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通常是指那些出卖祖国的坏人。在日常生活中，卖国贼一词使用频率很高，一些人动辄指认他人为卖国贼，尤其是那些“粪青”，兜里成天揣着这顶帽子，随时准备往别人头上戴。

其实，卖国贼的头衔虽然不好，但是规格很高。较之专家学者，这个头衔更难以获得，因为任何人只要在某个领域做出一些成绩，发表一些论文或出版专著，就可以成为专家学者。但是，要成为卖国贼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要有卖国的动机，其二要有卖国的行为，其三要有卖国的后果。

第一个条件很容易具备，谁都可以或可能萌发卖国的念头。第二个条件就很难具备，涉及到行为能力，至少具备相当的资格。一般人就是想卖国也卖不成，手中没掌控权力和资源，你凭什么出卖，你有什么出卖？所以说，位高权重者或特殊人物才有这个能力或资格。而普通老百姓大都当不了卖国贼，充其量只能当卖家贼；不过，人家的家产属于他私有，他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反正不违法。第三个条件是第二个条件的延伸，有了行为势必造成结果，但后果各不相同，有的比较轻微，有的相当严重，最严重的可能影响千百年，甚至改变整个国家的历史。

本人孤陋寡闻，对历代卖国贼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过，如果让我挑选一位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卖国贼的话，我会首选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

唐末，各藩镇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乃至天下大乱。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政权频繁更迭，地方王国割据一方。石敬瑭就是生活在这个年代。他的父亲名叫臬捩鸡，本是出自唐朝西夷的沙陀人。但是，石敬瑭为了表示自己是汉人，就改姓石了，并自称是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代，但正史《新五代史》对此存疑，认为“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臬捩鸡善骑射，有勇有谋，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有功，官至刺史。

石敬瑭为人沉厚寡言，喜读兵法，能征善战。后梁贞明元年（915年），李存勖得魏州，梁将刘寻急攻清平，李存勖前往驰援，为刘寻所围困。石敬瑭率十余骑击败刘寻，救李存勖于危难之中。李存勖拊其背而壮之，从此声名大振由此声威大振。李存勖（后唐庄宗）建国称帝之后，很快骄侈起来，宠信优人宦官，政治败坏。即位第四年，李存勖死于兵变，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后唐明宗）登上皇位。石敬瑭与李嗣源颇有渊源，他曾经多次解救李嗣源于危急之中，被李嗣源视为心腹之将，并将女儿许配给他；李嗣源能够做皇帝，也得益于他的劝说与策划。所以，李嗣源对石敬瑭非常器重，即位后便拜他为保义军节度使，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

李嗣宗在位期间，石敬瑭主要在地方任职，先后镇守陕州、魏博、河东等地，显现出很高的治理才能，颇有政绩。这时候的石敬瑭还不是一个卖国贼，纵然有卖国的本钱，却毫无卖国的动机。但是，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石敬瑭深深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终究萌生了卖国的念头。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是为后唐闵帝。当时，明宗养子李从珂镇守凤翔，石敬瑭镇守河东，闵帝担心他俩拥兵自重，遂下令二人对调。李从珂不服，在凤翔起兵反叛。闵帝出兵镇压，派出的将士居然被李从珂说服，倒戈归降于他。李从珂重整旗鼓，领兵杀向洛阳。闵帝仓皇出逃，奔向魏州，路上遇到石敬瑭，以为得救。殊不知，石敬瑭见闵帝大势已去，不仅不救护他，反而杀死他的随从，将他囚禁于驿站，自己带兵向洛阳进发，与李从珂会合。李从珂进驻洛阳，随即登上皇帝宝座，史称后唐末帝或废帝。即位不久，他就派人起杀死闵帝，以绝后顾之忧。

尽管石敬瑭为李从珂称帝助了一臂之力，但是李从珂对他仍不放心，视他为心腹之患，试图把他调离河东。石敬瑭知道李从珂对自己有戒心，于是现出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刻意示弱。经过一番周旋，在京城滞留一些时日之后，石敬瑭得以返回河东。回到河东，石敬瑭仍保持低调，在京城来客面前装出一副病态，说自己精力不济，从而麻痹李从珂；与此同时，他以契丹侵扰边境为由，向李从珂要大批军粮，说是为了备战御敌，其实另有打算。李从珂被他所蒙蔽，渐次放松警惕。有一次，石敬瑭上书要求辞去马步兵总管的职务，让他到别的地方任节度使。很明显，他这是有意试探李从珂，假若李从珂让他调离，就意味着李仍怀疑自己；假若李从珂让他继续留守河东，那就说明李对他没有加害之意。关键时刻，缺乏谋略的李从珂却听信了一个大臣的馊主意，下令派石敬瑭去别处任节度使。石敬瑭感觉问题严重，于是启动了造反的预案，一边装病抗命，留守原地不动，一边向李从珂挑衅，说他是李嗣源的养子，不应继承皇位，得让位给人家亲生儿子李从益。李从珂非常恼怒，下令罢免石敬瑭的所有官职，并派兵进行讨伐。

征讨大军兵临城下，石敬瑭自知仅凭自己力量难以抗衡，于是向向契丹寻求援兵。为了打动契丹首领耶律德光，石敬瑭不惜许诺最优厚的卖国条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进贡大批财物。石的部将刘知远当时就不以为然，对他劝谏说：“契丹只须饵以金帛，便肯入援，不必许以疆土。”可是，石敬瑭饥不择食，一意孤行。耶律德光觊觎中原已久，正愁没理由南下，意外接到石敬瑭送上的大礼，不禁喜出望外。于是他立即发兵增援，帮助石敬瑭打败后唐军队，李从珂自焚身亡。石敬瑭得以做皇帝，国号为晋，史称他为后晋高祖。石敬瑭称帝之后，信守承诺，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石敬瑭虽然做了皇帝，却是以“儿皇帝”而著称。在自己国土上，他是所谓的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皇帝，而在契丹首领耶律德光面前，他自称“臣”、“儿皇帝”，而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论年龄，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十岁。从人伦上说，耶律德光怎么也生不出比自己大十岁的儿子；从事理上说，耶律德光与石敬瑭为父子关系倒是顺理成章，毕竟耶律德光做皇帝（辽太宗）在先，石敬瑭做皇帝在后，而且后者的皇帝是由前者催生或派生出来的，所以前者应为父皇帝，后者当儿皇帝。父子之间，是讲究孝道的，儿子要孝敬父亲。作为“儿皇帝”， 石敬瑭是很孝敬“父皇帝”的，对契丹人简直百依百顺。每当契丹使臣至，他便毕恭毕敬地拜受诏敕，除了每年进奉30万布帛外，还不时赠送奇珍异宝。而“父皇帝”则贪得无厌，自恃扶持“儿皇帝”有功，隔三差五敲诈勒索，“儿皇帝”不得不委曲求全，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弄得中原百姓负担深重，苦不堪言。

民间有一句俗语：“人一变脸就阔。”做地方官的时候，石敬瑭励精图治，注重节俭。做了“儿皇帝”之后，他就要着实过一把皇帝瘾，开始变得奢侈起来，用黄金、美玉、珠宝等把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他还嫌原首都洛阳破旧，决定迁都于汴州，将其改为东京开封府。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他推行严刑峻法，以割舌头，将人支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酷刑，镇压反抗的民众。当然，权力容易腐蚀人；一旦有了绝对而不受约束的权力，任何人都可能腐化变质。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多地指责石敬瑭，毕竟在腐败奢侈方面，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

但是，石敬瑭最为人诟病与不耻、最不可饶恕的是他的卖国行径。一般人做买卖，讲究等价交换，各得其所。而石敬瑭的卖国绝非寻常买卖，其性质十分恶劣，其后果非常严重，其影响非常深远。唐代强盛，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归化中国。李克用父子虽是沙陀人，也算作中国的军人。唐代之后，后梁、后唐的更迭，不过是中国军人的内讧和争斗，其性质还不太恶劣。契丹则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自它兴起之后，时常掠夺或骚扰中国；燕云十六州位于当今北京、山西、河北地带，自古就是华夏固有的领土，把它割让给契丹，性质是极其恶劣的。再说，燕云十六州为险要之地，易守难攻，一旦割让出去，中国便失去战略要地，中原地区缺乏天然屏障，赤裸裸地暴露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以致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可见其后果是多么严重！

更可怕的是，石敬瑭卖国所留下的历史包袱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五代进入后周时期，出现了颇有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他曾率领大军北伐，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可惜出师未捷，就突然病逝。宋太祖赵匡胤堪称一代英豪，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是他的梦想，但他的战略部署是先平定中国再解决历史包袱，遗憾的是，在他北征契丹的途中却不明不白的暴亡。宋太祖赵光义也想有所作为，但两次出兵都遭受重创，最终无功而返。此后，宋人再不敢轻举妄动，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究其原因，除了后世帝王不及太祖有才干，就是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影响了宋朝的武备。由于大片国土的缺失，不仅宋朝丧失天然屏障的防御线，而且缺乏国防资源。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对付北方塞外强敌，非得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战马，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个是河套一带，一个是蓟北一带，两地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合养育好战马；而宋朝开国之初，就没有掌控这两个地方，前者被西夏占据，后者让石敬瑭送给契丹。不能养育出好战马，就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遇到战事，就处于劣势。当然，宋朝的衰弱有多重原因，而石敬瑭留下的负资产无疑是一大祸根。燕云十六州的割弃，实在是历史的巨大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宋的灭亡。

石敬瑭以卖国换取皇位，从个人角度角度看，他的确很划算，好歹做了八年儿皇帝，客观上也给中原带来短暂的安定。但是，他的卖国终究是负能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理应作为卖国贼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假若石敬瑭地下有知，或许要做自我辩护：说自己卖国也是迫不得已，是被李从珂所逼！果真如此吗？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早有异心？如果你对李从珂忠心耿耿，他何以对你动兵？不过，你要造反要做皇帝，也是你的权利。问题在于，除了卖国之外，难道就别无选择么？！

其实，当时摆在石敬瑭面前有多项选择题，他可以做出N种选择。比如，其一凭借自身力量与李从珂军队坚决对抗，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好歹是一条汉子；其二风势不妙，赶紧开城投降，争取李从珂宽恕原谅；其三实在抵挡不住，赶紧弃城逃跑，到别处流亡……当然，卖国求敌，认贼作父，也是一种选项。但是，选择这一项，无疑是对国家的背叛与犯罪，势必遭到千古骂名。人在任何时候做出各种选择，不管有多少借口，都不能构成卖国的理由。

所以，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都必须保持起码的底线，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危害国家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