爹接近省城，陪爹检查身体，游览城市风光，到第一次给爹洗澡，此时的江子认识到“他所有的遭遇都兑现为命运中的坦途，他所有的孱弱都转化成了善行，做了给我的精神遗产，”心灵颖悟，参透苦难，踏实而平抚，“睡在爹睡过的床上，我仿佛刚刚出生的婴儿。一夜无梦。”父性精神在江子身上复活了，就是说，他身上的父性的根子仍来自于乡村。

“在我当老师的第二天……给爹做了一件当时流行的中山装……爹一高兴就笑了，五十岁的人了，笑起来依然像个傻孩子……笑得如此天真无邪一尘不染。”爹已经与故乡握手言和，似乎忘了当年故乡对他的伤害。历史（政治）造成的创伤是会传染的；乡间老实朴纳傻相的后面，我们向来总以为是封闭、缺失文化的原因，其实有着十分深广的历史和人性成因。进了城的江子，不也是“与故乡握手言和”吗！

“你是我的神”不仅指父亲，也指祖父和太祖父，更是指大写的乡村的父亲。父性是乡村之神。由此，赣江进入了血液。

一个人就是一个村庄的影子。父性并不是全由男性体现，乡村的女性在许多时候承接了父性。“娘自打嫁到我们家，整天基本上是骂骂咧咧……五官凶蛮，脾气暴躁……骂起爹来，倒是见本事，就像顺着竹筒倒豆，痛快得很。”（P197）“骂完了，娘又变得沉默，做饭，洗衣服，喂牲口，下地。人民公社时，一次秋收劳动竞赛，因为父亲动作稍稍迟缓而受人嘲讽，娘一怒之下竟用篾刀把父亲的耳朵割得鲜血淋漓。（P227）这里，娘在自贱的哀鸣中承载了父亲身上失去的父性。娘和爹凭着自己的双手让我读了书，为我们盖了一栋新房，生活在他们的手上，异常缓慢地一点点地好转。”（P187）因祖母去世，所有的亲人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原本寂寞的村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死亡，仿佛重新激活了一个村子的生气。”（P278）一个老人的逝去就是故乡的遗落，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和拥有的，就是以“故乡的遗落”即“人的遗落”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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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如歌如诉的回溯性书写里，悯父，审父，碰触了当今全球化时代，既是乡土更是人类所面临的有价值的精神命题。但是，作者与这一精神命题擦肩而过。

作者继续着“寻父”思路，把视野扩大到“赣江以西”，率先探寻本地历史名人——南宋另类官员兼诗人杨万里，深情地书写了外祖父、老艄公、锡匠、货郎、醉酒的人、追赶彩虹的人、姐姐……他孜孜不倦的，仍是对父亲、父性的探寻，正像歌手朱哲琴《我不相识的父亲》所吟唱的：那一条很长很长的水/很长 很长/我不相识的父亲/就在河对岸。一个基于父亲的越来越清晰的“对岸的村庄”呼之欲出。江子在“对岸”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父亲。

其实，在那个时代，父亲也是在“对岸”确定了自己为父为人的存在。

“对岸”在地理上是一个叫水东的真实乡村，“是我家故乡之外的故乡”。几十年前太祖在对岸贩收土产，还认了干女儿。之后，伯父叔叔在那里受到亲侄子般的礼遇，父亲从小倍受干亲的宠爱，在对岸有结实的情感基础，对对岸怀着深深的感恩。（P217-218）在同一时空，此岸是自家住地，父亲“窝囊得像丧家犬”（P227）；在对岸，父亲仿佛脱胎换骨，展现另一副音容笑貌。父亲有门绝活，他是故乡最出色的篾匠，他一生都沉迷于竹器的编织之中，很多人领着孩子拜其为师，由此他显示了一个懦弱人生存的勇气和尊严。（P224）即便如此，因为家庭属于黑另类，村子丝毫无视他的尊严，威压如山，认为这样的人连同全家不配有尊严。但是，他在对岸却闪现生命的光彩，“父亲饱受打击的疲惫不堪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和安顿。”在那里，他变成了性格爽朗、性情风趣的另一个人，他做手艺时干净利落的动作让他成为水东人心中耀眼的明星，他是那么自在、快活，他与那里的人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人们尊重他，亲热地以亲友、兄弟般称呼他。他总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座上嘉宾。每年春秋农闲时分，他就会背起篾刀，前往水东，那迫不及待地神色，倒像一个异乡漂泊的孩子奔赴久违的故乡。（P228）至少，在对岸，父亲身上的父性可以如春花开放。

可是，对父亲来说，对岸远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般的存在。只有故乡，永远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P229）对岸成了他堪可保持的美好回忆，唯一的精神寄托。在很大程度上，“对岸”转化成了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精神信仰。

父亲这种向往姿态实在是乡村弱势者、被侮辱被伤害者渴盼安然和幸福的永恒的雕像。

对岸（中间隔着赣江），在父亲亲身际遇里是个真切的存在，却成了他遥不可企及的梦幻，当然也成了他挣扎向上的精神源泉。也可以说，此岸的父亲与彼岸的父亲原是一个人，却撕裂为两个人。换言之，父亲是分裂性生存，可最终依然保持了善良和内心顽韧。站在对岸，父亲的家乡成了彼岸，家乡充斥着无形的毒蛇猛兽，让人恐惧，让弱势者自我委顿，让人逃离而不得，一句话，家乡成了心狱。

温饱，和睦，尊严，亲密，充满父性精神，原是乡土自性（自洽自治自我生长）的有机组成。所谓乡土的力量，说到底，是乡土自性的环境中，人（人性）的力量——人的正能量显现，当乡土自性受到破坏，人的力量体现为恶的倾向，强势者自不待言，弱势者同样出现精神病变。作者在家族史的追溯中，拨开故意伤害和卑贱自残的人性污垢，找到了那种正面的、向上的、善的力量，父性回到了心中。他成了城里人，仍是故乡的卧底，因为他能开创，更能担当。

要是作者更具理性自觉和升华，焦距更集中一些，内容更凝炼一些，读者在感觉情感的力量时，更能感觉思想的力量，如是，《田园将芜》更能夺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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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家乡看对岸，一幕接一幕的“片断”不绝于缕，衬托比照，倒成全了“对岸”，它既是此岸炙烫的历史——文化记忆，更蕴藏着“对岸”的动人风景。

基于现实——历史考量，“水东”与“下陇洲”互为对岸，此岸与对岸也就具有形下和形上两重性。现实中的对岸其实同此岸一样，《田园将芜》所叙写的无数片断同样契合，此岸即彼岸。但是彼岸又成了此岸人向往的回忆之地梦幻之地，这就告诉我们，由于历史、文化和人，我们的心灵深处——血脉里，已经定格一个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乡土（故乡）。当年作者的父亲感觉到了，父辈们早实践过了，“片断”相成，“对岸的村庄”如星辰闪耀。

扪心而问，今天那些进城打工的乡土之子，“对岸”何在？也会在新的境况中感觉并向往“对岸的村庄”吗？

2013年7月7—10日 上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