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崛起”口号的意义
最近，和平崛起的口号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准确地阐释和平崛起的内涵与意义对于理清中国的发展思路、廓清外界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解十分重要。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斗的重要目标。自从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屈辱的地位，以平等的姿态列入世界民族之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与开放，其直接目标就是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这种发展目标如果是由一个小国提出并实现，往往只对本国的政治与经济具有意义。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巨大，由于中国是为数不多具有独特原生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然具有全局性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现存的国际权力秩序，这种状况就是所谓“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崛起”总是和大国相联系的。一个小国可以相当富裕发达，但无法对地区或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只有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其经济、科技与军事的发展才可能具有崛起的意义。
由于中国的崛起潜在地具有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格局的意涵，对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有诸多疑虑。一方面，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会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戒心。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其军事与科技实力远远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希望维持这种格局，而且希望更进一步发展，追求美国对全球事务更大的主导，实现新的帝国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希望阻止任何国家发展出制衡美国的军事能力。中国由于广土众民与悠久文明，显然具有制衡美国的潜力――尽管仅仅是潜力，美国不少政治人物于是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以及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国家也会对中国的崛起有某种疑虑。
中国在这种状况下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有相当重要一定的意义。
第一，这一口号标志着我国在发展目标上采取了更加现实、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则。如果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作一番简单回顾，那么，这一口号的转折意义会十分清楚。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对外战略既有国家利益的目标，也有意识形态的目标。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并不总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致富成为关注的核心。今天，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标志着国家的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全面提高国力。
第二，这一口号也宣示了中国实现崛起目标的方式与行为原则。在世界政治的传统中，实力政治一直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大国之间地位的消长、某些大国的崛起与衰亡必然意味着原有国际秩序格局、利益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中国宣布“和平崛起”标志着中国摒弃旧的崛起模式，而以和平崛起作为基本奋斗目标。我以为，这里的“和平”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崛起不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发展基本秩序的维护者与受益者。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以追求领土的扩张或根本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第二，中国以和平作为基本国策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是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不少外国评论者可能认为这种和平口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自我声称的，不具有实质意涵。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追求和平崛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两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大国，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内向型的文化；第二，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与基本的资源条件，这与近代某些资源缺乏型国家的崛起有明显区别。
二、和平崛起与国内发展战略
但是，必须看到，和平崛起只是我们自己的善良愿望。事实上，我国在崛起过程中会遇到巨大的遏制力量。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现在面临相当复杂甚至险峻的国际环境，国家的统一与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如果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缺乏足够的意志与能力去应对，我们就不仅无法崛起，甚至在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方面出现重大问题。
更令人焦虑的是，面对这些影响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险峻的国际环境，国内许多人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乐观主义心态，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对我们面临的安全危机视而不见。这种状况体现在对我国发展战略的思考上，知识界的主流表现出惊人的内向化倾向。如果对目前知识界主流话语进行某种概括的话，最主要的话语似乎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促进自由贸易融入全球化体制。就前者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口号是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法，主张公平也是硬道理。他们希望宁愿将发展速度降下来，也要追求社会平等。就后者而言，许多人憧憬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知识界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近年来有巨大影响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经济决定政治。所有政治问题都是由经济利益引发的，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经济来解决。
以这种心态为基础的发展观恐怕难以实现崛起。崛起在本质上意味着国力的增强，用西方政治学惯常的术语来表述，意味着国家“权力”（power）的提升。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权力意味着国家有能力、有意志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的口号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而且必然要求国内发展战略的变化。如果套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概念来表述的话，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从从经济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
按照韦伯的说法，经济民族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经济民族最明显所表现是醉心于“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将民族的目标，包括政治目标，化约为经济目标。这有几方面的含义。
第一，在制定经济乃至国家对外政策时忘掉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而追求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经济”方法区别于“政治”方法的根本之处在于，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普遍主义的，跨民族的，而政治则与某种特殊的族群相关，在现代社会就是与民族国家相关。政治在本质上关乎生存，尤其是民族国家在竞争中的生存，生存的前提是民族国家具有维护生存的“权力”。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因此，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首先意味着这个民族有意志与能力将民族的政治目标置于首位，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服务于或从属于政治目标。尽管经济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是超越民族国家国界的，但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却必须是有国界的。当然，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并非主张国家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阻碍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而是意味着经济政策最终必须服务于国家安全考量。
从经济的方法考虑问题的第二种含义是简单地将经济的繁荣等同于国家的强大，等同于国家在竞争中的权力。历史向我们昭示，在不同国家的生存竞争中，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并非总是在政治上具有权力与生存优势。经济与政治尽管有密切联系，但二者有实质的不同：政治考虑的是生存能力问题，经济考虑的是物质财富问题。物质财富的增加当然有利于生存，但物质财富不等于生存的全部内涵。一个成熟的国家必须在财富的增加与安全能力增加之间取得平衡，一定要有意志、有能力将一部分财富转换为保卫自己安全的能力。这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政治上不成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考虑国家政策时过分伦理化，以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方式，试图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一种平等博爱正义的秩序，而忘记了民族生存这一非常核心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理论界这方面的呼声十分强烈，不少人主张国家更多地把实现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国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实现社会公平上，为了实现公平，宁可将发展的速度降低一些。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这种模式有令人神往之处。但是，不幸的是，我国面临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甚至可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不仅我们这一代的安全，而且包括子孙后代的安全，我们必须把握目前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有时为了发展，不得不忍受暂时的不公平，暂时的吃苦。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应该有能力审时度势，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许多政策考量必须依据我们面临的环境来做出。抽象地谈论公平是硬道理是毫无意义的。
总之，将“和平崛起”作为战略目标必然要求国内发展战略的转型。这就是说，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政策优先性的排序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将国家安全与崛起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体现在具体政策上，这至少意味着，第一，在资源配置上，将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安全保障能力置于首要地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首先依赖于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一个在安全上存在巨大隐患的国家无法期望可持续发展，也无法期望实现社会公正、追求以人为本的理想。第二，与资源配置相关，还有一个意志问题。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崛起，端视这个国家是否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将经济、文化、社会诸政策纳入崛起的大目标之下，以崛起的标准，亦即政治的标准，衡量其他政策。这就意味着，有些经济与社会政策，尽管暂时可能为某些人带来某些利益，但在根本上有损于崛起的大目标，对这些政策必须忍痛割爱。
三、和平崛起与政治发展
和平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而且也与政治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这两个问题。
和平崛起既包含了民族主义理念，包含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主张，同时，它也具有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因素，这就是“和平”方式的选择。如果只谈崛起，不谈“和平”的方式，那么，这种崛起就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戒惧。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用几句话讲清楚。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扩大的自我，是大我。它用民族认同作为动员大众的手段，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
许多人在评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与革命时往往强调民族主义的巨大动员力量，将中国革命化约为民族主义革命。这是对中国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实践的重大误解。中国作为具有大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主义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关键动力。即使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张中，除了民族与国家利益之外，都有对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理想的追求。
今天，中国在追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不能作为立国之本。民族主义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凝聚内部的力量、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民族主义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它将大我的价值与目标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与目标。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的目标，她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这种国家的崛起必然是一种强权的、非和平的崛起，而且最终必然是短命的崛起。
真正能够崛起的大国一定要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行为准则。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在追求世界和平与正义目标时也提出许多令人尊重的原则。所有这些都可以加以提炼，凝聚在“和平”崛起这一个大口号下。这样，中国的崛起才可以被中国以外的人们视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力量，视为值得欢迎的事情。
此外，历史发展到今天，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必须伴随着国内的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适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方式不断扩大民主参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民主化的实现不仅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集合民族的意志，而且也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更大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化也是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