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了吗？
这一质疑之声，自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社会后便在海内外不绝于耳。2009年，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家彭轲（Frank Pieke）在《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一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这被认为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他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
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主要学术方向包括：现代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
日前，彭轲在荷兰莱顿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
一、党校：看得见的“共产党”
政见CNPolitics《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主要基于2004-2008年间在云南地区党校的调研，为什么会选择党校作为研究对象？
彭轲实话说，党校本身并不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但它是我开展共产党研究的起步点。我对共产党的兴趣由来已久——要研究当代中国，你不可能绕过共产党。但是，这个研究课题非常困难：“谁是共产党？”“共产党在哪里？”尽管共产党是无所不在的，但“共产党”本身并不是一个可视的、可触摸的客体存在。
在我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党校”：在这里，一群跟共产党有关的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培训、甚至喝酒，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共产党”。这些精英干部包括公务员、教授、国企高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党校学员，而不是其他。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然后我决定，好，我要来研究党校。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了研究之后发现，党校并不是开展干部培训的唯一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司的入职培训，甚至是出国游学等都是干部培训的方式。
政见CNPolitics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校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它现在的职能跟那个时候有变化吗？
彭轲在历史上，党校其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系统化和规范化。它在80年代至90年代时才逐渐变成一个正规完善的培训系统，而那之前它的定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清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共产党规定每个县、每个省都得有相应规格的党校，但是它们做了什么呢？我在共产党的年鉴中看到，它们那个时候是非常随机的。比如说，中央决定发起一个政治运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它们就培训很多人来学习这个运动相关的知识、然后参与运动。这种培训基本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运动，比较随机。
那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比如干部每隔五年需要培训一次，或者干部在升职之前必须接受培训——这些都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这时党校才开始变成一个行政机构。这让我有点惊讶，此前我一直以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党校应该处在政党和权力的中心。
政见CNPolitics这本书格外关注1992年以后的中国变革，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哪里？
彭轲90年代以后的中国很特殊：整个社会开始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实现了迅速增长。但又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国家建设和党政建设迅速变革的时期。1992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这些关于党校的研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不为人知的：人们隐隐感觉到，政府从人们手中征收的税，被部分地用于党政建设，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每一块钱是怎么样被花出去的。
那个时候，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结论。这两者也是非常符号化的概念：它们看起来是对峙着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对峙要多得多。现在人们会说，哦，当然。但是当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说，哦，共产党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嗯？共产党看起来竟然发展得还不错，怎么回事呢这是？……哈，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研究共产党吧！于是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共产党的书，来将共产党概念化。
但是，它们并没有研究真正地揭示，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共产党是怎么花钱的；它在组织内部建设着些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建设的？将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来研究，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共产党并不能完全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包含了很多的内部复杂性。共产党内部有着怎样的发展动态？共产党不喜欢什么？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加入了共产党后，他们被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拥有自由？
很多中国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他们会说，共产党很强大，很富有，但是也很没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公民社会、互联网、现代艺术、文学——所有这些与“自由”“现代”相关的东西。而“党”似乎只存在于过去，谈论“党”的人仿佛来自“石器时代”，他们可能将被历史的潮流淘汰。很多人也许想要利用共产党，但很少有人想要去真正了解共产党。
政见CNPolitics你曾经提到，相比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责任感较弱、集体感淡薄。而中共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倾向，你怎么看？这是否有所矛盾？
彭轲共产党并不是只培训已经存在的干部，它也采用了新的方法招纳年轻人。在招纳新成员的时候，招收初级党员和招收干部职位，是完全两回事。招收干部职位的体制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可以通过招聘考试系统来选拔：首先发布招聘广告，人们可以报考，优秀的申请人会被纳入共产党的人才库，日后当党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直接选拔人才。这也是从体制内部更新共产党血液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跟人才库中的一些人进行交谈，非常的有意思。比如有一个人，他的阶级成分非常“不好”：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官员，文革期间整个家族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但是现在，他作为当地博物馆的馆长，通过了考试后，被招进了人才库。这表示，他不仅可以担任文职，也可以担任更为重要的政治职务。这提醒了我，共产党的人才库之中其实包含了背景完全不同背景的人。那些过去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人，现在通过常规的方式也可以进入体制。这实际上体现了共产党在有意识地进行自由的管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会在今后的仕途中一帆风顺，也许到达政治巅峰对他们来说会有些困难。但不可争辩的是，他们现在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以及，如果现在你走到县里乡里去跟人们聊天，会发现这些基层干部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我不觉得这种改变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它们是被共产党有意识地训练出来的。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干部培训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原来互不认识的干部，形成一个新的网络”，这对行政体制起到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但是，这同时也滋生了裙带关系增大了腐败的风险。从你的研究来看，共产党是否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平衡这两者？
彭轲“不要腐败”——党校学员几乎每天、每节课都会听到这句话。这几乎是所有干部培训的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腐败会让自己受伤，让党受伤，让国家和社会都受伤。但是如果你真的跟干部们面对面聊天，他们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课上学到的东西——包括关于反腐败的训诫、礼仪的培训、理论知识的习得——而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这本身就有一个矛盾存在：共产党开办党校的结果，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让干部们彼此变得更熟悉，也意味着更高的腐败风险；但同时，它也在强调，你们得遵纪守法不要腐败。
政见CNPolitics2011年开始，培训官员道德被写进党校，中组部也提出要把“道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你认为官员道德是可以进行培训习得的吗？这是否真的有助于防治腐败？
彭轲这种培训没有意义。一个常识性的误解是，尽管党试图在课堂上教授道德，但人们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培训而变得更有道德。人们可以精心准备通过党的考试，或者写很多关于道德的文章，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得更有道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党在不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时，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党的内部，不道德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党不只教授人们技能，也培训人们的道德，这个事实让我有点惊讶。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毛左的遗留物。如果在毛时代，人们也许会相信，通过培训教化可以把人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但这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很少了。在党校中，这一理念仍然存在，但是呢，除了“存在”这个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了。要怎样让学员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实没有好的办法，于是共产党不得不相信，它们就是存在着的。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信念，整个系统都会失去合法性。
跟这些干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
但我也在问一个问题：这有关系吗？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证明他们是在将理念付诸实践、并且真正有效地，这也许已经就足够了。
政见CNPolitics你的调查过程中，是否曾经遇到过现实中和理念上都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彭轲有一些。但很快我就发现，相比于那些只在现实中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往往更具有批判性。一旦他们相信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但又同时看到了现实里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会很快失望，批判，变得愤世嫉俗。这里面的逻辑是：他们批判，是因为他们还相信着。而那些仅仅在现实中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很少批判，他们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践行着他们被告知去做的事情，并且在实践上尽可能地完善。
如果我处在统治阶级的位置上，我也愿意拥有更多的“现实中的信仰者”，而不是那些由于对社会主义抱有过度幻想而心碎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点麻烦。这类人不只是指左派，可以变成任何派。只要人们真正地相信着什么，要掌控管理他们总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总是遵照着领导的吩咐去做事，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处在掌控位置上的人不是领导，而是他们自己。
二、“新社会主义”：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中共关于干部领袖气质的培训不只针对知识储备和意识形态，也包括说话的礼仪、写作、吃饭、喝酒，等等。近年来，在国外也出现了为中国服务的干部培训项目，中共的干部培训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党培训，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彭轲就我的了解来看，西方的政治体制跟中国是不可比较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在西方的体制中，也有类似的干部培训，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它也灌输意识形态，只不过会以更加含蓄的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课程之中。但是政党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以各自的意识形态，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并提供这个群体特定的归属感。群体里的人们因为某些共同利益而感到彼此联结。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西方政党也许更加地自持：因为在西方的系统中，政党并不是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组织，而更多是一个用于争权的工具，帮助特定的群体去赢得竞选。它本身不去统治，而是培养那些可以统治国家的政治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参与到了统治中，但这并不是它的核心职能，它的核心职能是组织竞选，然后赢得竞选。
政见CNPolitics你怎样看待所谓的“西方民主制”？你觉得它适合中国现实吗？
彭轲首先，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需要在近期考虑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变成西方民主制，并且个人来说，我自己并不相信西方民主制。从源头上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一个弱点是，它并不能证明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最理想的权力执行者。那些操纵着国家运行的人，并非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赢得竞选，让他们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适合管理国家。因此，很多的西方国家是被那些不够称职的人掌握着，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他们擅长竞选，却并不一定擅长管理。
西方民主当然也有好处，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如果你非常不喜欢当下的执政党，你有方式可以逃离它；第二，它建立了政府问责制，因此你有方式可以监督这个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政府。西方民主制本身，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它建立起来这两个规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方式来取代西方民主制，同时它可以把这两个规则囊括进去，那也未尝不可。
政见CNPolitics这本书中，你透过改革时期党校干部培训来审视中国共产党更高层面上的国家治理策略，并将这种治国方略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这个理论的创新之处在哪些方面？
彭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governmental discourse and strategy）。列宁主义语境下的政党体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加强它自身的力量，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因此我使用了“新”（neo）：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体制也提供合意的政策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因而它们二者都得到迅速发展。“新社会主义”在这里还强调，这个执政党可以是共产主义政党。
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利用市场经济来加强它自身，这不仅是指它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挣钱，还包括利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进行内部管理。在关于干部培训的调查中我有一个发现，越来越多的党校通过外包的形式，让党外的市场化机构来提供这些课程。党自身也正在变得“市场化”，这是很可爱的。这说明了，在组织管理的层面上，市场经济与党组织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党校是权力崇拜和精英崇拜的一个根源。近些年，中国的政治精英组成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会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轲首先你得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共产党始终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组织，或者说，有精英化倾向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一直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他也就是说说而已。这还不只是毛的观点，它最早来自于列宁。列宁说，革命需要由高级的人（advanced people）来发起，比如说精英或者革命家，而不是底层人民。这有时候会让我怀疑，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因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个观点使列宁主义在党政建设中变得非常实用。党员们会认为，我们是精英，是最优秀的人；因此我们所相信的，就是即将会发生的；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愚蠢的，是敌人。现在，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仍然广泛流传着这种“精英主义”：我们之所以能够掌握着统治权是因为我们足够优秀，因此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我们管理着社会，领导着社会，我们几乎就是这个社会。
政见CNPolitics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而优则仕”，直到今天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聪明的中国人多会选择从政，而不是从商、从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彭轲在我的调研中，很多干部这样描述他们从政的原因：薪水不差，工作规律，而且会稳步地越变越好。当然他们不会说，从政意味着潜在的腐败机会。实际上，即使你不打算全职从政，你只是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你最好也要有政府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从政和从商之间是否可以自由地转换呢？我其实很想看到一些基于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去探讨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不只是从商，也包括其他专业度更高的职业。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在政府、国有企业、教育机构、律师事务所、商人等职业中，是否有可能在不同的机构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不同职业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门槛？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他先成为了党员干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好方式，一些年之后他下海经商。我非常想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发生：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同的职位市场。
这在欧洲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就常识而言，人们只是感觉，一旦进入了体制，就很难再全身而退；或者是如果你先从事了其他的工作，很晚才进入体制，你的政治生涯一般不会走得很远。这意味着，这些职业是分化得非常严重的。如果被数据证明，这种自由出入是很少发生的，那其实意味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职能了。党和国家的雇员会认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事着一种行业，而会给这个行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三、中国社会并不真正存在左右之分
政见CNPolitics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彭轲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的主要职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特殊性然后赋予意义。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大多数都看起来非常没劲，它们只作为社会的大布景存在，没有人会愿意进行二次思考，但实际上它们很重要。
人类学家就是很习惯于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党校，看起来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存在，但是当你真正地走入这个系统内部，你学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而已。
而政治学就不一样了，政治学家们总是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吸引眼球的事物。人类学家会说，去吧伙计，这些无聊的事物就让我来研究。
政见CNPolitics在中国的语境下，你愿意被归为左派还是右派？
彭轲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的左右之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其实很难把它们放入到西方民主体制中划分的“左右”系统里。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党员，我可能不会试图从外部去推翻共产党，而是会利用我的党员身份，去尽我所能地做点事情。我不是在说我拥护共产党。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党已经在这里了，你能做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机会尽可能地做点事情，为你自己、也为这个社会。这不是对青年的建议，只是我个人而言这样考虑而已。
共产党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当然也不是敌人。这些年我变得对中国共产党比以前更加批判了，我更喜欢早些年的中国，大概从2000年到2007年，那是中国最自由的时候。但是现在，党管得太多。
作者彭轲(Frank N. Pieke)为英国牛津大学人类社会学系教授，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