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群雄逐鹿前沿地带的民族
横亘在西欧与俄罗斯之间居住着几十个民族、近2亿人口，那里有21个国家、近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长期属于二战后由苏联主导创建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其中东边6国过去和俄罗斯结合成“苏联”，西边过去是8个国家的土地现在形成了14个国家（不含已分治10多年并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科索沃），还有一个东德（“民主德国”）则与过去属于敌对阵营的同胞合并成统一的国家。本来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欧”传统上是指东欧平原，相当于今天俄罗斯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但二战后随着“阵营”的出现，“东欧”变成一个政治概念，指属于“阵营”但没有加入“苏联”的阿、保、波、匈、捷、罗、南和民主德国这8个国家。“剧变”以后，“东欧”这一政治地理概念已趋于消失。
今天人们习惯于按照自然地理和传统观念把她们划分为“中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在这块被称为地缘政治的“断层带”上，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打下深深的印记，各种混杂在一起的文化竞相发展，拼凑出的一幅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图画。这个区域既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空间，也是“各种主义的实验室”和政治对抗的角逐场，几大势力在这片土地上的争夺从未停止过，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先后在这里称雄一时。在这块群雄逐鹿的前沿地带，小国的地理位置和夹缝中成长的独特历史使这里的民族具有强烈的“身不由己”的悲剧情怀——欧洲的政治格局没有给东欧人留下选择的余地。
就像波兰思想家米沃什所说的，小国家具有一些优点，“能出生在一个小国家是很好的，那儿的本性非常人道，因为它以人为本，几个世纪来多种语言和宗教都能够共存”。“小”并不意味着狭隘，小国的人甚至比大国的人更有宽容接纳精神，更有国际性。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反对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近代最可怕的怪物”，偏执的民族主义无一例外都会自我膨胀。东欧人认为，自己的历史角色命中注定就是承受苦难，先是保护西方免受来自东方的蒙古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后来又成为“用铁荆棘围着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语）的成员，从而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不断地经历着被入侵、被奴役、毁灭、再重建和复兴的循环。但这些苦难并没有磨损掉他们面对未来的勇气，反而激发出这些民族对历史记忆沉淀后的思考。
在今天的中国，抗日战争主题喜剧化到了离谱的地步。中国的电视观众都知道，不论这方面的故事编排得多么惊心动魄，最后的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我方胜利。只有在东欧这片土地上，你才能深深体会到战争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痕有多么深重，仿佛战争就发生在昨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这些民族支离破碎，到处都留下了让人心灵震撼的哀思之地，成为各民族记忆中抹不去的伤痛，使他们成为生活在历史中的民族。
历史情感是割不断的
中欧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因素”是有历史原因的：由于二战前仇犹排犹等原因，大量的中欧犹太人移居美国，更早时在俄德奥等列强压迫下出走的也有大量中欧各国的主体民族人口，再加上其他原因的移民，他们共同构成了数量庞大的新大陆美籍中欧人。在新大陆这个“移民天堂和民族-文化大熔炉”里，他们既接受了普世价值和“美国梦”，也保留着对祖国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从而成为中欧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牢固纽带。所以，今天民主制度下波捷等国的所谓亲美，在政府间关系的表象下其实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以波兰为例，现在有一千万美国人具有波兰血统。波兰人喜欢要外人猜一个谜：“除了华沙以外，哪个城市的波兰人最多？”答“罗兹、克拉科夫、波兹南”都不对，正确答案是——芝加哥。每每看到猜谜者惊愕，出谜者都会狡黠地大笑。所以波兰人把美国人看成自己人有原因的。说“每个波兰人有一个美国堂兄”有点夸张，但很多家庭都有与美国有关联的确是事实。波兰与美国的渊源之深超过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即便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当局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1957年毛泽东与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哥穆尔卡就表示，他不赞成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中多处点名谴责“美帝国主义”。他说，这样的措辞波兰人民接受不了，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还有更多的是美国国籍的波兰后裔，说美国是世界反动中心，在波兰会引起反感，波兰人的抵触情绪很容易导致逆反心理。
在波兰人心目中的三大历史事件——反俄起义、华沙起义和卡廷森林惨案——殉难者中都有美籍波兰人。每当波兰处于危急时刻，美国也愿意伸手相助。波兰人对美国一直心存感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波兰看到，当地人对我国的新闻报道中指责波兰是“美国插进欧洲的特洛伊木马”的说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也容易伤害波兰人的感情。
其他各国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捷克的移民多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斯洛伐克的移民多在克里夫兰市，战前战后斯洛伐克大约有1/4人口或70万人移民到美国。据统计，每3个斯洛伐克人就有一人在美国有亲戚。捷克与斯洛伐克这两个20年前才分手的国家在人际网络上总是无法切割的，但即便如此，“捷克人在斯洛伐克人中的亲戚还不如斯洛伐克在美国人的亲戚多”。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造就的国家。这个地方过去在奥匈帝国版图内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中心，但这里的左派却很亲美。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国父马萨里克是社会民主党元老，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他曾侨居美国，妻子是美国人。笔者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看到最大的一座雕像就是马萨里克像。奥匈的专制与美国的民主以及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都给马萨里克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萨里克对俄罗斯也很熟悉。十月革命的时候，马萨里克就在俄国，他对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废除立宪会议的做法深感震惊和愤慨，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致使他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大大右倾化。他对美国的感觉非常良好，对美国模式中张显的建国理念：教育、自由、道德、法律，称赞有加。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接受美国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一直是我的政府和我的生活采用的原则。
宗教改革的殉难者胡斯（1371-1415年，因倡导人民可以有反对不公正权力的天然优势，被马克思称为“捷克民族和捷克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和马萨里克现在被誉为是捷克的象征，他们的价值取向对捷克民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哈维尔在就任捷克总统时宣誓说：“我毫无保留的认同这一价值，并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
与波兰类似，捷克人历史上受俄、德、奥等列强之害很深，但是由于对英法出卖自己的慕尼黑悲剧记忆深刻，他们对“老欧洲”的疑虑比波兰人更明显。这更使他们倾向美国。剧变后捷克首任总统哈维尔和总理克劳斯政见不合，前者强调道德精神，不喜欢太世俗的“资本主义”，后者反对唱高调，坦言就是要建设“资本主义”。前者对欧洲联合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与期待，后者则基于捷克民族主义，对“入欧”不甚积极。后来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泽曼与克劳斯也有类似的“左右”之别。但是前者“亲欧”更亲美，后者不那么亲欧，却也同样亲美。所以捷克亲美也是有深厚土壤的。
因此，美国人同中欧国家打交道具有一定的优势。二战中东欧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既丰富了美国文化，又解决了东欧移民漂泊的困境。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等曾活跃在美国政坛的人物都具有东欧血统。剧变后东欧裔的美国人到东欧寻根溯源，或投资办企业，或积极参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在美国和原母国之间形成不可小觑的传送带作用。当然，美国政府积极介入东欧是有它的现实政治考虑的，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情感纽带不像政治、经济那样说得清、道得明，但是往往会成为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基点。
中国2012年才全面进入这一区域，虽然是中欧五大力量（其余四大势力是西欧、美国、俄罗斯、德国）中的新来者，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从来没有和中欧国家发生过冲突和对立，相反，传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伴随着浓浓的情意和真诚的支持。1956年波匈事件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对波兰不太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波兹南事件时，波兰打出“毛泽东支持我们！”这样的大幅标语，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同志比较公道，能站在兄弟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中美大使级的136次谈判都是在华沙举行的，中波轮船公司是第一家中外各占50%股份的合资公司。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这些资源，而不必对他们的“亲美”耿耿于怀。
历史记忆造成“疑欧亲美”的判断
生活在中欧的小民族曾经被各大帝国侵略征服过，拿破仑东征、两次世界大战，她们都首当其冲，屡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被东西方来回拉锯，被那些操纵世界命运的大国摆布。她们无从做出自己的选择，如同“被绑架的人质”一样往往身不由己。近代血淋淋的历史是她们无法忘怀的：波兰的四次被瓜分、捷克在《慕尼黑条约》下被出卖，匈牙利先被绑在法西斯的战车上，继而其领导人拉科西又成为“斯大林学生中最听话的一员”。匈牙利人说：“我们跟着这个大国跌倒了，爬起来又去紧跟另一个大国，结果又跌倒了。在我们以为再也不会迷路的时候，我们仍然找不到自我，不知道路在何方。”
尽管欧洲大国口头上说，我们有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转变立场，缩回到自己的乌龟壳里，以至于在东欧人看来，老欧洲把他们看作东部屏障，看作战略缓冲地带，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丢卒保车”——放弃东欧以求自保，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东欧国家对老欧洲一直不信任，老欧洲的自私和目光短浅让他们记忆犹新，这块土地文化上属于西方、政治上属于东方的撕裂就是西欧绥靖政策的结果。
1945年二战的胜利对于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仅仅是更换了占领者。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所说的，“1945年是一个悲剧时代的结束，又是另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是苏联占领的开始，他们把一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这种“外来的革命”并没有融入本土文化，对美国拥有比老欧洲更多的兴趣、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也就不难理解了。人不可能在同一条道路上摔两次跟头，国家也一样，多次上当已心存芥蒂，就不会全力紧跟了，给自己留有后路成为东欧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必要策略。贝奈斯为捷克生存提出的：“不吊死在一棵树上，不是100%的面向西方”，奠定了外交政策上的捷克模式。同理，夹缝中东欧小国面临着对老欧洲的不信任与无法选择地缘关系的双重难题，使他们对老欧洲既爱又恨。在“谁来保卫我们”这个问句上，在不对称力量对比中，一定要有自己的押宝的方式，凡事留一手、多找几个靠山、多有几个选项，比吊死在一棵树上强。
屡次受伤的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格外敏感，对国际安全体系的认知格外强烈。捷克人说：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帅克精神”，意思说，好兵帅克对付压迫武器的方式就是捷克人生存哲学。它以一种看似愚蠢的方式暗藏着规避锋芒的智慧，体现了弱小民族的无奈和不得不周旋于大国之间的策略。波兰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二战中付出了死亡22%的人口的代价。捷克则不同，在1526-1918近四百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三十年战争的教训，使他们改变了“硬碰硬”的做法，以曲折迂回、避其锋芒不正面交锋作为上策，在谦恭低调中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帅克精神和贝奈斯理念的由来，就是在和强大对手作斗争时表面上驯服，可实际上仍然按自己的主张出牌，根据自己的常识做出判断，体现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第一步首先是向西靠。虽然东欧对西欧的不信任一直存在，但是价值理念上的认同、文化上的归属和社会主义阵营中长达40年的控制和受压制使他们向西靠的决心很大。“疑欧”但“不反欧”，打造“共同的欧洲”是他们的既定国策，只要老欧洲不再做对不起新欧洲的事情，毕竟“美国这个远亲不如欧洲的近邻”。他们认为这是保持地缘政治稳定与安全的保障，与西欧一体化不仅是基于文化的考虑，也有政治经济上需求。如果不这样，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毫无保障。东边的俄罗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两大武器，随时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向外寻找新的安全保护伞和支撑力，而民众对加入北约的积极性之高还超过政府。第二步是在欧洲之外把宝押在美国身上。在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下，波、捷、匈、斯这些第一方阵的国家都表现得很“亲美”，匈牙利为要求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反导系统和雷达站而与波兰、捷克展开竞争。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实用主义”的现实考虑也是重要因素。
中欧这些国家的主流社会认为，他们是小民族，而小民族有一种世界性、普世性，现在西欧是稳定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与中欧又有一致性，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内人”，向西靠的结果一定会强于原来在苏联体制之下。就连匈牙利社工党总书记卡达尔在政治遗言中也说，趁着苏联力量削弱，要不失时机地加紧完成回归母体的愿望。东欧各国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民主化浪潮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所以有心理贮备。与独联体国家“从天而降”的民主化完全不同，独联体中一些国家，例如中亚诸国的情况是“被民主化”，本来民族精英并没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但是老大哥不管兄弟们了，解散了队伍，不自谋出路不行了。于是中亚那些国家稀里糊涂地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旦尝到了“自己做皇帝”的甜头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中亚的民主化很不成功，但回归“苏联”之心却不会再有。
哈维尔是最早呼吁欧洲政治联合的人之一。他把“欧洲”分成三层含义：第一层面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是出于同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认同；第二层面是民主国家组成的欧洲，既非共产党国家共同体，也反对极权统治的政治认同；第三个层面是超出政治联合更高的境界，亦即精神层面的认同，他期盼欧洲能够实现“同一个欧洲”的价值联合，从根本上避免民族间的敌对与战争，将欧洲带入主权共用的超级民主新阶段。在他看来，欧洲联合的成功，绝非仅仅做到单一的欧洲市场体系，更重要的是欧洲要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为基准建立一套超国家、超民族的法制规范认同。只有发展出“一套共享的价值和准则”，建立一种多元文明的底线，“允许每一种文明作为自身的存在”，才能消除“不同文化特质的斗争”，使处在大国对峙前沿地带的小国安心地与之和谐共处。
历史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
具有“历史感”是这些小民族的另一个特点。首先，她们的历史很悠久，不管是阿提拉建国还是大摩拉维亚公国，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都是祖上曾经辉煌过的国家；其次她们的民族抗争精神值得钦佩；第三，东欧跨越了好几个断层带：宗教断层、东西方基督教的界限——“乌克兰”（原意为“边疆”，在斯拉夫语言中它不仅指今天的乌克兰这个国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前哨；政治断层和帝国断层，那片土地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区域，几大势力的对抗从未停止过。曾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全球犹太人的50%在东欧。东欧在东西关系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亚当·米奇尼克在《我们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和《灰色是美丽的》文章中说，我们是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的小国，我们的文化中有某种历史的密码，民族的传统和我们苦难的境遇有一种生理的联系，历史以它难以消除的方式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理念。哈维尔也说，小民族的王牌在于它没有帝国性，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宽容的天然同盟，我们是“无王气而有贵气，无霸气而有灵气的国家”。在中欧人看来，历史对大国可能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或者用来炫耀的资本，但是对被大国欺压的小国来说，历史是他们存在价值的全过程，这里面既有对亡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有渴望自由发展的追求，更有得到尊重认同的心理。
在东欧，到处可见历史人物的雕像和历史事件纪念碑，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而不仅是碑刻上的一个名字，需要以现场感不断警示人们：历史并没有远去。具有沉重历史感的民族一直具有强烈的悲剧情怀，他们纪念历史的方式也与其他民族有很大不同。在中国，人们更愿意展示辉煌胜利，而在他们那里却强调揭示民族抗争悲壮、痛苦和失败的历史。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到处可以看到军事战败、抗争殉难和英勇牺牲的纪念碑，以至于这些国家的国歌听起来都充满了悲壮感。匈牙利的国歌有一句话：“过去、未来的一切罪，已经赎罪到底”，以玛祖卡旋律谱写波兰国歌更是回肠荡气——“波兰与我们同在，波兰不会灭亡！”每个波兰人面对强敌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我们不会屈服！”（Nie damy sie!）即便牺牲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回报，他们仍然会为了自由前赴后继。
中国的一些外交人员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不甚了解，总认为前东欧诸国是镶嵌进大国里面的碎片文化，是一战以后在凡尔赛体系下建立的一批年轻国家，是看西欧脸色行事的国家，只要搞定了西欧，就不愁“东欧”这些跟屁虫小国不会跟上。强调西欧忽略东欧触犯了他们的自尊心，甚至我们在国际场合仍然习惯于张口闭口“东欧”这个令他们反感的词，这在国际关系上都是非常失策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