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一、苦闷年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讨论，在二战后的台湾现代史上，特别有其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启蒙、战后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学说的介绍，更是亲自在对抗蒋氏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提出强烈批判的尖兵斗士，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实践其理想的殉道者。这批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理想、眼界广、实践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视野观之，他们在战后台湾社会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评价的文化人、知识领袖，或称为引领风骚的伟大启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别提出几位自由主义经典性的重要人物，简述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藉以让今人理解其所作所为，及其能使后来者，有所深感之处。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五○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大变动的时代，纠缠多年的国共内战，在国府勘乱失败后，神州易帜，仓皇撤退来到台湾。来台后，于风雨飘摇中，面对巩固政权与生存威胁的考虑下，国府断然采取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此即开始实施尔后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以建立起独裁政治的威权统治。
在此氛围下，于大陆时期尚可标榜独立自主、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台后，由于批评国共两党的议政空间益形紧缩，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们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继续坚毅勇敢的批判蒋氏父子的专制独裁体制。当然，其最终之下场也就可以预期。然也因此，其所散发的人格光辉，才更难能可贵。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遭两方夹击，但他们尚可置身于或左或右的偏离或偏倚的有利条件。职系之故，当年国共两党对彼辈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礼遇，甚至企图拉拢之。只是，此种情况在五○年代以后即已不再，原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不能拥有自由选择偏离与偏倚的条件，因为摆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在现实上，接受这样箝制思想的政治环境。
所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威权体制，但因其政权的存在与立足，必须全面依附美国，在考虑美国观感下，也曾给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点点说话自由的权利。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也曾把这一点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象征，来装饰台湾，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以所谓的“自由中国”，来对照极权国家，或用来讨好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只不过，像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有那点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稳脚跟后，蒋介石乐得马上连这仅存的象征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五○年代初，与蒋和国府疏离及交恶之缘由。
二、威权体制之巩固———自由主义分子的疏离与整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围堵共产主义，不得不重新重视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此举，使濒临崩溃的国府政权及蒋介石起死回生，度过那危急存亡的关键年代。然国际形势对蒋的愈趋有利，使蒋介石威权独裁的本质又开始展现，仗着美国不可能弃他与台湾于不顾，蒋介石不再需要孙立人、吴国桢等来装点门面，维系美对台之支持。蒋经国与孙、吴等人之冲突，与其说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视孙、吴之失势，实为恰好证明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的建立与巩固。
外交情势的有利，美国的支持，使蒋对整肃党内自由主义分子毫不手软，先前“复行视事”时起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罢黜。1953年11月，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被蒋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以王世杰在蒋和自由派互动间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被迫辞职之意义，不只是王世杰个人与蒋关系之恶化，究其实，它代表了拥蒋的自由派分子与蒋友好关系的画下休止符。
至于雷震“国策顾问”遭除名，不单单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言论触怒蒋而已，它其实是象征蒋及国府加紧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强化。当时政府对一些超过言论尺度的报章杂志常给以停刊若干日处分，另外对新闻自由也加以限制。蒋经国对党内标榜自由派、或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恶痛绝，他在阳明山演讲时公开抨击“大陆是自由丢掉的，现在又来台湾自由”。
到了1953年底，国府执政当局对自由派的批评更加变本加厉，政治上与自由派分子的疏离愈来愈明显，雷震之事最后更演变到《自由中国》事件及组党风波，雷震为此更付出了牢狱之灾。胡适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蒋对他也是尊而不亲，只因其在海内外无人可及的崇高声望，当局对他尚有若干顾忌和礼遇而已。总之，从五○年代起，党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噤声，台湾已是处于一个失去舆论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闷年代。
而早先争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蒋介石，甚至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举，也因美援恢复，台湾转危为安，国府的态度转趋强硬而流产。蒋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离，导致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结合成一股“第三势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蒋”为诉求而活跃一时。
总的来说，蒋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建立以其个人为领导中心的威权体制，实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然。“朝鲜战争”以后国际的大环境有利之，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松绑宪法束缚其总统的权力、把“万年国会”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传声筒”和“表决部队”;而“戒严法”之下达，使白色恐怖弥漫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兼以“2·28事件”后，台湾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这种种因素杂糅配合下，凡有碍于强人威权体制者，皆在排挤打压之列，因此蒋氏父子轻易顺利地掌控全盘，建立其不可摇撼的威权独裁体制。
而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蒋的关系如何呢?平情来说，胡适以其当时在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对其容忍或礼敬一番。但对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谓“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活动，蒋介石就没那么礼遇了。尤其后来雷震的主张越走越激烈，欲组“中国民主党”时，蒋介石的容忍显然已到极限，因此设法罗织罪名将其入狱;并将殷海光台大教职停职等，最后，连最年轻的自由主义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团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系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兹简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习行政法学和宪法。民国22年至27年间，任职于王世杰主持的教育部，因王与胡适关系密切，因而也决定了胡、雷间的私交。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要职。长期周旋于各党各派间，深获蒋之信任倚重。雷震虽为一老牌国民党党员，但在多年与各党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使他深刻体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学日本的法政专业素养，使他对民主宪政有一份憧憬与理念的坚持。
据胡虚一在《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不满，曾在日记中写下其曾向陈立夫进言情况：“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又言，他与罗贡华、程希孟等人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雷震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与蒋廷黻等人，既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暴力革命，也不满青、民两党仅是国民党的附庸，毫无在野党制衡的力量。因此，蒋、雷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宪政”人士，从中分离出来，另组一新政党，和国民党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竞争，以发挥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政功能。而蒋、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党”领袖，即为胡适，唯胡适并无意愿。
有趣的是，当时蒋介石并不肯担任宪法架构下，权限并不大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反而拱胡适出马，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弹。为此，蒋介石还特别约见胡适致歉，并希望胡适出面组党，胡却反而建议国民党，最好自行分化为两、三个政党，来婉拒蒋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国民党自由分化产生新党这点上，胡适、雷震、蒋廷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完全是“胡适派文人集团”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们既不满意国共两党的专制，也不满民盟及青、民两党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国民党惨败来台后，雷震等为挽救败局，从根做起，乃试图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换言之，此时的雷震等，对国民党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会在大陆局势逆转后，敦请胡适出面领导，欲组织“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藉助舆论，一面宣传民主反共，来鼓舞民心士气。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雷震任主编，它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图以“自由中国社”为核心，联合信仰民主宪政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之用心，并希望藉此逐步发展成一新党，也能够监督制衡国民党。然而，雷震当初欲以“自由中国社”所发起的组党构想，却因时局恶化太快而未能有进一步活动，但却是尔后来台《自由中国》创刊，及蒋廷黻等在美拟成立“中国自由党”的最初构想。
其实，当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国社”及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曾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国民党欲借此行动，来起死回生，使外界对其能耳目一新。只是当时蒋介石的支持，其后证明，仍是极有限度的。此即意味着，当时“自由中国社”所做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也只能在当局容忍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开展。因而，这就决定了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历史宿命，此一局面，当然亦导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无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肃的悲剧下场。
五○年代初，蒋廷黻虽曾拟定在美成立“中国自由党”，但因胡适婉拒出面领导，故很快无疾而终。反而雷震当时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愈办愈红，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情况在蒋介石立稳脚跟后，就触犯了当局的大忌。因蒋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义，视同如共产主义般，为毒蛇猛兽，所以长期以来，对其排斥不遗余力。
试想，早在二○年代，蒋介石对胡适在《新月》时期的言论，尚不允许其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及政府，如今台湾处于风雨飘摇，大陆惨败和台湾地方民主势力抬头，蒋早已心存余悸之刻，又如何能听得进胡适、雷震等“乌鸦”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蒋介石最后对雷震等，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压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曾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和民、青两党人士往来密切，后来又搞反对党，政治关系复杂，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雷震在其早年留学日本时，学校的课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学理基础。在京都大学时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学，其师森口繁治教授，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对于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重视，以及反对军人干政的态度等，都大大影响了雷震日后从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属于理论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的，其可贵之处，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观诸雷震在大陆时期，对在野人士的尊重，对结束一党训政，和实现民主宪政，都曾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来台后，他尤其能不顾强权，向国民党提出改造意见，甚至要求军中，不得设党部，搞权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撰述许多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或争人权的文章，均曾脍炙人口，流传一时，而战后台湾民主思想的启蒙，诸多系由此逐渐发展出来的。
当时，雷震和许多自由主义朋友一样，都认为国民党那一套在大陆已失败了，所以若要在台湾励精图治，就只有靠民主自由，而非以独裁、专制来治理台湾。而雷震的同志殷海光也曾说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这段话，其实也就是殷海光本人对自己或对其同人之最基本界说和自律原则。
准此而论，雷震可以说完全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因雷震的民主自由信念始终如一，例如他在批判国民党蒋家父子的极权专制时，毫不畏惧，所以最后才会触怒最高当局，除各项职务先后遭解职外，最后还遭到蒋家父子以“莫须有”罪名，罗织入狱长达十年之久。这种一肩扛起所有苦难担当，见诸书生空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十分罕见的。
而两岸的现代史，有时也会有偶然的相似，例如1957年，大陆开始“鸣放”运动，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以为有了说真话的自由，结果却导致不少知识分子，纷纷被打成“毒草”而系狱，或被清算、贴大字报和游街示众等羞辱行为的对待。正好台湾也于此年，掀起组织反对党的高潮，所以雷震在《自由中国》上，一连写了“七论”反对党，直到被当局逮捕为止。
雷震是个不喜欢纸上谈兵的人，他认为要谈反对党，不要空论，而是要真正付诸行动。所以才有1960年，蒋欲违宪竞选第3届“总统”之际，雷震联合吴三连、杨金虎、高玉树、成舍我、陶百川、殷海光、张佛泉、齐世英、李万居、郭雨新、夏涛声、许世贤、王地、傅正、夏道平等，紧锣密鼓的筹组新党之举。但其为此，终于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后，不但雷震本人长期系狱，连李万居《公论报》经营权也被夺，殷海光则遭解除台大教职。而在雷震等人入狱后，彼等的精神领袖胡适，在舆论抨击、内疚不安中，度过其生命最痛苦的晚年，并于1962猝逝。胡适的殒落，也结束了“胡适派文人集团”，这一标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从事民主自由宪政运动的缘起缘灭史。
四、自由主义领航者殷海光
殷海光(1919-1969)，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从1934年起，开始接触逻辑，思想受当时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金岳霖的影响颇深。1938年进西南联大，1942年入清华哲学研究所，为金岳霖入室弟子。金岳霖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也要勇于发表意见，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这些看似浅显的言论，对殷海光影响至巨，甚至铸造成殷海光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日后大力宣扬自由主义，多少受到金岳霖的教育影响。
1944年，殷海光响应政府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当时殷的思想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支持国民党与中共对抗。1945年，大战结束后退伍，来年殷受聘于《中央日报》主笔，并任金陵大学教职。1949年，殷随《中央日报》来台，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殷获傅斯年聘为台大哲学系讲师，教授逻辑，其后且参与《自由中国》编务，任编辑委员。
殷海光是最早将西方科学哲学引进台湾的人，在台大任职期间，被誉为“台湾大学最卖座的教授”，深获年轻人所拥戴，许多青年学者和学生，都视他为思想导师。在他影响下，台湾也逐渐出现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学子，如李声庭、陆啸钊、居浩然、韦政通、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李敖等。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那个孤绝的小岛，殷海光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仍不断地挣扎、苦撑与坚持，使自由主义的婴啼并未就此绝声。
殷海光以自由主义学者暴得大名，是其来台后，在《自由中国》及《文星》等杂志，发表一系列阐述宣扬民主自由的政论性文章之结果。殷海光是彼时国内最重要的逻辑研究先驱，他除了引进当时国外最先进的“逻辑实证论”思想外，对罗素、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亦相当注意。相对于彼时，台湾非常封闭的学术环境言，殷海光引进了西方思想，无疑是为当时的学术界，开启了对外接触的重要窗口。
当然，在殷海光一生中，于《自由中国》撰写政论时间，是他一生最璀璨的岁月，也是他以自由主义大师，对台湾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时期。平情论之，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人而言，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被统治当局刻意打压，不鼓励接触的思潮。
但殷海光却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为遂其宣传自由主义的初衷，殷海光花费许多心血，他亲自翻译出版了哈耶克(F .A .H 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并透过报章杂志，大量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罗素等哲学巨子的思想。此外，在《自由中国》论政时期，殷海光尚以专业“逻辑实证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笔锋犀利进行对政治主张及时局批判的工具外，他主要的政论文章，有两个主轴：一为以原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想，鼓吹现代化的建设;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立足民主反共的路线。另外，亦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展开严厉的批判。
殷海光常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是“五四的儿子”，源于对五四民主自由的浓厚情结，使殷海光对宣扬五四精神非常重视。《自由中国》杂志上，有关五四的社论，大都是殷海光所写的。由于他对五四的憧憬，及倾向西化的主张，所以到《文星》时期，爆发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之际，殷成为众矢之的，被徐高阮、郑学稼、胡秋原等，视为幕后的支持者。
“雷案”发生后，殷虽未遭到逮捕，但他却以大无畏精神和夏道平、宋文明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国府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然也因为得罪国府当局，殷在台大教职遭到停职、给薪，但不能上课的痛苦。其后，欲申请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绝境，靠哈佛大学的经费支撑。1969年，殷在极度精神苦闷与胃癌的蹂躏下，不治逝世，自由主义巨星又陨落一个。
其实，在当时政治统治高压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失去脊梁，不敢和统治当局对抗，有的甚至噤声依附充当打手。但殷海光，却能不迎合当局，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敢怒敢言的风骨气节，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坦白说，殷海光在学术专业领域，并没有了不起的创作;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终身信奉自由主义，且试图将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并以此影响当时整个台湾的学术信仰和政治局势。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所，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鼓吹上，以《自由中国》为传媒，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殷海光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佳脚注。总之，殷海光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六○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及最佳代言人，虽然有趣的是，他本身的气质，既不民主，亦不宽容;甚至，在论战场上，还显得相当武断。然而，这种一元价值的思想特色，在当时台湾封闭的思想环境中，反而使其主张别具另类价值意义;在宣扬民主和科学的工作上，作出重大的贡献。无怪乎，他被誉为“五四之后，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五、文化顽童李敖
至今仍活跃于台湾的李敖，虽还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但其一生已足以含括政治家、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批评家、史学家等声名于一生的传奇人物。
他素来批判国民党，亦不满于民进党，他左右开攻，天生反骨，骂他的说他是“疯狗”;捧他的誉其“特立独行”，总之，没有任何评价，可恰如其分地形容他。
这位有东北硬汉血统的李敖，与胡适一样，在大学时，藉《文星》杂志犀利的笔锋，横扫千军，骂尽天下苍生而暴得大名。他向国民党威权挑战，遭到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出狱又入狱;他与影星胡茵梦结婚又离婚，游戏人间，不改英雄本色。他开政论节目“笑傲江湖”，嘻笑怒骂台湾朝野两党的蓝、绿政客。
2005年，他访问了半世纪未曾踏上梦土故乡的大陆，于北大、清华等大学讲演，刮起一阵“李敖旋风”。
胡适绝对是李敖思想的启蒙者，而这一点李敖亦不否认。事实上，他也一直是胡适自由主义的长期追随者与信仰者。而《文星》一案，当是李敖一生的转折点，此事件充分考验李敖对自由主义信仰的坚持，亦形塑其人格个性的试金石。从此后，自由主义这顶桂冠，将牢牢地戴在李敖头上，而闪闪发光，终其一生亦不悔。
李敖思想的启迪，家庭因素是免不了的，其父李鼎彝，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之教诲，所以李鼎彝的北大自由开放的民主精神，对李敖产生不小的影响。当然，李敖的博览群书，及绝对是非价值观，对他自由意志的发挥起了绝对的作用。在台大读书期间，又认识了民国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胡适，两者如伯乐与千里马般，马上激荡出激烈的火花，两代知识分子的薪火相传，让自由主义的棒子代代相承。
1957年萧孟能夫妇创办《文星》杂志，原本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刊物，直到后来李敖的加入，才为《文星》杂志，掀起涛天巨浪。李敖在《文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老年人和棒子》，掷地有声地批评当时甚多占着毛坑不拉屎的学霸。此文一出，显然惊动了许多重听的老年人，而开始围剿李敖，给他安上“文化太保”、“文化流氓”等许多罪名，此文亦是《文星》杂志许多笔战的导火线。
李敖后来又接连发表了《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将文坛从“棒子战”，转为更高潮的“中西文化论战”，该论战使李敖成为众矢之的。其后，他挖出一连串高等学府教授的弊端恶行，终于使这些老教授按捺不住而反扑，务必铲除李敖而后快。之后，李敖虽从此成了学术界的“过街老鼠”，但他却意气风发、不无得意地以自己能将《文星》带领走向“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而自豪。
1965年李敖在《文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以谢然之先生的作风为例》，严词批评国民党，也伏下《文星》杂志停刊关门的命运。总计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前后约有4年之久，其流弹所及，几乎囊括所有党政学界要人，因此国民党开始罗织罪名，最后，以叛乱罪名判刑10年入狱。
对李敖来说，他从不讳言自己对胡适的尊崇，而胡适对李敖的影响，也是全面性的。所以李敖曾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
而李敖以上所说胡适“一以贯之”的思想，其实就是胡适终身标榜的自由主义，同时也是李敖亦步亦趋、坚信不疑的民主自由思潮。胡适影响李敖，使其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以直到已近晚年的现在，李敖对胡适仍是敬佩有加。此由2005年，他亲访北大，独捐巨资，要竖立胡适铜像于北大校园内，即知胡适在李敖心目中，其巨人形象，是如何的巨大。当然，李敖也不以胡适自由主义接班人为满足，他时时刻刻站在这位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并想超越他。
对于同志，李敖曾责备殷海光本人和其他门人弟子，不能散布并延续其自由主义的精神。确实如此。在殷海光众多弟子中，的确是李敖比他人更努力地或更全心全意地，做着他追求自由民主的艰苦工作。所以，李敖的知己孟绝子曾说：殷海光的学生很多，可贵的不少，但最能代表殷海光全部精神的，就是李敖。此语连殷海光听了，也点头同意。而李敖本人，更曾经不客气地对殷海光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动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对于此语，殷海光本人也只能承认这是事实。
基本上，李敖在努力维护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确实付出很大的心力和代价。只不过，现在已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落日照大旗”的时候了。因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台湾已趋没落，即使勇者如李敖，纵然有心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也只能慨叹时局，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落幕之时了。
六、结语———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中国大陆研究胡适卓有成就的学者沈卫威，在评论“胡适派文人集团”在台湾的日暮黄昏时，有一段评语说得甚中肯。
他说：“在胡适‘自由之旅’的苍茫岁月，以他为核心的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中，先后有两个基本的群体结构：自由中国社和文星社。前者的代表人物为雷震、夏道平、殷海光;后者的代表人物为李敖。其中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社的主持人，他以自己的务实和坚韧，乃至屈原式的愚忠，即使胡适晚年，那近于苍白的理想化的理性自由主义，得以张扬，也有所附丽;又使‘胡适派文人集团’，在1949年大陆赤变易帜后，薪尽火传，一部分力量，在台湾得以重新集结、调适，并再度介入政治。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及《自由中国》、《文星》，成了台湾一个历史时期内民主、自由的一个象征性形象，也是一种社会化的民主、自由的力量。”
沈卫威评论得甚好，假如台湾的“自由中国”与当时的共产中国有所区隔的话，说实在话，雷震等人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所擎起民主自由的火炬，是相当有意义的。
此一自由民主运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雷震为中坚、殷海光为论述者，李敖为殿军，薪火相传。彼辈虽曾遭到当权者的打压，组党亦胎死腹中，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其对尔后台湾民众思想之启蒙，与日后台湾之民主运动，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另外，自由主义信仰者张忠栋教授也说得好：“胡适、雷震和殷海光，是三位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因胡适是继续反对独裁极权，反对守旧复古，并继续主张民主与科学：而殷海光则继承五四余绪，在《自由中国》写了最多阐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至于雷震，他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历程中，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所以下场也最悲凉和最值得后人的同情。以上三人，年龄虽不同，性情也各异，身份背景亦有别，也因此，各有表现，也各有不同遭遇;但是，他们都曾共同坚持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才会因缘际会，成为同道，共同为战后台湾的民主思想来启蒙、来奉献、并为其而受苦、受难。……如今，我们若能为过去如彼那样等的人，设身处地地作想，则对于这三位不同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虽难免有不同的评断，或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平心而论，环顾今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家的表现，又有几人能够超越当年的雷震、殷海光或胡适?”这是自由主义者张忠栋教授，晚年深刻的论断和感慨。
张忠栋教授的论断和感慨，并非无的放矢，观之今日台湾诸多乱象，所谓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敢秉持道德勇气，挺身而出?或有几人不畏于特定政治立场而针砭时局?因此，在当代台湾日益向下沉沦之际，犹能作狮子吼;或在台湾道德逐渐错乱沦丧的今天，犹能力挽狂澜者，若较之当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面对蒋家党国机器的压制，所表现的铮铮铁骨作风，则其所标榜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无愧。
2010-11-26
[陈正茂 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著有《新编台湾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